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经济体系，民主的政治制度（及因此产生的公平的法律体系）和人性化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
鲁迅主要批的是中国古代的伦理体系而不是封建制度，鲁迅也不讲科学（我认为他是医学院淘汰下来的），鲁迅更不提倡民主而推崇苏俄的共产集权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专制，他把封建制度和缺少现代教育造成中国人的丑陋的上升为民族性，是一种逆向的种族歧视，中国人的丑陋，白人和日本人也同样有。
中国古代文明是建立在技术和社会伦理上的，而古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科学和基督教伦理上的，中国古代的文明是灿烂的，中国古代的社会是农耕时代高度文明的文科社会，但到了工业革命时代，中国就落后了。

 
在海外看到很多狗屁文章，最不通的是那些滥批中华文明，滥批中医，滥批孔孟之道的，这些文章往往都让我觉得有鲁迅的影子在其中。也看见很多捧鲁迅的文章，有的竟然用了“鲁迅最深刻，最人仁爱，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一类的句子。感觉十分荒唐。一直想写一篇批鲁迅的文章，但感觉难度很大，因为系统地捧鲁迅的文章汗牛充栋，鲁迅已成为于许多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祖宗，其人物形象“高大全”已深植入很多大陆出来中国人的灵魂，鲁迅是个碰不得的人物，而阿谅才疏学浅是无法和那些专业写手来较量的，所以我斗胆试作此文，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鲁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钦点的中国现代第一文圣人。伟大领袖一九四零年为他盖棺论定的时候，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诚的’，毛泽东一口气用了3个‘伟大’，6个‘最’。

我觉得评论鲁迅的关键是要看他的作品是发表在何时。

“鲁迅，1881.9.25生于绍兴，1936.10.19死于上海。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周家有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福清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鲁迅之父周伯宜(1861—1896)，本名凤仪，秀才出身，因屡应乡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1892年，11岁的鲁迅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1893年(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于是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摘自维基百科)

童年的经历是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阶段，鲁迅的儿童期家境优越，周家是绍兴城里一等一的大户人家，12岁时祖父吃官司，从此家道迅速中落，其父于鲁迅16岁时病故，这个变故发生在鲁迅的青春期，也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段家庭变故使鲁迅过早地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因为经历了一个从天堂到地狱的过程，所以这应该是他对中国传统产生反叛心理及对中国人产生仇恨厌恶心理的根源。

以下是鲁迅的部分语录：“我向来不惮于用最险恶的用心揣度中国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最多不过是奴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确是数见不鲜的”;“凡有来到中国的，尚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鲁迅留学于日本，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几乎完全接受日本人的中国观。(以下摘自-王康《超越宿命，领受天意》)

“鲁迅曾多次引用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气质》一书，其中论列中国人“特质”达26条之多，绝大多数与日本人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如出一辙。鲁迅影响最大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阿Q正传》(1921)背后，来自日本的“中国国民性”和“支那特质”何其清晰、纯粹。在解剖和抨击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时，鲁迅惊世骇俗的绝望比喻“铁屋子”、“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以及将全部中国历史简略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炼达的日式修辞。——而鲁迅近七十年来一直被称为“民族魂”、“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个圣人”。”

“日本大正二年、中国辛亥二年，黑龙会主干内田写下《支那论》。“世界之国民中，共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为中心以逞其政权欲之凶汉，则为自己私利私福不辞忍受羞耻之险民。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无敌忾自强之志气。主义、主张、人道、名分，于彼等之间，固无任何之意义”。绝不限于最早主张“使朝鲜从中国之虐政中解放，使满洲从俄国之垂涎之解脱”的内田，侮蔑中国为“畸型之国”，侮蔑一般中国人“平生之职业乃打家劫舍，掘墓赌博，既无政府，亦无祖国，既无仁义，亦无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则足矣”的“支那观”，长时间是日本的“主流意识”。

