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具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优良传统。从清末    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潭词同等）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知识分子吹响了“反帝、反封建 ”的号角，建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统制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个人独裁算起，以前的封建社会具有进步性），中国走向了民主宪政之路，也有了中华民国宪法。当前媒体认为“新中国”应以辛亥革命创建的中华民国等起。

      尔后，在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国家”独裁统治下，进入了蒋介石王朝时代，恢复了秦始皇式的封建专政。也是当时的第二大政党——“民主同盟”领先跟蒋介石反动派作斗争，又出现了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章乃器，史良等）；他们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反动派。

     毛泽东发动的“思想改造”，“反右派”运动，首先是打压，“民主同盟”。建国前曾支持中共的民盟成员大多被划为“右派分子”（如罗隆基、章伯钧等人）。于是知识精英的嘴被“封住了”，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从中学到大字以培养“制服工具”——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从来不提“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价值观。毛泽东“要奴才，不要人才”（李锐语）  

    笔者的青年时代就是接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的，在这种大政治气候下，中国知识分子被分化解体了。据笔者的亲身经历，旧纳为六种类型：

1）祸从天降

    在整肃知识分子运动中，确实有一批书生气的知识精英，没有政治嗅觉，莫明其妙地被卷入政治风浪，尤其在“反右运动中”，许多“右派分子”都是祸从天降，有的人出差外地返回本单位后，荣获了“右派分子”的称号。

    2、如，著名作家汪曾褀在“大鸣大放”的无动无衷，既不鸣也不放，更无批评意见。后来在单位领导鼓动下，写了对领导人事安排的批评文稿登在黑板报上；领导们很有反感，却对汪曾褀留下了“罪证”。到了划右派时，单位又现右派人数不够，没有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于是安排他出差，尔后汪回到单位没几天，一顶“右派”帽子就落在他的头上。甚至一个12岁的小画家也被打成“右派”，遭难十多年，尔后平反后他说：“我是世界上首位幼童右派分子”。天理何在？当时划定“右派分子”大多是由各单位第一把手内定的，谁敢质疑没好下场，毫无法律依据。据史料揭示：有的第一把手为了排斥异已报私仇（如三角恋爱，提职，提薪……），而把 对方定为“右派分子”。

     聂绀弩先生的遭难：

     1924年他考入广州黄浦军校二期学员，认识了周恩来。在军校期间，他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彭湃主办的“海韦县农民运动讲习课”担任教官。从黄浦军校毕业后，他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与邓小平是同窗，1927年回国。

     他1933年加入“左联”，创办《中华日报》副利《动向》并任编辑，认识了鲁迅、茅盾、丁玲等人，于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他和胡风、萧军、萧红等人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海燕》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成为叶挺、项英的部下，1937年他又被派往香港，担任《文汇报》总编，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49年后，他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

    这一位老革命却在1955年卷入“胡风”事件中，他的人生起了不幸的波澜，由“肃反”对象到“右派分子”、再到“现行反革命”。先被发送到北大荒劳动，再押往山西临汾监狱，判处无期徒刑，直到古稀之年，他才得到平反出狱。真是天命不公呀！（据《荆门日报》、《郑州晚报》）

3.躲风——不介入政治运动

    这类知识分子为数不少，他们本来就对政治运动反感，避而不介入，持“互不侵犯”的态度。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宁愿寂寂无名，他是个聪明人，深知生活在频繁的政治斗争大气候下，不当“出头鸟”的道理，他没害过别人，更没有出卖朋友，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是难得可贵的。

    巴金是来自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在新中国却莫莫无闻。一个不该忏悔的他，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那些该忏悔的人总是装聋作哑，这可称为“巴金现象”吧。他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思去，委实找不到哪个“政府”是你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他的晚年因写出《随想录》，使他的整个人生的价值升华了。

3.被迫跟风——随大流

    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记得，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是频繁的，“阶级斗争抓就灵”是他的治国方针。当时的中青年一代（包括笔者）政治上尚不能独立，是幼稚的驯服工具，充当“演员”的角色，党指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纯属于盲从，当时的中老年人，为了不当落后分子，也只能随大流。

     张申府老先生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跟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后来退党不问政治了。就是这么一位正直的革命者，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迫而出揭发朋友，由于处于政治压力，他不表态过不了关。

    曹遇：他22岁写出话剧《雷雨》而闻名于世。但1949年以后的半个世纪内，他没有创作出有水平的新剧本，他虽然紧跟政治体验生活（曾去抗美援朝前线），其结果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

