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委员长于1976年6月26日住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他对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决定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17年了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义务分子”？这个党还是伟大的党吗？6月28日下午，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在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会在这批人的手里。
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出自唐代杜牧《樊川集》中的《李贺集序》，“牛鬼蛇神是为其虚荒延幻也”。在这里“牛鬼蛇神”说的是两种东西：牛头的鬼与蛇身的神，比喻荒延虚幻的事物。可是在“文革”中“牛鬼蛇神”却成了坏人的代名词，原意全被改变了。
当今，“牛鬼蛇神”变成了两种东西，人们滥用“牛鬼蛇神”,把一切可以“横扫”的对象都叫“牛鬼蛇神”。现在已没有人用它来比喻荒延虚幻了，也不能再恢复“牛鬼蛇神”的本意了。但大多数人并不知晓这一真相。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像开了锅的水。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位班主任等人，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反革命黑邦”，各系的名教授统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各系的“牛鬼蛇神”每天都被赶到校园的广场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是开放式的批斗场面。校外参观者如此潮涌，自7月29日至8月28日，在一个月内参观者约212.4万人次（当时笔者32岁也去观看了）。被批斗者胸前挂着一块“黑邦分子×××”的木千牌。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聚会）接见“红卫兵”，这是“文革”全国内乱的开始。尔后，所有党政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意？内涵概念不清），所有高级知识分子也变了“反动学术权威”，（何意，很不严谨，随意性太大），所有的中小知识分子都成了“嗅老九”。当时某县城竞把一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批斗，把严肃的政治运动当做一场儿戏，怪哉！
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宓教授惨遭批斗，强制性劳动改造，他死时的左腿已骨折；饥寒交迫，仍不停地呼叫：“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何罪之有？？
1966年6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汪箴教授在家中用“敌敌畏”农药结束了性命，他以“士不可杀”的精神，对抗了“红卫兵”对他的人格侮辱。
这些兢兢业业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何罪之有？我国知识界在“文革”中遭受了第三次厄运。
- 反动学术权威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古今中外世人共识的价值观！知识精英是国家民族的财富，这也是世人共识的常理。
何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反动在何处？
在《科学家景观一览》文中，记述了247全中科院院士，他们在1949年后无一不遭受阶级斗争的整肃，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摧残至死者。所有大陆记录介绍他们的方正式文字，以及1999年上海出版的《辞海》中，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二三十年的经历，多是空白或一句带过，或是语焉不详。中研院院士的资历，在《辞海》中基本不提；这在最讲究连续性的科学领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抹杀历史、割断历史、蔑视人本、欺骗世人的做法与科学精神彻底的背离。
现选择在大陆的中研究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其它自然科学家71人，简述他们的遭难。在这71人中，遭整肃摧残致死者26人，他们多是学科的奠基人、先驱，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带头人，他们的学术深渊，成就卓著，年高德重。吴有训、严济悉、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还是中科院副院长。但仍无一幸免遭整肃摧残。
下面按学科领域简介我国知识界的“反动学术权威”的概况：
一、科学技术界
陈寅格、谢家荣、叶企孙、铙毓泰、梁思成、胡光肃、翁文瀚、熊庆来。
1）陈寅格（1890-1969）
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长达13年，1948年底，他与胡适离开北平抵南京，但未去台湾。
他学术广博，在史学界的地位如泰山北斗。
建国初期，中央曾邀请他赴京担任中科院历史所所长，他屡次拒绝。他仍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高贵品格；他向中央提出两点要求：不崇奉马列主义，不参加政治学习；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以做挡箭牌。这气势够强，这骨头也够硬的。
“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广告在他的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有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他和夫人未问几声，双双心脏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人性何有？
关于陈寅格之死，甘少苏（梁宗岱的夫君）在回左录《岱和我》一文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族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他终于给吓死了。”（10月7日晨5时30分）。一个月后（11月24日）他的爱妻唐筼亦撒手人世（摘自《环球人物》2014年第34期）。
一代大师何罪之有？狼咬书生呀！
2）叶企孙（1898-1977）
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1999年，中央表彰的32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5位出其门下；李政道，杨振宁也是他的学生，吴健雄是他的再传弟子。
1966年他被诬为“帝国主义走狗”，1968年又遭中央中共军委办公厅正式逮捕下狱，罪名是“CC特务头子”，1969年被折磨神经失常后，才释放出狱。
当时在中关村（中科院驻地）常见到这样的情景：
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流浪街头。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伸手向小摊主人要两个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像教授或学生模样的人，他会伸出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矣。
