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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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是怎样被吹大的?

(2016-06-30 04:57:09) 下一个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许多年份都可以用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来命名。1957年,数十万爱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二十多年之后,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份子都得到平反,当局仍然坚称当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看来,1957年是该以「反右派年」加载大陆史册的。

紧接着的1958年是什么年呢?当局大概会称之为大跃进年。但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心中都有数,1958年只能说是「吹牛皮」的一年。那年头,谁坚持实事求是,谁就会被扣上思想右倾的帽子,弄不好就被批判罢职。反之,牛皮吹得越大,越显得思想解放,就越能得到上面的赏识。一时之间,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从上到下,各行各业一齐说大话吹牛皮。

单以农业为例。谁都知道,在正常年景下,小麦亩产五六百斤,水稻亩产八九百斤就已经相当好了。可是在1958年,这样的亩产量根本就是小儿科,报上去的话是要被嗤之以鼻的。那时候最盛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么当年某些人的胆到底有多大、地又有多大产呢?有人把1958年公开报导过的小麦和水稻亩产量整理出来,发现到当年9月25日为止,小麦亩产牛皮吹得最大者,是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的8,586斤,竟比正常年景下亩产高了十几倍。稻谷亩产吹牛皮冠军,当数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更比正常年景下的亩产高了一百多倍!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由中共最权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报导的,至今在大一些的中文图书馆里仍可以查得到。

水稻竟能亩产13万斤,显而易见是吹牛皮,而且吹得这么离奇,为什么当时竟没有人揭穿?原因有多方面。其一,数字精确到斤,好象是实实在在秤出来的,而不是随便估估的。其二,更有照片为证,一个小孩坐在稻田的庄稼上居然不掉下去。这照片当然也是伪造的牛皮货。其三,大陆各地普遍报导高产,地处中原的河南省、湖北省不消说,东到福建,西到青海,南到广西都报导高产,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的声势容不得人表示怀疑。其四,少数科学家昧着良心,为这股吹牛皮风潮推波助澜,甚至胡说经过计算,亩产10万斤是可能的。其五,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看穿这些牛皮,但经过一年前的反右派运动,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剩下的人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说真话。其六,那年头一般老百姓都以为上了报纸和广播的东西就是真的。上述牛皮是通过中共最权威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吹出来的,谁敢表示怀疑,谁就是怀疑党报,而怀疑党报,距离反党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吹牛不犯法」。1958年的大牛皮吹破之后,并没有多少当官的为此承担责任,反倒是敢说真话揭穿了这个大牛皮的彭德怀被罢了官。牛皮吹破,倒霉的归根到底还是老百姓,紧接着而来的千万人饿死的大惨剧就是明证。

1958年的大吹牛皮,有没有办法及时加以制止呢?当然是有的。如果当时有一份独立的报纸,敢同「人民日报」唱反调,大声疾呼「亩产万斤绝不可能」,这牛皮就难吹得起来,至少吹不了这么大。遗憾的是,这样的报纸当年在大陆并不存在,因为它不被允许存在。更为遗憾的是,这样的报纸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仍然不存在,因为它仍然不被允许存在。

(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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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铁森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加成' 的评论 : 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作为一个军人强烈干预文官事务,具体的建议也未超出毛刘等人的措施范围,并有访苏时与赫鲁晓夫的密谈,怀疑他趁机夺权不无道理。如果会议决定毛下彭上中国将很可能爆发内战就像民国时期一样。为什么民国时期常年内战?共和国时期就没有了?想想。
加成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铁森' 的评论 : 要是毛是对的,那么彭就是错的了?
铁森 回复 悄悄话 彭德怀的万言书在毛泽东的公开信之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庐山会议前) 他在党内通信中写道: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於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產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產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问题就得由生產队、生產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產、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隻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 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 (高额丰產田) 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於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裡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產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產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於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裡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加成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不言有罪' 的评论 : 当然没有说过谎话,过去与今后都不会的。
不言有罪 回复 悄悄话 “人民日报“从来就没有说过谎话。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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