    在反右运动中，因为附和于政治强权而失去自我，精神几近崩溃。他曾因参与对胡风、丁玲、陈企霞以及老朋友吴祖光，萧乾等人的揭发批判，做出了令他一生都感到羞辱之事。如，1955年他在《谁是胡风的‘敌友我’，把私仇公愤从胡风身上扩大到梅志（胡风夫人）身上。

    曹遇的女儿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因苦闷与压力，出现了强迫性神经能症的症状。他怕黑，他特别害怕后面有鬼在追他、杀他……他反思与剖析自己，他向那些曾被自己伤害过的朋友、同行登门“谢罪”。他越是明白也越痛苦，以至于这位从文傲世的文人，再也写不动了。他终于明白了，但人也就残疯了。（摘自《炎黄世界》）

     吴蜜：他是少数没有遵命违心批胡适的知识精英。而且当他知道他1952年写的一篇思想检讨的文章被用来“招降”胡适时，吴密非常愧疚。

     他的女儿吴学昭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48年末随着当时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女儿的思想转向左倾，这与一直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父亲，在价值观上大相径庭。

     吴密在写给堂弟的信中说：“……我们是私为父女之情，公为异路之人，我决不求改变和，请女儿亦勿来改造我……”。而对女儿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吴密不为所动。“各友其友，各行其事”是1948年吴密在处理父女思想矛盾时所坚持的原则。

     但是，到了1952年思想改造动动时，面对更大的精神压力，吴密放弃了父女之间“各行其是”的原则。吴密在《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一文中写道：“1948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复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

    此时的吴密，虽然内心深处还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但在公开场合，他从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转变为向女儿学习的价值立场。也就是说，吴密已从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价值立场转变为追求进步的革命价值立场。到了1952年，吴密表态放弃自已的价值立场，向女儿的价值立场靠拢（摘自《吴密父女与胡适父子》）林建则/文《经济观察报》7月7日

费孝道

    他复出后非常活跃，在做着中共允许的事，他配合政策，不甘寂寞的生活，他说要追回失去的时间，但却没有深究，是什么原因让他失去了那些宝贵的时间？

    他虽有独立思想却没有独立人格。因而不能顶天立地，而要时常依符主子——握有权力的人。因此有些人尽管被整得要生要死，不生不死，但事情过后，领导向他一招手，他便又投入怀报了。

    费孝通正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六四”期间，在学生静坐高潮时，他曾联名一些社会名人上书当局，希望接纳学生的意见。

    但枪声一响，他不敢再做声了。甚至按高层的口径说话了。他没有去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

    冯友兰“顺着说”真相，为生存而自救：

    在冯友兰身上，良知和思辩高度统一，思辩使他深刻，良知使他痛苦。在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勇气往往体现在“不惜以今日之成否定昨日之我”，总认为的归我不佳，新我的才好。以自我否定来实现自我救赎和自我提升，这是读书人的笨法子，有时候还真是管用。

     的确，他的家是一个矛盾的人，所经历的这一切恰恰是自相冲突的现象。30年代以弘扬孔子儒家哲学而名噪中外；70年代却不底毁儒家思想；作为最早系统接受西方哲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却又是丧失独立精神的代表人物，这一切的思想变化都让人迷惑不解，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50年代，当他宣称与尊孔的过去决裂，而，中共却仍然视他为尊孔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冯友兰首遭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你们要学习帝王将相，支找北大的伯赞教授；要学唯心主义，就找北大的冯友兰教授”。1982年后，冯友兰回顾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对过去的一切仍然感到困惑不解。

    冯友兰“顺着说”的表现是知识分子为生存而实行的自救行为。政治高于一切，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冒犯。他之所以深受责难，是因为他是哲学家，学界领袖，这是有害无益的“光环”使他的表现被加倍放大，受到时人和后人更多的质疑。

4）既整人  又被整

    在毛泽东执政的27年里，不把人当人，用“阶级斗争”大棒任意虐杀，打压各级干部和平民百姓。什么“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有事实依据吗？符合法律程序吗？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当前舆论界质疑，各级领导干部中有几个没遭受过“整肃”？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有几个没有“整肃”过别人？共产党变成了互相整肃的“乱党”。

周杨：他在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是整人的霸王，有“文艺泛皇”的美名。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文化部的右派分子大多是他排板的，当时的“丁一陈反党集团”就是他一手制造的，他往死里整人家。丁玲至死不能原谅他。

