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 变 一 生 的 出 走

许多人都有离家出走的经历，太太就给我讲过她小时候的故事。为了什么事同爹妈怄气已经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一气之下夺门而出。不过没跑多远她就后悔了，可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家服输；于是就到离家不远的土坡上，躲在一棵树后面。眼看着爹妈去房前屋后一个个邻居家，遍寻无果急得不行；她先是感到出了口气，后来却心有不忍。于是她慢悠悠从树后面现身，故意让爹妈看到。时年十一、二岁的太太的离家出走，距离不过二、三十米，时间不过两、三小时。

这种小女生式的离家出走，身为小男子汉的我，自然是不屑去玩的。离家出走要么不玩，要玩就玩大的，距离以千里计，时间则以年计；这就是1961年我十五岁时的故事。那时我家在东北沈阳，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我读高中一年级，还有个五岁的弟弟。在旁人看来我是幸福的，为什么还要离家出走？这就要从家里和家外两方面来讲了。

从家里来说，多数人都是在母亲的爱抚下长大的，可是我的生母在我仅仅一岁四个月时就因病去世了。我八岁那年，父亲娶了继母，她与父亲在同一个医学院任教。继母戴着秀朗架眼镜，白净的脸庞，淡淡的眉毛，一望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

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爱丈夫的妻子，也应当爱他所爱的继子女；爱父亲的儿女，也应当爱他所爱的继母。”托尔斯泰的话当然是对的，可做起来并不容易。在继母那方面，要她如同对待她的亲生儿子那样来待我，是勉为其难的。而在年幼的我看来，继母是“鸠占鹊巢”，取代了我生母的正统地位。后来我认识到这种想法是幼稚的，然而同继母之间仍有无形的隔阂。我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于是就产生了离家的想法。

然而，促使我出走的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家外大环境。1961年正值大饥荒，农村里饿死的人以千万计；城里人也饥肠辘辘。我们开学时领取在校证明，交到粮站可以吃中学生的粮食定量。然而没多久，课堂里渐渐稀稀落落；许多学生领了在校证明就不再露面，他们吃不饱无心向学，忙着四下里找吃的。对此教育局规定每节课都要点名，不缺课才能吃中学生粮食定量。但是此举管得住逃学学生的脚，却管不住心。他们聚在教室后面，甚至背对着老师，围着火炉闲聊。老师在台上照本宣科形势如何大好，学生却在下面唱反调：“形势好是好，就是吃不饱。”老师无言以对，只得听之任之。像我这样认真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更有甚者我们还下乡两个月，美其名曰“支援农业”，其实就是由于农村的青壮年逃荒去了，就让我们去帮老弱病残干活。

眼见得在沈阳已无法专心学习，教学质量无从谈起，我自然想去教育水平较高的上海。我的计划很简单：投奔生母的母亲，就是我的外婆，再找所学校上学。为此我省下零花钱，仔细研究了沈阳至上海的铁路交通。

暑假期间，父亲与继母恰好出差。天赐良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把策划许久的离家出走付诸行动，先到学校开转学证明，到派出所开转户口证明，又到粮站开转粮油关系证明，再把自己的衣服和课本装到大袋子里，扛起袋子直奔沈阳火车站。为了省钱我乘慢车，在天津、济南、南京转了三次车，行程约三千里，终于到达上海。