他于1977年惨死于北京，死因至今不明，有传闻是病疾至死，也有传闻是身杀身死，这就是一代大师在新中国的命运。
1992年，海内外127位学者呼吁，为中叶企孙铸立铜像。1955年他的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被官方安置在一间冷清的房子里。
无论党文化如何迫害，如何着意抹灭，叶企孙教授在物理学和教育界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二，医学界精英
汤飞凡、付连璋、施今墨
付连璋（1894-1967）：著名医生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瑞金中央医院院长
长征途中，他负责朱德的保健，并使周恩来从疾病中恢复了健康，并为王树声、邵式平治好了伤寒，为贺子珍接生……
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中央医院院长，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文革”开始后，他被冠以“卫生部并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遭受殴打、游斗、抄家。1966年8月29日，他曾给毛主席写信，明言“……在长征、瑞金我救过你的命，现在请你也救我一命”，但未见回音，反而由江青下令把他和妻子秘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由于在审讯时“拒不交待问题”，被打断三根肋骨，当时他已74岁高龄，又有胃病，要求吃稀饭，监管人员不给，3月28日他拒绝吃饭、吃药。
1967年3月29日晨7时，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他已含冤死去多时，死时手上还戴着手铐，天理何在？
- 著名学者 社会活动家
梁漱溟、老舍、周谷城、剪伯赞、束星北
1）老舍之死：
他正直也很正派，反右时他在国外，回来后发现许多朋友、学人都成了“右派分子”。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自此他也不敢说话了。
“文革”时他受到冲击总是抬不起头来，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不满乃至怨恨。老舍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受到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他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先回到了自已的家，到家后所看到的只是白眼和冷漠，这种纪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了太平湖。
在老舍被批斗处境最困难，最需要亲人体贴时，他的妻子、儿女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了界线。
在那种人性扭曲，家庭破灭的大气候中，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他在太平湖畔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来他来太平湖了，他的妻子、儿女也有责任呀！
悲哉！中华民族的悲剧。
2）被遗忘了的束星北（1907-1983）
1926年留学美国拜克大学，1927年到德国，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1928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1930年受聘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助教，1931年回国，在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任教授、系主任等职。
他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和电砰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对相对论和无线电学的造诣尤深；1945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部雷达。束星北传奇——《中国航天悲歌》于最近被发掘，原来他是世界级航天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的恩师，也是中国雷达最早的设计者。
“文革”年代，他曾是水库工地上的劳工、实验室与厕所的清洁工人；但他仍在雪地上核算数学公式。《束星北档案》中所描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不幸遭难。在束星北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最贫瘠的地方。
中共执政后，他先被污蔑为“历史反革命”，反右运动中又被划成“极右派分子”。1955年，“肃反运动”，他在抗战时，曾在军令部有制军工武器的历史，被视作“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并顺藤摸瓜，宣布在山东大学挖出了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高压下他以理相争，绝不屈服，甚至做出全家自杀也不屈服的决定。
六十年代初，他开始往自己身上泼污水，不断地写“认罪书”。他由一个极有天才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水库工地上抬土的劳动工人；他主动要求打扫全校所有厕所，竟然研究出如何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打扫完，他就躲在一边统计用厕人数，从中找出清洗厕所的规律。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当时，李政道还不知道束星北在哪里？
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因长期远离科学活动，他已无法在前沿领域做出重大成就了。
1983年他因病去世，享年75岁。
- 文学家
冰心、巴金、杨綘、赵树理
1）冰心一家在动乱年代的劫难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了不太平。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是她的三弟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到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又被打成右派分子，他说：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在日本去反好了，还要回国来反吗？其冰心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怎么一夜之间，家里三个亲人都变成了“右派分子”呢？
1966年9月，“红卫兵”冲进了冰心的家，抄走了许多书籍、实物，包括冰心出国穿戴的旗袍、丝袜……办起了“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
烈日下，一块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邦作家冰心”。而吴文藻也被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遣返派押去批斗。