    “文革”期间他自己也挨整，坐了监狱，吃是了苦头，才知道了忏悔，向过去被他整肃过的人赔礼道歉，认罪。他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那个时代是错的，他的忏悔是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文革”灾难使周扬真正受到了教育，真正认清了是非。八十年代他是胡耀邦的坚定支持者，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观点，是他长期反思的硕果。他与左王邓立群展开了公开论战。

    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这应属时代的必然。

夏衍：文化部副部长，也是极左人物，他整起人来跟狼一样。1957年“反右”时，他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师生大会上竟说：“中央美术学院就是小台湾”，它已变成了国民党的天下了。在批胡风，反右时整错了许多人。“文革”期间他也挨整了，也被投进泰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真是恶人有恶报！

丁玲 她挨整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时也一样狠。建国初期她起劲地批沈从文，比郭沫若还厉害！凭她过去跟沈从文的私交，实在不应该啊。

吴昤（北京京副市长）：

    在位时整起人来一点不手软，如“反右”期间，他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我愤恨！”的发言，火力十足，他的所做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逼”，而是他本人一点廉耻都没有，他的死自是非剧，但也符合因果。

    他的《海瑞罢官》来自“遵命”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想到，他会因此获罪而家破人亡。

5）郭沫若现象

   “郭沫若现象”系揭：自我丧失了独立人格，紧跟领袖极权政治的虚弱行为。

    建国后，郭沫若在变动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领袖的政治需要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蒋介石时代，他曾是知识界中的硬汉子之一，与反动派做过不调合的斗争，曾遭特务追捕而逃往日本，当时的郭沫若不愧为文艺界的旗手之一。但到了毛泽东时代，却变成了软骨头奴才，随道政治风浪的变换而东倒西歪。他的价值观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郭沫苦有很老的革命资力，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失败后的他逃到日本，脱离了党组织。但作为在历史，文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始终起着“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在建国前后的那些日子里，他比一些“民主人士”更兴奋，更自豪。当然也有少不了的一些遗憾。

紧跟形势：

     1951年，毛泽工发起批判《武训传》这就给1950年还在颂杨武训的郭沫若当头一棒，郭老做了两次检讨，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前郭老知道朱德、周恩来都是肯定这部电影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跟毛主席走就是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毛主席要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没有二话，没有二心。

     胡风早年与鲁迅站在一边和周杨、郭沫若论战——在199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5月25日郭老在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当着700多人的面，呼吁要“比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更加严厉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他的话虽然不是违心的，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957年6月28日，反击“右派”刚拉开序幕，郭老就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是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的言者无罪，有罪的言者还是有罪的……。真不知这是郭沫若在谴责右派呢？还是在极力地说服自己。

    大跃进后，紧接着是反右倾，郭老无例外地采取颂扬态度，他写下了许多“歌颂”大跃进的“待歌”。尔后郭老本人也很快后悔了，他在第二年就承认，他的那些“咏花诗”是一场大失败；我是深以为憾的对“个人崇拜”推波助澜。

     1957年到1958年，郭沫若在干什么？从他的大量诗文中感受到是对“个人崇拜”的推波助澜。他首先是真心的歌颂，而后是为了自保。在蒋介石时代，他坚定地跟共产党走，他用笔揭露专制，成为全国文化界的精神领袖，1949年后，他歌颂新中国也是真心实意，后来他也发现，还要自我批判，还要跟着领袖批判别人，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那批民主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当年与郭老站在一起，反蒋拥毛；在建国以后，他们在对待毛泽东专政方面的态度却与郭老有区别，这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显示出来了。

当胡风、罗隆基等人用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或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郭老在诚挚地忏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

他的后半生做到了一个“忠”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领袖发动大跃进，他就写歌颂大跃进的诗，领袖发动“文革”，他就写歌颂文革的诗；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他就写“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邦……”的诗。

作为历史学家的郭老，也紧张江清的政治漩渴而大批“武训传”，他跟胡适、胡风本是同时代的知识精英，应是相互了解的，但为了紧跟形势，在批判“胡风反革命团”的潮流中，他也不落后。

“文革”的前后郭老发表的两首诗词，体出现了他的“跟风”色彩。

1、1966年6月5日，“文革”开始不久，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25周年讨论会上，郭老在致闭幕词中，向在场的江清朗诵了新作——“献给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的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但郭老的两个儿子都在“文革”中惨死。

2、在粉碎“四人邦”后，197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郭老的诗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邦”，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他的死报致哀荣，他的贡献已盖棺论定；他的道路，他的人生矛盾都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据《炎黄春秋》张光渝（文）

