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餐又称高价饭，顾名思义就是到饭店花大价钱吃饭。这是中国大陆于1961年到1962年间出现的奇特事物，其缘由还要从1958年说起。

当时毛泽东头脑发热，想在15年里赶英超美。于是他搞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结果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油水更是没有，因饥饿而死者众。现在6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当时城里每个成年人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只有区区二十多斤，每天连一斤都不到，真可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珍贵”。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回忆他饿得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他只能靠喝水来“充饥”，因此小便特别多，一晚上要起来七、八次。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得益于吃了许多蚂蚱。夏秋之际，田里有许多蚂蚱，他捉了就放到信封里。待有了七、八只就把信封放在火上烤，信封烤焦了，蚂蚱也熟了。他把蚂蚱放到嘴里，一嚼冒出一股极苦的绿色液体，但是为了填饱肚子活命，他顾不上恶心与苦，嚼嚼咽下肚去。

或许有人会问，肚子饿不能去饭店买饭吃吗？那时去饭店吃饭不但要付钱，更重要的是要付粮票，要是饭店克扣斤两，那可就惨了。从饭店方面来说，开业离不开鱼肉蛋菜，可是上级的供应量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于是许多饭店只能卖馒头和米饭，靠回收的粮票来维持不关张而已。

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至此，毛泽东束手无策了。他不得不把被他称为党内右派、被他长期冷落的陈云请出来收拾残局。饭店卖高价餐就是陈云想出来的办法之一。具体来说，就是从国库拨给饭店粮食和鱼肉蛋菜，让饭店能正常开业。食客来吃饭不必付粮票，这是最吸引人之处，然而饭菜的价格却贵好几倍。这就是高价餐的由来。不过不是所有的饭店都能经营高价餐，有权经营的，每个城市不过只有几家，而且其经营方式各有特色。

有的饭店经营的是高档次的高价餐。著名作家王蒙回忆道，1961年春节是最缺吃的一个春节，他狠了狠心，花了50元钱，与妻子在北京西四的“同和居”鲁菜馆，吃了一顿高价餐。那天的菜式，有焦熘肉片、干烤黄鱼、黄瓜肉片汤等，含肉量较多，还有大米饭和小花卷。王蒙当时的工资每月80余元，夫妇俩一顿饭竟花了他半个月工资。这样的高价餐连王蒙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只能偶尔为之。

有的饭店经营比较平民化的高价餐，每人每餐人民币5元。虽说有四菜一汤，但菜式很一般；不但菜的量少，含肉量更少。食客们把饭、菜、汤如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还是不觉得饱。意犹未尽之余，就顾不得斯文，端起菜盘，伸出舌头去舔，直到把每个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一群人在饭店里纷纷捧着盘子狂舔，这种叫花子形象真是既可笑又可悲。当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大约是45元，吃一顿这样的高价餐花5元，也就是说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吃10顿半饥不饱的高价餐。

既然5元的高价餐吃不饱，而50元的高价餐又吃不起，有的饭店就推出了处于二者之间的高价餐，每人每餐10元，可以保证吃饱。那时笔者家住沈阳，附近就有一家这样的饭店。第一道上桌的是糯米八宝饭；第二道是青椒炒土豆丝，加两个大馒头；第三道是肉末麻婆豆腐，同样加两个大馒头；第四道是土豆烧牛肉，还是加两个大馒头；如此等等。总之越往后面，菜式就越精彩，含肉量也越多；菜谱的最后一道，竟是令人垂涎欲滴的清蒸全鸡一只。

不过到这一类高价饭店吃饭，必须要遵守两条规定，一是必须按照规定的上菜顺序来进餐，只有把一大碗糯米八宝饭吃完，才能上青椒炒土豆丝及两个大馒头，再吃完了才能接着上第三道菜；以此类推。到哪一道菜吃不动了，用餐就此结束。于是有的食客想，那我就慢慢吃，从中午拖到晚上，拖几个小时待肚子饿了再吃。不行，饭店的第二条规定在等着：那就是用餐时间只限一小时，到时候必须走人。

在吃这种高价餐之前，许多食客发誓要“过五关斩六将”，不吃到清蒸全鸡誓不罢休。为此他们各显神通早做准备：有人从前一天起就不吃饭饿着；有人进饭店前吃泻药把肠子排空；还有的人站着吃，边吃边跳。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增加肚子容量，尽量多吃些、吃到下一道菜。不过据饭店的人讲，那一大碗糯米八宝饭、两个大馒头和青椒炒土豆丝就把许多人撑饱了，能吃到麻婆豆腐的已经很少，有能力吃到土豆烧牛肉的更是凤毛麟角，而能达到清蒸全鸡这个光辉顶峰的食客，从来就没有过，人们只能饱饱眼福而已。

陈云想出的这个高价餐，在当时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一来可以让一部分有余钱的人吃上几顿饱饭，价钱虽高，但“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总比挨饿强。二来让饭店得以继续开张，把市场搞得繁荣些。三来通过卖高价饭回笼了大量货币，搞活了经济。进入196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摆脱了困境逐渐好转，居民的鱼肉蛋菜配给量增加了不少。随着饭店菜肴价格的回落，高价餐就此走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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