1969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于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此时他俩都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
对此，冰心这样写道：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无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的了（据《炎黄春秋》）。
2）来自巴金的声音
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种具体灾难，多数是来自于他所熟悉的作家。现在这些作家们突然又转过来一起宣称，他们与巴金在并肩受难，对比至少我（余秋雨）是不服气的。如巴金的妻子肖珊病重去世后的种种后事，又是谁在张罗？是我班同学们在出力，并未见到几个作家露面。当时正是人性道德扭曲的时代。
能不能学会反省？这变成了中国人经历灾难之后遇到的共同难题。为此，巴金及时地发出三项呼吁：
第一，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第二，呼吁反省，并由他自己做起，开始写作《随想录》；
第三，呼吁讲真话。
巴金认为，即使没有灾难，我们也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的品德，如“讲真话”。如果不讲真话，新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因此，把真话当作反省的关键。当时就有位权威人士表示强烈反对，发表文章说:“真话不等于真理”；可悲的是，这位权威人士似乎不懂得，不讲真话，岂有真理？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尤其在江泽民时代泛滥成灾！各级官员靠说假话蒙混过关。
因此，巴老在他的晚年，反复申述的“讲真话”具有强大的文化挑战性。它可视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三字箴言”。
- 文艺界
严风英、言慧珠、顾圣婴、马建良、马思聪、唐壁光、田汉、贺绿汀、光未然、瞿希贤。
1）严风英
她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还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可见她的“文革”遭遇十分悲惨。
1968年4月8日晨，不堪凌辱的她，终于选择了吞安眠药自杀，时年才38岁，据长子王小亚回忆：爸爸借来板车想送妈妈去医院，这时军代表来了，大夫说要给妈妈喝碗糖水，军代表不同意，就在床头批判了半个多小时，拖延了抢救时间。尔后在送到医院洗胃，但已没有血压和脉搏了，凌晨4点妈妈就无呼吸了。
即使这样，她的尸体还被解剖了，因为据说在她体内藏了发报机，这名“军代表”在内脏中只见到安眠药，这时“军代表”才露出笑容，我哭豺才狼笑！人性何在？试问他是那家的“军代表”？
1978年5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布：为严风英平反昭雪。
2）马思聪“叛逃”案
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在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文革”中的灾难：
1966年5月底，一夜之间马思聪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这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
8月3日上午，一辆“黑邦专用”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邦”押回了学院，接受面对面的批判。刚下车尚未站稳脚根，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人格的侮辱！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
有一天，马思聪派去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他说：“你还配拔草地！你是一匹马，只能吃草！”说罢，真的当场强逼他吃草。
他遭受到非人性的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尔后，他们在厨师的帮助下，夫人先离开北京南下，到了广州投靠亲友，并加快了去香港的准备，被迫流亡海外。
在厨师、朋友、私人医生的资助下，马思聪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去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他的全家为了躲避“文革”的灾难，被迫选择了偷渡去了香港，但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来。
经过反复思考，他又选择去美国定居，1967年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他的全家登上飞机前往华盛顿。
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并接待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讲话：“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天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亲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1987年3月8日，他患肺炎入院，又发心脏病。5月19日在费城做了手术，20凌晨与世长辞（《马思聪“叛逃”中国大陆后》摘自《老年生活报》）。
- 右派分子二进宫
历史学家、右派分子朱正教授说：“反右斗争”是一场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亲手发动的、邓小平亲自领导的一场普及全国、震惊世界的“反右斗争”，共划出“右派分子”3178470人、“中派分子”1437562人。1979年胡耀邦总书记做了艰苦努力，本应予以平反，但在总指挥长的干涉下只以“改正”（摘帽）；他们仍称为“摘帽”“右派分子”，意指把敌我矛盾做为人民内部处理，体现党的“宪大”政策，所以在尔后的“文革”中，这批“摘帽”右派分子重新遭到整肃也是在理之事，他们再次遭受的苦难并不亚于1957年。人们称为“右派分子二进宫”！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持续100年，从“反右斗争”到“文革”也不过10年。
汪曾祺就是一位身陷“文革”漩涡的文人，他是北京京剧团的“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分子”。后来因参与《沙家浜》剧组，受到江青重视，1957年他不幸是一个凑数的“右派分子”面下放劳动。“文革”后他又被揪了出来，江青对他“控制”使用，表明他仍是“异美”，必须夹着尾巴谨小慎微。
现列举“二进宫”的典型实例：章乃器、丁玲、陈明、孙历生、曾昭伦。
1）章乃器在“文革”中
有一次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听说他的辖区内有一个“大右派分子”，便专门前来教训他，下面是他俩的对话：
警察：我警告你章乃器，在我的管片里，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的专政。
章：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
警察：毛主席教导，对“地富反坏右”要实行专政。
章：（递上“小红书”）警察翻到P57页，上面写着“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没有“右派”字样。
章：怎么样？毛主席没有说吧？
警察：……