郭沫若的“焚书论”：他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若干次痛切的自我否定，其中主要是基于“政治标准”的自我否定。

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他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写东西，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拿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全部烧掉了，没有一点价值。主要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很模糊。这就是郭沫若著名的“自焚”说，话一出中举世震惊。

郭沫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一清二楚，要不然他就不会在内心深处一而再，再而三的深刻反省。但他尽管有自省能力，但却“无力自拔”。身处时代漩涡的郭沫若尽管拥有自省精神，并企图从内心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在强大的政治面前，他的这些努力常常是徒然的。

右史大潮有它自我的逻辑，郭沫若挟在其中，如同一片树叶，身不由已，顺流而下，直奔杂钟归宿，（《时代旋涡中的郭沫若》）陈占彪《党史天地》  2014年第49期

6，华君武的道歉和自省

他是著名漫画家，美协书记处书记，1957年美术界“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

反右运动开始后，他凭着政治敏感性，立即画了一幅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来讽刺揭露《文汇报》著名女记者浦熙修，漫画引起轰动，浦熙修女士狼狈不堪，康生夸奖这幅漫画画得好。

当时吴祖光，杜高被划入戏剧界，“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二流堂”的漫画家丁聪、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都是华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老朋友；“小家族”是年龄最小的油画家蔡亮，也是华先生很关注的后起之秀。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华先生必须站稳立场与他们划清界线。

杜高在1958年被送进劳教收容所，是祖光、丁聪、黄苗子等人下放到北大荒监狱劳动。这些遭遇都在华君武的心中产生了政治运动“为什么尽整一些自已人？”的不解之谜。

但是真正使他心灵惊恐，人生信念彻底瓦解的，还是“文革”的爆发和对他这位“老革命”的全盘否定和无情冲击，这个打击对他是致命的。比当年批斗右派更甚的批斗，落到了他的头上，他的漫画全成了反人民的“毒草”《光明日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揭露他的“丑恶面面”，他不认识自己了。

以后，他下放到了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又和戏剧界的朋友们一起劳改，整整五年时光。在他的内心深处展开了对历史的痛切反思，他反省自己的过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君武参与美术界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扰乱反正的工作，他的心里真确地关心着“二流堂”、“小家庭”人们的命运。

在《漫画一生》这本书中，他三次道歉和自省。

第一次是在题为《邪正自明》短文里，他写道：我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画了一批错误的漫画，伤害了一些同志和朋友，有些人已离开了我们。

浦熙修同志，是最早被我攻击的，所以“文革”后，为她开追悼会时，我曾写了一封道歉的信寄给她的家属，当时我画的这幅漫画，是一人格污辱。

第二次是在《关于杜甫检讨》一文中，他说：50年代在文艺上也是充满了斗争，我也参加了。伤害了许多同志，批判胡风、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萧乾的“塔塔木林”，也画了名记者浦熙修的漫画，这些都是我迄今也不能忘记的错误……

第三次，他对自己更无情，反思更深刻，他苦涩地说：我在反胡风运动，反右斗争和反右倾斗争中伤害了许多同志，在许多人蒙受迫害，家破人亡的时刻，我却在一旁推波助澜……，我对自己应负的责任，也是由我自己来挡当的。

华君武的道歉，自省和反思，真诚恳切，他的思想勇气令人敬佩，他的灵魂在忏悔中升华。（摘自《华君武的道歉和自省》杜高《中华读书报》5月7日）

笔者质疑，相比之下发动和领导反右运动的高层领导人至今不反思，更不懂得忏悔，哪位领袖临终前还对胡乔木说“反右派”不能平反；哪位总司令对胡先天邦说“反右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缺点是扩大化了……，他们的人格何在？？
     结语

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百姓说话？谁最能不计较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标志，在这方面，毛泽东时代害在是乏善可陈。

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建国初期顺利走上苏联“斯大林模式”——一边倒，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发子的声诉，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没有表现出普遍的反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思想改造运动是1949年以后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此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

中共执政后，在中华大地出现了一些令人痛心深思的事件：老北京城消失了，它证明梁思成，林微困是正确的；黄河三门峡和长江三峡盲目建成，造成自然生态失调，恶果留给了后代，运证明黄万里等水利学家是正确的；中国人的猛增，证明另寅初是正确的。

冯友兰没有树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的后半生吃了那么多苦头。中国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思的，他们当中有陈寅格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敢于反判的，有储安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的人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