与孙中山等中国人有特殊而深入关系的“支那学”权威内藤也于当年写出《支那论》。在这本“完全代替支那人、为支那人而考虑”的书中，内藤咒骂中国民族“不问其法制之美恶，不论其人格之正邪”。如此腐化自私愚昧的国家“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蠢动而已矣。”日本“若真下决心欲使支那灭亡，则支那绝无防御抵抗之理，其他列国，亦无敢有指手划脚者。…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之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一类之议论，完全成不了问题”。

1924年，在中国实地生活了近二十的内藤又撰写下《新支那论》。在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十三年后，在发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这位“深通”中国历史的“杰出支那学者”仍然断然否认中国能靠自己力量建设成为“普通国家”的可能。相反，他以最终裁决的口吻宣判了中国的命运：

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大局而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是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

曾作为日本驻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剑峰在《太阳》四卷五号上写道：“支那人秉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脏乱。”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面临的“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清末民初。清朝是异族统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必然要对汉族的文化进行破坏，包括愚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满清的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汉人是亡国奴，对清朝没有认同感，满清贵族对汉人也没有任何平等对待的意识。“国不知爱民，民不知有国”。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劣根的产生背景。而鲁迅大量发表文章的时候，满清已不复存在，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已然诞生，鲁迅还在翻老账，不断地炒作满清所形成的落后的思想文化，这不仅是不合时宜，也极不合理。

鲁迅笔下的国人“变得麻木不仁不成人样，只能作看客和示众的材料”，对于底层民众这是事实。底层民众的愚昧是满清政府或北洋政府造成的，没有形成现代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不能只怪罪于人民。而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1928年才成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且于同年刚刚转为训政时期，所以中国底层民众的愚昧，也不能怪到国民党头上。

中国的旨在推翻满清反动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那个时代仁人志士比比皆是，我在广东中山了解到很多国民党人的事迹，感觉非常伟大，当时中国有很多可歌可涕的英雄人物。黄花岗72烈士，任何一个都可以大书特书一番，比如林觉民，他的《与妻书》写的多好! 这才是民族的脊梁。在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很多影响中国命运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如革命思想家邹容和陈天华：

邹容 (小鲁迅四岁)

(1885-1905)民国奠基者、革命家。字蔚丹，四川巴县(今四川巴县)人。1891年就读私塾，于1897年开始关心社会时事，对主张流血变法的谭嗣同产生敬慕之情，于1902年东渡日本，深受当时“排满革命”思潮的影响，短短一年时间，他的思想从爱国转向革命。次年遭到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迫害回国，在上海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革命军》。这本书如同一颗落在清政府头上的重磅炸弹，不仅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清政府惊恐万状。章太炎为此书作序，并在《苏报》上写文章介绍。《革命家》成为当时鼓动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论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孙中山先生称赞道：“《革命军》一书为推满(反清)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清政府嫉恨万端，遂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制造了哄动一时的“苏报案”。1905年4月3日，一个冷风细雨的早晨，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逝世于狱中，牺牲时年仅20岁。那时鲁迅躲在那里唤醒民众呢?

陈天华(1875年-1905年12月8日)，近代革命家，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烈士。

早年就学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国民教育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与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武装起义，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以通俗的说唱体著《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文，宣传革命思想，影响“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馮自由《革命逸史》)。投海殉国以警醒国人，牺牲时年仅30岁。那时鲁迅又是躲在那里唤醒民众呢?

而鲁迅所谓的“最唤醒民众，最有思想性”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辛亥革命7年之后，《药》1919年，辛亥革命8年之后，根本谈不上“开启民智，唤醒民众” 请看鲁迅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狂人日记是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受害妄想来影射中国的历史，中国人中有精神病患者，不等于中国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在法律上精神病患者没有行为责任能力，所以法律是不采纳精神病患者的证词的。鲁迅倒好，拿精神病患者来忽悠正常人。

还有《药》这部短篇小说，在中国的中医药典里，什么地方有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痨的记录?中国哪里有这样的偏方?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原型?我看只有周树人家有这个祖传秘方，不能用虚拟代替现实。所以仅从鲁迅的作品的发表时间和内容上看，思想家和民族脊梁的帽子无论如何也戴不到鲁迅的头上。

