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双抢大忙的前夕，方连长下达了要求社员参加积肥活动的命令，并派遣我们到二十多里外成都西门车站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去挑粪。我们一帮书生，从没有干过重体力活，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不由得面面相觑。但对于上面下达的指示，黄组长不敢推脱，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有些耸人听闻的任务。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艳阳高照，可以穿衬衣了。我们全班能够出工的男组员共6人，吃过午饭后，就到队部领了两个带有长竹柄的木制粪桶和一根扁担。六个人轮流挑着空粪桶，从高坎寺出发，带着“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决心，大踏步向成都西门车站走去。

上图来源于洪嘉成的博客http://blog.xuite.net/b0917581040191/twblog/176510797-%E6%8C%91%E7%B3%9E

两个多钟头后，到达了那个指定的公共厕所。出乎我们意料，厕所前人头攒动，已经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带着粪桶前来挑粪，所以在厕所的大粪坑前面，竟然排起了长队。正是“粪到用时方恨少，双抢时节积肥忙”。我们只好加入排队的人流。大粪坑前面有一个较大的平坝子，有光滑的水泥地面。挑粪的都是男人，穿着土布上衣或光着上身，来个赤膊上阵。一时间，这块充满粪臭，苍蝇飞舞，平日人们都敬而远之的坝子上突然变得热闹非常，人来人往，不断地有人挑起装得满满的粪桶接二连三地走出去。粪桶里，除了大便加粪水，还有一团团的正在活动的白色蛆虫。由于装得太满，一些粪桶里的内容流出桶外，使得我们周围的地上有不少爬动的蛆虫以及飞舞的苍蝇。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饥饿感已经暂时没有了，一阵阵反胃，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终于，等来了我们到粪坑去取粪的机会。组长带头拿起一把长柄的大粪瓢，吃力地把粪坑里的粪便装进粪桶里面，满脸胀得通红，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他还是咬着牙，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完成了装粪的任务。我们几个人轮流着把两桶粪挑出公共厕所，只是短短的一段路，可是大家已经气喘嘘嘘，幸好组长有先见之明，没有把粪桶完全装满。否则，粪便流到大街上，我们岂不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我们一行6人轮流挑着粪桶蹒跚地走到大街拐角处，看到一家餐馆，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此时已是黄昏，中午那点午饭早已消耗殆尽，大家感觉到饥肠辘辘，闻到从餐馆里飘出来的肉菜香味，更是垂涎欲滴。饥饿战胜了斯文！不顾手上身上还粘有粪便，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进餐馆内。那时候成都的餐馆还可以免收粮票，只要顾客点够餐馆规定数量的肉菜。于是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点满了足够的美味佳肴，开怀大吃。好久没有下馆子了！我一连吃了三大碗米饭。每碗约4两，所以应该有一斤多，居然一顿就下肚了，想想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样丰盛的晚餐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多月下放以来最为满意的一顿了，人人都露出肉足饭饱的微笑。接下来，心满意足的我们一行人，必须挑起沉重的粪桶走回高坎寺。

    在组长安排下，大家依次轮流挑担。轮到我的时候，我将扁担放在右肩上，把两个粪桶的重量压在肩上，用劲向上站直了身体，然后开始移动右脚和左脚，努力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步。开始的5分钟还可以保持平稳，但逐渐就感觉肩头被扁担压得生疼，脚步也开始不稳，高一步，低一步，粪桶跟着晃荡起来。我小心翼翼，艰难地前进着。好不容易走了200公尺左右，实在走不动了，不由自主地放下担子，坐在路边休息。我本来肩头长得比较窄而且向下倾斜，加上没有经常锻炼手臂的肌肉，所以表现很不好。多数其他的组员似乎都比我强一些。当再次轮到我的时候，我改换采用左肩来挑担子，但是很不适应，而且左侧比右侧更无力，于是脚步很快混乱起来，粪桶更是前后左右地乱晃，我如同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完全没了章法。大家一看我的狼狈表演，也只好将就着让我挑短一些时间。

    走完公路以后，天已经黑了。组长让大家坐在路边休息一刻，坐下来可真舒服，半天都不想站起来。无奈我们必须完成这次任务，否则，无法交差，怎么有脸回医院去。借着天上的星光，我们一行人缓缓起身，艰难地踏上回到高坎寺的田间小路。大家的肩头都被扁担磨破了皮，火烧一般地疼痛，但是每个人仍然挣扎着轮流挑担子。轮换的时间缩短了，脚步也变得慌乱，桶里的粪肥不断地被抛洒到泥土路上。尽管如此，粪桶还是越来越重，肩膀也越来越痛。最后，好不容易我们一行人蹒跚地回到高坎寺，已经半夜了，粪桶里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然而方排长还是感到惊讶：这些下放干部还算能干，居然能够从20多里之外把粪挑回来。当然，少是少了点。