但有权的人是得罪不起的，哪怕他只有芝麻大的权利，一天当地街道通知章去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批斗会，他和一些“黑五类”一起被批斗，他回家后愤愤不平地说：“我要去中南海见周总理，1957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亲口对我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行动也完全是自由的。现在我要问问他，这话还算不算数？尔后章乃器去了中南海，但”铁桶江山，进不去！……
2）孙历生的“悲怆人生”
她生于1934年，1948年（14岁）参加中共地下党，1952年在北京女三中毕业后留校当政治教员，当时只有18岁的她嫁给了一位中央高官（经济理论学家）于光远，俩人相差20多岁。
1957年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鸣放期间她曾说过“陆定一（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作风粗暴”，被划为“右派分子”（25岁），送到劳教农场改造。当时的领导劝说于光运离婚。在离婚签字时的她怀着第三个孩子（应属违反婚姻法行为）。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又回到女三中，分配到资料室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受批斗和迫害。女三中的“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四块砖头并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上爬行，他们的膝盖和手掌上鲜血淋漓。
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又被关在学校审查，被校“革委会”主任宣布她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第二天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厕所内，校“革委会”宣布她“自杀”。
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被“吊”起来的，她死时只有34岁，何罪之有？法理何在？
结束语——真实的中国人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被“把人性和道德演绎到这样的程度”。不怪日本友人说：当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在中国大陆，而是在日本、韩国、东南亚、香港、台湾……所以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在“文革”时代，付雷夫妇自杀后，骨灰没有人领取（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女工，只是因为读过他的书，女工认为他不可能是坏人，所以姜女工领了二人的骨灰，并藏了起来；还多方写信，替付雷夫妇死后名分进行审辨，她自己也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把骨灰交给付雷的两个儿子，这样一个女工才叫“真实的中国人”。
民盟前主席费孝道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20多岁，后来都划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在积水潭医院住院，造反派还要敲着床，让他交待问题。他已感到身体非常不适，然后让女儿偷偷拉出医院回家；可他已没有了家，只有一间小房子，水泥地，床上也没有被褥。次日晚上潘老全身痛苦，半夜里让女儿去找费孝道，费孝道来到后，当时没有夜里开门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去医院，因为他是被打入“另册”的人。费孝道只能把七十多岁的老师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老死在黄孝道怀里，这种师生关系，在那个年代，应该拍出电影，放给全世界人民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中国人的光荣——真实的中国人！
于光远是孙历生离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报纸介绍他是“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科委前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可谓中共的高层大官，但在他的灵魂深处——小人矣！不配做真实的中国人。
在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传统戏剧表现过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势或有钱的男人抛弃；但从主要方面说，她的命运是“反右”和“文革”运动造成的。
孙历生的女儿说，多少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也是被打倒的“彭罗陆杨”四人中的一位）。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曾向她的女儿道歉。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又整那个”的话，官方媒体没有公布。
于光远出版了“近百本书”，但有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孙历生？也从未提起过孙历生为他所生的三个孩子？他的这种刻意的回避，体出了他内心中的内疚，而不是简单的忘却。于光运作为中共高层干部能跟新风霞相比吗？在于光运身上体现了“人性与道德”的扭曲！他为什么要有意回避？“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有长久的教育传统，孔子就是二千多年前的教师。可是，在“文革”中连女子中学的校长、教员都被“红卫兵”打死，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其中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师被活活打死。这既不能从传统、也不能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借口。
回顾孙历生的一生，会发现她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党背叛了她，她的丈夫于光远背叛了她，她的同学和朋友（他在“文革”中当了“革委会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陈寿仁老师作为与她无亲无故的普通历史教师没有背叛她；陈老师坚持写出了真实的“孙历生之死，写出了女三中的受难历史，这是浸透了无辜者的血的历史，陈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老师——真实的中国人！”
孙历生像一个历史的三棱镜，分离出了一些对历史和迫害的相当不同的态度和持有这些态度的人。对她的死，有坚持回避的于光远，有坚持要弄清母亲死亡真相的女儿，有道歉而得不到公布的陆定一，有同命相怜的高云校长，还有心胸宽广仁厚、坚持真理的陈寿仁老师。
在这些精神的“光谱”上，我们看得到有好、有坏的不同的人和价值观念，这是“文革”造成的社会心态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文革”历史更深刻的一个侧面（《相差45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王友琴《共同网》201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