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转到经济建设为主。1927年-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称成为黄金十年，十年中，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对这十年有极端不同的看法。正面的看法认为，在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并且在这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这也说明中国人民在新兴的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是有自强不息精神的。

所以鲁迅在国民政府内忧外患，政权并不巩固之际，痛骂当时广为人民拥护的新兴的国民政府，不知所骂为何事?国民党腐败肯定有，但应该比以前的北洋军阀政府，腐朽末落的满清政府要好得多了，而且当时国民党内忧外患，也根本来不及腐败。有种说法是苏联出钱给鲁迅要他骂国民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重点北移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于1931年11月7日，利用日本侵华，国军后方空虚，中国工农红军在国军后方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来扩大所谓的根据地。鲁迅生命最后的8年是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的危机关头，这一时期救亡先于启蒙，然而鲁迅以所谓启蒙的名义严重打击中国人民的士气,鲁迅在那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有很多民族败类，如张XX，还有流氓政客，他一概不攻击，专门攻击梁实秋这样的老实人和相当开明和进步的的中华民国政府。中日战争中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 多少“砍头示众的材料”-那些英勇的中国的普通士兵为国捐躯，鲁迅有没有写一篇悼念他们的文章来彰表他们的事迹?!没有!绝对没有!

关于鲁迅作品的选材，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笔下的中国人，自私，懦弱，猥琐，残忍，愚昧。而且放大到整个民族，整个历史，全部的文化。在那个年代，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幸的人，在西方的这一类的小说中，如《悲惨世界》一类的总还会有几个具有人性光辉的人物。然而在鲁迅的笔下，中国人好像都不配活在地球上。”都是砍头示众的材料“。

鲁迅不批评当时的流氓，军阀，也不批评日本人。就是可劲说中国文化如何坏，人民多么愚昧，多么无可救药。然后和日本人，俄国人和中共打得火热。鲁迅最恶劣的是所有的当权的权贵他都不得罪，一味乱骂传统。鲁迅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时间差”把握的非常好，那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城头变幻大王旗”。满清时，他不骂满清，骂老百姓“都是砍头示众的材料，他也不骂革命党;辛亥革命成功后，他骂满清，不骂北洋军阀,也不骂国民党;袁世凯死了，他骂北洋军阀，不骂国民党，也不骂其他军阀;北伐成功了，他骂军阀，不骂国民党也不骂共产党;日本来了，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他骂政府,不骂共产党，也不骂苏俄和日本人。

上海人有一种描述投机的说法叫“烧冷灶”，鲁迅只要有冷灶，他烧个到，一个不拉。他也敢“捣热灶”-看哪个灶快灭了，第一个冲上去猛捣一气。只有痛打落水狗的勇气，而狗在地上他躲得远远的。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了一本书：《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有一处特别引起读者注意，就是作者周海婴对鲁迅死因提出疑问。当年与鲁迅家人有来往的王元化先生谈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元化：“当时，我跟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些年轻人，谈起过日本的须藤医生给鲁迅看病的事恐怕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当时有个美国医生也给鲁迅看过肺病，这位医生跟鲁迅讲，要把他胸腔肋膜里的积水抽出来。(这说明是不治之症)”王元化先生在这里提到的须藤医生是《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记载的为鲁迅治病的最后一位医生，日本人。王元化先生说：“我觉得最可疑的是，海婴讲，他妈妈后来访问日本，别的人都见到了，就是须藤医生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是个非常可疑的情况。因为所有过去跟鲁迅有关系的人都对海婴他们很好，见了鲁迅家人都很不错，而须藤就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同时，他讲到须藤医生是‘乌龙会’的，是个很法西斯的组织，跟日本军国主义完全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觉得我们不能马上作出一个断案认定鲁迅先生就是须藤医生害死的，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研究。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鲁迅对须藤医生这么相信，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事情。”