    从4月下旬起，整个耕作区就紧锣密鼓地进入栽秧子的工作。先是耕牛犁田、耙田，然后组织专业劳动力从育好秧苗的田里，仔细拔出秧苗后，采用稻草等把成束的秧苗栓在一起，叫做“秧头”。一个合格的秧头大约相当于一个拳头的直径，上下整齐一致，打开后，很容易分成5-6株的小束而不致于弯曲成团。栽秧之前，把秧头摆放在田坎上。有负责运送秧头的社员把秧头丢给站立田中准备或正在栽秧子的人。有些不合规格的秧头就在抛出时散开或明显变形，不便使用。每当此时，社员就大声呼叫起来：“又是一个跃进秧头！”。在人民公社中，社员很普遍地采用“跃进”来称呼那些质量很差，粗制烂造的产品。因为在他们看来，“跃进”一词就是一切次品废品的商标。这一用法，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却是件新鲜事，不仅从没有想到，而且就算想到，也决不敢乱说的。还是贫下中农腰杆硬，敢说敢当。对于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我不由得佩服起来。

    当时，那股大跃进的浮夸风气吹到农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要争取水稻“亩产万斤”。《人民日报》头条新闻“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还采用套红大字书写“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报纸上整版头条的新闻报道照片显示，在一块稻田里挤得水泄不通的水稻上面坐着几个社员。后来才知道是当地农民按照上级指令，把很多块稻田里的成熟水稻连根剷起来，移植到一块相当于一亩大小的田里，人工制造出来这种亩产万斤高产田照片。正是：掩耳盗铃成现实，移花接木产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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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亩产万斤的高压形势之下，公社各级干部不敢怠慢。他们马不停蹄地奔走各个生产队，三令五申必须采用密植栽秧法。当时的《四川日报》也在头条位置刊登密植的内容。我们所有下放干部除了管食堂的陈福银以外，包括两个女组员在内，通通要卷起裤脚管，光着双脚走下水田。我第一次下田，双脚陷进淤泥里，要用很大的劲才能够拔出来，方可向前移动一步。春夏之交的川西平原，天气还很冷，光着脚杆站在水田中，春风迎面吹来，颇有几分寒意。打了一个喷嚏后，我拿起一个秧头，就依样画葫芦，学着在前面的社员栽秧的方式，一窝接一窝地密植开来。稻田在经过耙田准备后就变得很平滑，所以只要用右手的大指、食指和中指拿住一小束秧苗，就能够很容易地插进田地里，因为要求密植，窝间的距离很小，估计是小于5厘米。栽完一个秧头以后，我就感到腰杆很痛，好像直不起来了。虽然其他社员还能够不断地栽下去，不过，他们也都不断地需要伸伸懒腰或者扭动腰部。有个名叫徐怀三的壮年社员，肌肉结实皮肤黝黑，充分展示出他那多年下田栽秧的经历。他说：“过去栽秧子是采用‘一尺两头栽’，栽起来很容易，由于窝间距离宽一尺，栽完一株后，可以移动双脚和腰部。现在密植栽秧，窝距太小，必须一直弯着腰杆，一窝接一窝地不断栽下去。没有机会伸直腰杆，所以感到腰杆很痛”。

    好不容易熬到一天栽秧结束，我刚从田里拔出泥脚上到田坎上，立即发现小腿上贴有几条棕黄色的蚂蟥，正津津有味地吸允着我的鲜血，很令人感到恐怖。我赶紧用手一扯将其摔在田坎上，即刻有血从小腿流出来。后来有经验的社员告诉我下水田前，采用叶子烟杆里面的烟油涂在腿上可以防蚂蟥盯咬，我试用后，果然有效。

    每天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寝室，我们都感到浑身乏力，腰杆很痛，一躺到床上休息，就都不想起来了。好在大概是为了保证完成双抢的繁重任务吧，每天晚上的马拉松式报告也就无疾而终了。这倒是很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大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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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植给生产队的栽秧工作进度带来了很大的阻力，眼看栽秧的黄金时间快要过去了，大片的田里还是空荡荡的水面。公社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急的团团转，怎么办？不知道是谁想到了一句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口头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妙计终于出炉了。开工栽秧前，方连长站在田坎上，扯开嗓门大声宣布：“从今天起，凡是在收工时超额完成一块田栽秧任务的社员，可以领取一瓶大麯酒的奖赏。有没有人报名参加比赛”。说完，从他背着的口袋里掏出一瓶贴着鲜艳标签的大麯酒，在大家面前晃了晃。徐怀三往前迈出一步：“我报名！”说完就高昂着头，站到一块很大的水田中，脱掉上衣，露出健壮的肌肉，赤膊上阵，迅速准确地开始栽秧。其他的社员就纷纷移到其他的田里栽秧子，这块田就算包给徐怀三去完成。夕阳西下的时候，徐怀三一个人孤军奋战，拼命完成了那块大田的密植插秧任务，领到了一瓶酒。他扬了扬手中的那瓶酒，挥着满是肌肉的手臂，喊了一声：“明天再来！”

    这个办法真灵，整个栽秧的工作在剩下的10多天时间里终于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