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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文的目的是一般性地研究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称谓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实践，考察它们的共同属性；探讨共产主义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类典型现象，种种典型行为出现的系统机制，非偶然性，与共产主义基本理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展望共产主义实践的发展前景、前途与归宿。

文章第一部分给共产主义作出了简明定义。在本文中，它指包含多个发展阶段的广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各种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实践的统称。它（语义上）包含共产主义最高阶段，但并不专指这一阶段。

作为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或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在本文研究范畴之内，并都适用本文对共产主义所作的一般性的论述和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特色社会主义也同样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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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产主义对人的具体影响和改变

4.2 共产主义摧残人自我保障，自我救济，自主发展的能力
 
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为社会成员提供保障和救济，社会更有责任保全社会成员保障和救济的自我能力。社会性的保障和救济是自我保障，自我救济的补充和后备手段，用于自我能力欠缺者，用在人自我能力不足之时，无论社会保障和救济机制如何完善，也不能要求人们放弃自我保障，自我救济的能力和手段。

同样，社会有责任保障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获得尽可能公平的发展机会和上升渠道，但这种机制应在不堵塞人们自我发展空间和自主上升渠道的前提下加以建设。因为社会机制只是人们自我发展和自主提升的助益、丰富，协调和平衡，而不是替代物。藉任何借口，剥夺、破坏或削弱人的自我保障能力，自我救济能力，自主发展能力，都是非常荒谬，非常险恶的。

公有制带来了一系统直接恶果。它使民间财富、资源极度贫乏，它使民众的生存、生产、生活重度依赖于公有权力系统的支配和控制；直接或间接为公权力卖身、效力，成为最主流的发展上升渠道，不依附公有权力系统，不与其合谋，几乎便不可能舒适、满足、富裕和成功。

公有制使最广大数目的社会成员置身听命于人的生活；他们挣扎在窄狭、逼仄的生存空间之中，为生计疲于奔命；他们被动地苟活，窘迫，艰辛，自顾不暇，对救助他人力不从心；他们激烈地竞争残存于民间的有限财富和资源，经常不得不互害以使自已得利或免受损失；在公有体系内求得卖身效力的有利位子，获得特权，领取高等级的奖赏和恩赐是提高、改善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大大小小的成功人士们以既得利益者自居，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公有体制，不由自主地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参与制造他人苦难，也制造彼此不可预知的不幸。

共产主义是艰难困顿的社会，是人际温暖互助贫乏的社会，是无所谓是非，无所谓情操，唯利是图，互虐互害，危机四伏的社会。
 
公有体系剥夺了民众生存、生产、生活尤关的一系列基本选择权，高度一元化地封锁、控制民众获取资讯、信息的渠道，剥夺了他们自由、透明的知情权。共产主义的设计理念决定了它无视民众意愿，淡漠民众生命的制度特性。没有自主、自愿可言的广大民众只是公有体系役使的工具，他们难以趋利避害，难以自救、互救，生命脆弱不堪，频繁地沦为自然灾难，人为灾难的祭品。

有意地制造灾难，或不经意地酿成灾难，是共产制度的不治之症。共产主义使人类的灾难前所未有地密集和惨烈。一般说来，灾难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人性的政策因素通常是灾难未能避免，未能减轻，未能在小范围内得到控制的根本原因，灾难规模越大，越是惨烈，共产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就越显著和突出。频频发生的灾难是对共产主义反人类罪恶的一再暴露和警示。在崩溃，毁灭之前，共产主义无法减少，减轻灾难；但共产主义有足够的能力封锁灾难，控制真相的传播，一次次把灾难变为共产宣传秀的舞台或道具，营造感动和大爱，然后，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1959~1961 （或1958~1961）大饥荒，1976和2008大地震，1975~1979红色高棉大屠杀是最典型的共产灾难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