我认为鲁迅不可能是被须藤医生害死的，当时鲁迅的肺中已有积水，对于那时的医疗技术来说是不治之症，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害死他。须藤医生和鲁迅是什么关系令人费解。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有文谈到，鲁迅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时，成绩不好是“弃医从文”主因，其最好的伦理学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仅60分，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只59.3分，不及格。有研究者称：1906～1909年鲁迅滞留东京历史值得怀疑，没职业也没家庭资助，但在东京却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雇日本女佣，还资助二弟留学。资金何来，推测是日本特高科发工资，密探留学生动向。直到特高科派他去中国另有任务，才离开东京。一二八抗战爆发，他躲到特高科驻上海的联络站内山书店。

鲁迅翻译过托洛茨基、高尔基的某些作品(日译本), 所以可以肯定鲁迅应该对苏俄革命相当了解，然而鲁迅对斯大林/苏联共产主义很是推崇, 反而对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十分令人费解。

鲁迅把中国说的一无是处，一团漆黑。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于资本主义早期，其学说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鲁迅所处时代中国还是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主要还是封建时代，鲁迅的价值是搞出来个中国版的马列学说，最后被发展成为土改和斗地主理论依据，对于这一点鲁迅大概是始料未及的。

伟大领袖捧鲁迅的目的在于表明：

1. 夺取政权有合理性：是为了砸烂万恶的旧世界。

2.掌权以后，人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人民。

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我敢说，他到现在都不会写文革的题材，他只会写1949年以前国民党如何如何坏，人民如何如何愚蠢。。。。。。

鲁迅的世故远高于他的深刻。他的偏激，晦暗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思想家。单纯从文学角度，鲁迅的作品有可取之处，对于中国古代的批评有正确的地方，但不应该全盘否定中华文明，当然可以否定中国的落后文化。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历史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只可尊重历史，无法否定历史。对于古代史的评论主要应该横向比较，不能拿当代的先进国家来进行纵向比较。对于当代问题不能只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一定不可忽略现代和近代的历史背景。

鲁迅被很多人捧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第一文圣人。所谓圣人是指在价值观上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人，鲁迅算什么?他对中国文化毫无建设性的贡献。再请看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思想家?甚至于一些思想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印度(以前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阿拉伯世界，西班牙帝国和俄国，有没有一个思想家如此憎恶自己的母国?世界上那个大思想家像鲁迅这样对待自己的母国?鲁迅笔下：“中国是4000年吃人的历史”.

鲁迅所谓的思想主要源于日本人对中国的思考，这就比如，犹太人用希特勒的理论批犹太民族的劣根，那也是绝对深刻的。日本人意图灭亡中国，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去发掘中国人的弱点和丑恶的一面为他们全面侵华做理论上和道义上的准备。而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全盘接受日本人的中国观，并把中国人的毛病提升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凡是病人找他看病，他的诊断一概是绝症，治疗方法一概是回家等死，在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圣人?中国人真的那么差吗?中国人的善良，坚韧，奉献牺牲精神那个时候是有的，在鲁迅的笔下是没有的，而经过几十年瞎折腾，那些中国的传统美德在当代是少之又少了。

中国文化的糟粕是以法家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皇权下的国家主义。而精华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孔孟之道，请看：仁，义，礼，智，信，孝，悌，勇，礼，节，让，恕，那一点该批?他所批评的孔孟之道，在现代中国还剩下什么?他当时所推崇的苏俄是共产集权，日本则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于这两个对中国戕害最深的两个国家，鲁迅可曾对他们有过一丝半点的批评?!

“建房子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烧房子只要一根火材”。烧房子不是本事，鲁迅有多少建设性的东西? 鲁迅彻底否定中华文明，偏激阴暗，不是要国人自省，学会“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起到了打断国人脊梁，要国人自卑，软弱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鲁迅是个十足的右派，但以左棍子的面目出现,是民族败类;鲁迅狭隘偏执，是投机文人，懦夫。

我非常认同一网友的看法：

“鲁迅的散文是一流的，杂文是二流的，译文是三流的，人品是四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