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与Stan在他的小船上）

二十六年前的秋夜，一个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来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他对跨出国门感到兴奋，对周围一切都感到新鲜。但他又忐忑不安，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出国。他在美国举目无亲，口袋里只有出国前按规定兑换的40美元，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中心没派人来接，今晚将如何度过？突然，他惊喜地发现十多米前的玻璃墙外，有块牌子写着他的名字。他迫不及待地隔着玻璃墙，指指牌子，再指指自己；而举牌子的老美则报以微笑。这个访问学者就是笔者，而来接机的就是斯坦。他那时五十岁出头，穿着随意、眼睛微凹、目光深邃、头发蓬松、胡子略显零乱。从那晚起，我们就一直保持着友谊。

斯坦是心理学博士，所以特别善解人意。他深知刚来美国的我，语言是最大困难，就想方设法同我交谈。我请斯坦品尝中国的山楂糕，他称赞“甜甜酸酸的，味道好极了”，问我这是什么植物制成的。我查了汉英词典，告诉他是“Haw”。他说美国好像没有这种植物，又问我：“Haw长什么模样？”然后耐心地听我磕磕巴巴地解释。我们去中国城一家叫“三六九”的饭店，他见招牌上没写英文，就问：“这家饭店叫什么名字？”我直译成“Three-Six-Nine”。斯坦不解地问：“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其实斯坦并非对这些事好奇，他是有意要我多讲英文。

科学家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事业型、一类是职业型。事业型科学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成就感，视科研为第二生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是他们的生动写照。事业型科学家的典型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潤，他钻研哥德巴赫猜想入了迷，走路碰到电线杆都不知道。职业型科学家则不同。在他们看来，科研与其他行业差不多，也是谋生的手段。职业型科学家对科研拿得起，也放得下。他们认为科学家的生活可以丰富多彩，不应当一头扎进研究里出不来。如果把事业型科学家比作鲜花，那么职业型科学家就是绿叶。鲜花固然美丽，却离不开绿叶的陪衬和扶持。

斯坦是典型的职业型科学家，发表过不少论文，不过他既不是第一作者，也不是最后一个作者。按照科学界的惯例，第一作者往往是对研究作出主要贡献者，而排名最后的作者通常是课题组负责人。斯坦的名字排在中间，说明他参与研究，却并非研究的创意者或负责者。斯坦是资深的统计学家，负责多项课题的数据分析。他的英文功底扎实，经常帮助同事修改论文。不管谁有困难，往往都能从乐于助人的斯坦那里得到建议和帮助。

对许多人来说，人生梦想就是别墅、汽车加上子孙满堂。斯坦没有别墅，他与妻子住在普通的两房一厅公寓里。斯坦也没有汽车，他骑摩托车上下班。后来他因交通事故摔断一根肋骨，连摩托车都不骑了，就乘地铁上下班。斯坦也没有孩子，有一次我问他：“我有两个女儿，你呢？”他回答：“没有，我和妻子不想要孩子。”我不由得惊讶：“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他反问：“为什么非得要孩子？”我意识到这已触及隐私，赶忙转移了话题。斯坦对生活的潇脱，由无房无车无孩可见一斑。

难以置信的是，斯坦连电视都没有。没有电视的美国家庭恐怕不会超过百分之一，斯坦就属于这百分之一。他当然绝不缺买电视的钱，而是认为值得看的电视节目太少，广告又太多。他说想知道新闻可以听广播或看报纸，不值得把时间耗在格调低俗的电视节目中。
那么斯坦是如何度过业余时间的呢？相处久了，我知道斯坦夫妇的生活很充实。他们特别爱读书。下班回家，吃过简单的晚饭就各自读书。既没有小孩吵闹，也没有电视干扰，夫妇俩都在知识海洋里遨游。难怪斯坦的知识面那么广，总能给大家以帮助。

除了读书，夫妇俩的另一爱好是航海。他们用全部积蓄，买了艘二手帆船。为了保养这条船，他们付出了大量金钱和精力。船必须停在锚地，光是停泊费就是一笔可观的支出。每年入冬前，必须把船从水里吊起来，夫妇俩自己动手，把船里里外外油漆一遍。

每逢周末，夫妇俩就驾船到哈德逊河的入海口，在船上度过两天。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斯坦邀请我一家随船去玩。登上斯坦的船，我吃了一惊：他的船可以用“小、挤、累”三个字概括。船的长度不过六米、宽度不过两米，与轮船的救生艇差不多大小。船舱狭小，后面有个迷你厨房，前面有个迷你厕所。剩下的地方只够容纳一张小桌与两条长椅。桌上堆放着许多海图，看书与吃饭也在桌上。椅子与公园的长椅差不多，晚上还要当床。斯坦个子高，连腿都伸不直。帆船操纵起来特别累人，船的前进靠两张风帆；而风帆的升降与角度调整，全靠人来操纵，纯粹是体力活。

斯坦让我们穿上救生衣，在长岛北面的海湾里航行了两小时。斯坦夫妇升帆、转舵、避让船只、擦拭甲板，忙个不停。我们却被海浪颠簸得晕了船，妻子和女儿躺在船舱里，我则坐在甲板上不敢动，差一点就要吐，好不容易坚持到返回锚地。斯坦夫妇忙着把风帆叠好放进套子里；我们则像霜打的茄子般无精打采，心想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吗？

（未完待续，后面的内容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