我向外婆倾诉内心的痛苦，想从妈妈的妈妈那里体味母爱的温暖。外婆却说：“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能报上户口吗？没有户口连饭都没得吃，还怎么上学？”外婆的话让满怀希望的我，感到如同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可我心有不甘，第二天来到威海路派出所。谁知道刚把转户口证明递上去，里面的人看都不看就扔了出来，轻蔑地说：“这年头想把外地户口转成上海市区户口？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我的离家出走碰了个大钉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外婆不收留。对于外婆来说，女儿已经故世十多年；如果女婿没有再婚，照顾外孙顺理成章。然而女婿既已重组家庭，那么再接纳外孙就是多管闲事，尤其我是离家出走的，外婆当然更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实行不久的户口制度。这个备受诟病的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最主要是分成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的民众吃粮靠自己种，而非农业户口的民众吃粮由政府供应；由“农”转“非”难如登天。即使同为非农业户口，也有城镇、县城、小城市和大城市的由低到高的差别；金字塔的顶端是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由高迁低易，由低迁高难。我这个半点背景都没有的毛头小子，想把户口迁到金字塔顶端，如同痴人说梦。就算外婆收留，我也绝无可能报进上海市区户口。

此时的我，处于进退两难：外婆家进不了，回沈阳又不甘心。正当此时，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念头：派出所说我进不了市区，可没说进不了郊区。我的故乡是上海市松江县，松江二中是市重点中学，也是寄宿学校。如果能转学到该校，那么户口和住地两个难题都解决了。接待我的是教导主任孙承谟，看了我在沈阳的成绩单，他说：“成绩还不错，不过各个学校教学质量不同，要经过考试，才能决定同不同意你转学。”

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我就抓紧复习功课。正在此时，老爸从沈阳赶来了。原来他发现我擅自离家出走，心急如焚。他料定我会投奔外婆，就追到上海，再追到松江。看到我正在全力以赴地复习，老爸没有过多责备我的离家出走，也没有勒令我随他回沈阳。实际上他对沈阳的教学质量也很担心，觉得如果我能进入松江二中，倒不失为好事。老爸的态度让我更有信心，几天后考了五门课：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和化学。

再去见孙教导，他看着批好的卷子，皱起眉头摇摇头说：“不行啊，你有些题目没有做，怎么好收你呢？”我感到多半没希望了，但又不甘心，就鼓起勇气说：“沈阳那所学校一个学期下乡劳动两个月，许多课都没教完，所以有些题目我不会做。不过您看，凡是做了的题目都是对的。”孙教导把卷子又翻阅一遍，皱起的眉头松开了，点头说：“倒也是。”他沉思片刻说：“好，同意你先试读，一学期后如果成绩赶上，再转成正式学生。不过你是外地来的，要去派出所报进户口，学校才能收你。”

老爸陪我去松江县城东派出所，他认为沈阳是全国第四大城市，户口迁到县城，应该不成问题。谁知派出所民警说：“你迁户口是为转学，那么二中收你吗？只有学校接收，才能让你报户口。”听了此言我头皮发麻：学校说必须先迁入户口才能转学；而派出所说必须先转学才能迁入户口；这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方程吗？生姜还是老的辣，老爸在这关键时刻开了腔，他语气肯定地说：“我儿子考试合格，二中同意接收，就是学校让我们来报户口的。”民警听老爸说得肯定，没再深究就办了手续。我怕夜长梦多，拿了派出所的证明立即返校，顺利入了学。

我在松江二中学习勤奋，1963年毕业考进南京大学。那年头的中国大陆，一百个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仅只一人；考进大学，也算是“金榜题名”了。上大学前我回了趟沈阳，离家出走三千里历时两年，至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有位作家说过，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是紧要关口只有几处，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回想起来，我十五岁时的离家出走，无疑是人生路上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之后的进松江二中、考入大学、读研究生、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毕生从事科研等等，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松江二中那个班，百分之七十的同学考进大学；而沈阳那个班只有百分之四（即两个人）考进大学，真是天地之差。如果当年我不曾离开沈阳，那么大概率考不上大学，而上不了大学肯定会上山下乡修理地球。果真如此，不知道这辈子会怎样度过？也不知道如今会身处何方？虽然这都是未知数，但比起现在，肯定只会差不会好。正因为如此，年逾古稀的我依然能清晰回忆起，整整一个甲子前，十五岁的自己扛着行李袋，离家出走三千里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