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后来迁入上图右边的二室一厅，其后连接着一个宽大的厨房，母亲因此十分满意，终于不用为做饭而上下奔波了。厨房的右后方有一小门，连接一条狭窄的巷道直通邓家厨房和女厕所 （图中打点的部分）。谁也没有想到邓家院子的这一迂回曲折的结构，在后来居然派上了大用。

  那是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当时的国军第24师的一部分队伍进驻江安县城。军需官周国章带着几个随从副官挨家挨户地找可以居住的空屋子，显得颇有些来势汹汹。足智多谋的房主人邓三叔和邓三婶构思了一条妙计：他们把平时放在厅屋墙角的大门板拿出来，上好，关闭了由此通往邓家院子内院核心区域的通道（图中画×的部分）。然后把他们家多年来从满清到民国初年所收集的对联字画都悬挂在这道由门板构成的后墙上，以至于外人无法看出端倪，而误以为厅屋只是一间三面墙壁，一面是门的屋子。这样一来，从刑台街56号大门进来一看，邓家院子只有小小的两排房子，其中能够找得出来的空屋就只有这间厅屋了。我们以及此时住在最左边我们原来那间卧室的唐家弟兄如有必要，可以从我们家的厨房，经过那条隐蔽而狭窄的巷道，进入后面的庭院。

  果不其然，次日，周军需官带着人马来到邓家院子增调民房。经过他们仔细地视察后，只发现一间空屋，那就是位于我们家和唐家兄弟住的屋子之间的厅屋，于是就决定征用这一间。很快，就来了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书记官（当时的“书记”一词等于今天的“秘书”，是一个做文书抄写工作的下级文职人员），带着一个瘦小个子的勤务兵以及大包的文件和床上用品等杂物。他们在厅屋中间安放一张大桌子，摆放文房四宝和各种大小文件本。两边靠墙各放上一个单人床，设置好蚊帐和被褥。书记官是一个年轻人，操北方口音。中等高个子，身体匀称，头戴军帽，黄绿色军装，腰束一条宽大的皮带，两小腿均缠着当时军人必用的绑带，显得整洁利落。白胖的圆脸，白中透红，眉清目秀，颇有今天人们所说的几分“帅气”。说话较慢，显得很文雅。对人温和有礼，谈吐之间，令人感到亲切。他主动介绍他的名字是萧宗荣，从此，我们就叫他“萧书记”。比较起来，他的勤务兵就显得有点古怪，不多和人交往。他只喜欢画一些用线条组成的人物图画，有时还加上彩色。我和同伴杨万霖（唐姐姐的儿子）都喜欢在他绘画时，站在旁边观看。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他始终只把一些完成了的图画送给杨万霖，宁可把画丢到垃圾桶也不给我。也不知是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他。我当时年幼，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感到十分扫兴，也十分委屈，几次都差点哭出来。后来，萧书记发现了勤务兵的这种恶作剧，他当着我的面，批评了勤务兵，还命令他把一张画好的图画送给我。这样，总算让我挽回了一些面子，而且也让我对于萧书记产生了许多好感。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邓家院子的秘密一直没有被发现。可是有一天，萧书记来到我们家，很坦率地问起：“昨天晚上，谁人在厅屋后面吹箫？”他接着说：“婉转凄凉的乐曲声把我带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很想当面感谢这位吹箫的朋友”。鉴于他的态度如此诚恳，胸无城府的我就带着他通过我们家的厨房，来到了后院，并会见了吹箫的朱二姐。朱二姐是我们二姨妈（母亲的二姐）的女儿，她的丈夫姓毛名铁方（字绍卿），在南大街一家卖酒和酱油的杂货店工作，当时他们住在邓家院子内院里 （见上图：毛家）。她很喜欢吹箫和笛子，我和三哥就是从她那里学会这两样乐器的。萧书记见到了朱二姐，交谈甚欢，但是他也同时发现了邓家的后院。聪明的他立即领悟到邓三叔的妙计和厅屋的秘密。我一直很担心他会报告上级，那我们大家，特别是邓三叔将会有麻烦上身。但是令人感动的是，萧书记并未告发我们，他一如既往地平静度日，仿佛从未见过邓家的后院，想来他也很能够谅解邓家人的良苦用心。

  大概是一年多吧，24师的部队就全部撤走了。临行前，萧书记向我们告别，说他已经决定考入设在成都的一所军官学校。后来，我们还收到他在成都军校上学后寄来的一封书信。

  邓家院子给我的童年记忆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还有从充满亲情和友爱的大家庭里迸发出来的欢声笑语。在院里，我有不少玩伴。除我们自家的兄弟姐妹外，还有唐姐姐家的杨万霖和后来才出生的杨万尧两弟兄以及刑台街对面邻居家的男童陈开明等。虽然那时候的江安县城没有电，更缺乏任何现代化的娱乐场所如剧院，体育场等公共设施。但是，唯一的公园却近在咫尺。走出邓家院子大门左拐，就正对那个石头砌成的“刑台”，顺着它右边的斜坡和左边的石梯就可以很容易地登上去。这是一个3公尺见方的平台，据说是古时候犯人行刑的地方。刑台的后方，就是公园大门，顺路走过去，直达公园广场。广场的北边是一个舞台，上面悬挂着当时的总统蒋介石的画像，县城里大型的群众聚会几乎都在此举行。广场最西端设有单双杠以及沙坑，可惜当时锻炼身体的人不多，沙坑中常有粪便等。偶还有弃婴的尸体，颇令人毛骨悚然。

  广场的南边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个采用木架支持悬吊起来的大铁钟。抗战期间，政府派人鸣钟发出敌机空袭的警报，全城均可闻此警报声。我至今还记得，搬到邓家院子不久，一天夜里，震耳欲聋的警报钟声突然传来，使我感到巨大的恐惧，情不自禁地战栗起来。所以，从时间上，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我们家搬入邓家院子的时间应该在抗战胜利前。多半在 1941 年左右, 相当于我开始上学（5岁半）的年代吧。每当人们听到警报的钟声后，就扶老携幼带着大包小包的细软和食物，从大街小巷，争先恐后地奔向东、西、南城门外的野地里躲避。有好几次，可以看到敌机成群飞过野地的上空。但是，有惊无险，都没有投弹。后来，才知道敌机是路过江安，赶去轰炸泸州或者宜宾的。因为当时的江安根本没有任何工业生产，几乎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经济社会，毫无战略价值，从而因祸得福，避免了被敌机轰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