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英国初中（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的物理课本,里面专门讲到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说：科学是回答how的, 宗教是回答why的.
学术的层次我认为是：经验，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哲学，神学，其中凡是科学不能解释的属于哲学范畴。哲学解释不了的属于神学，我认为神学是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观，主要同伦理相关。人是情感动物，比如有关爱和恨的问题就不能用科学或哲学来解决，没有神学，人类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神，人就不能成为人，离开神学的哲学，本质就是20世纪人类两大灾难的源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神学的价值是远大于哲学的，更是远远大于科学的，西方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基督教，尽管基督教也有迷信成分，但基督教确是最不迷信的一种宗教，基督教宣扬的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这才是人类发展进步的的动力，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低级学术对高级学术是讲how的，高级学术对低级学术是讲why的，比如技术对科学是讲how的，而技术对于经验则是讲why的。
低级学术对高级学术是讲“什么可以做的”，而高级学术对低级学术是讲“什么不可以做的”。
高级学术可以否定低级学术，而低级学术不能否定高级学术。比如在技术上永动机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而从科学上我们知道能量守恒，永动机是不可能被实现的；再比如从科学上人定胜天，但从哲学上我们知道，人依附于自然，人类胡作非为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有一个很通俗的例子，在1981年，我中学的数学老师说：“你们都比孔老二强，因为你们会解方程式，孔老二他不会”，这就是最扯淡的一种看法。

以下还有几个例子：
-钱学森是火箭技术专家，他在大跃进期间用光合作用的太阳能能量转化，证明可粮食生产可以亩产万斤，光合作用理论是讲how的，而亩产万斤是个科学问题，是讲why的，所以钱学深用低级学术来否定高级学术，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行不通的。

-从社会科学对哲学层面，阶级斗争是讲how的，而什么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是哲学问题，哲学对于社会科学是讲why的，所以不能得出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进化论是哲学学问题，只是回答了生命某一阶段如何发展的问题，对于神学是讲how的，是不能回答生命的起源的，结果却被共产党利用，上升到神学层面，进而形成了无神论，否定了神学。

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技术以上的学问都是伪学术，因为中国的学术体系基本上是从下往上建立起来的, 这种从下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学术不是理性的产物，其本质是观念。马克思是一流的经济学家，二流的哲学家，三流的思想家，这好比一头猪不小心走入一间工厂，变成了香肠，于是有人说猪是香肠变来的，所以马克思的学说本质上是因果倒置，从经济学得出哲学，用哲学否定神学，其本质是感性的产物，是观念，而不是什么哲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还要有个中共中央宣传部，而宣传部是凌驾于教育部之上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大学的必修课这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宣传部是干什么的？就是宣传观念的的，也就是宣传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的。

而真正的学术体系是从上至下建立起来的：
神学是哲学的因，哲学是科学的因，科学是技术的因，技术是经验的因；反之经验是技术的果，技术是科学的果，科学是哲学的果，哲学是神学的果。

-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国确立了学习苏联模式改革中国大学制度的方针。如何改法？教育部请来的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减综合大学，增加单科院校。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当时中国的综合大学(特别是1949年以前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中国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神学，用马列伪哲学替代了神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中国没有了哲学，用科学替代了哲学；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国没有了科学只有技术，所以导致了大跃进的大灾难；文革没有技术，只剩下经验-中国的古代权谋之术，毛泽东以兵法（经验）治国，只讲形势，不讲原则，造成十年浩劫。中国这个国家是和西方主流国家是镜像，一正一负，中国是个负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党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原则。现在看来这三条原则，就如同在星级酒店里挂着“不许随地大小便”的告示牌一样匪夷所思。现在中国有技术，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特别是各行各业上都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

现代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原因也在于此， 中国的所谓大师不过是一些巨匠，大师至少要有达到哲学层面的思想深度，而哲学家必须具备相当深厚的神学功底（人文素养）。为什么民国是个大师涌现的时代？因为民国有思想的自由，那时中国人是技术，制度和思想一起同时在学，特别是一些教会大学，为中国带来了很多先进的神学思想。

蒋介石先生留给中国人6个字：科学，民主，伦理， 比五四运动的口号多了一个伦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主要由三个支柱来支撑：经济，政治和伦理，其中 科学是经济的法则，哲学是政治的法则，而神学是伦理的法则。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需要向西方学习技术，制度和思想，当代中国是只学技术（不是科学），而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制度和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即伦理）坚决不学，所以中国这样下去是没有希望的。

以下来自网络：“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不提供建构逻辑一致性科学体系的思维工具（哲学，逻辑学，批判性思维，还有宗教的知识）。中国教育甚至不告诉学生有这些工具存在，而是哄骗学生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无限的获得＂标准知识答案＂，这是极其野蛮和邪恶的的。所以，中国很多所谓的＂饱学之士＂并不被国际学界承认为学者。从中国教育培养的大陆人至今没有建立起任何一种被国际承认的科学体系。此外，对人类本身的认识只能通过宗教和哲学来完成，宗教回答了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哲学主要是对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反思。而我们的教育不提供任何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科目供学生选择。
跟一些中国大学生甚至毕业了多年的大学生谈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跟小学生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认识的角度是一样的，这是极其可悲的。
所以中国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人类的情感（人性）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对一个人思维和人性的残害可能会遗祸终生”。
以下来自网络:
“俾斯麦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他曾担任普鲁士的宰相兼外交大臣。他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强势人物，凭借他的超人的才能和胆识以及强硬的武力政策，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1870年，在德国的街头，这位铁血宰相偶然遇到了两群东方人。一群是日本人，一群是中国人。前者来自一个小小的岛国，后者来自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的大国。日本人来到德国以后，他们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翻译典章制度，回国欲对国家作根本性的改造。而中国人来到德国以后，只问某厂的舰炮造的如何，价值如何。并且大部分人在学做生意，挣钱。因此，铁血宰相说，30年内，日本必将成为强国。而那个东方的天朝大国必将成为弱国。中国和日本的竞争，其结果是日本胜，中国败。差不多接近30年的时候，发生了甲午海战，清朝的北洋水师与日本水师在交战中全军覆没。从此，中国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显而易见，俾斯麦之所以预测日本与中国推行现代化建设的竞争中，日本一定会胜出，这是因为日本人学习的是西方的“政治原理”，并且能够结合本国的社会实际，对国家做根本性的改造，而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只是关心“舰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等等无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事情。”

但日本人学习西方，没有学习西方的神学，而是保留了本土的神道教，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除自然神之外，人物神的历任天皇、幕府将军、功臣等也渐渐被作为膜拜对象，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多神等于无神，而无神，人民则会把一个活人弄成神。我认为神道教和基督教本质上不同的是神道教强调等级：低级服从高级，个体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神格化的天皇，普通人的人格退化为会说话的工具，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做到了技术和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做到思想的现代化，这使得日本在思想上越走越极端，信奉军国主义，积极发动侵略战争，最终走上了不归路。但即便如此日本的神道教也要比中国的儒释道要好得多，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是出世的，强调的是个人修行，儒家学说也不能被认为是宗教，应该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实用的处世哲学。而日本的神道教以“忠君报国”为终极价值观，为国家战死者，甚至被提高到神的高度，受祭于靖国神社。

 中国的学术有三大致命问题：

1. 中国学术体系中没有神学，而有的所谓哲学则是伪哲学，西方学术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神学院，比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神学院。特别是广为后发国家效仿的德国，德国的崛起起源于创建现代化的学术体系，其中德国的洪堡大学成为现代后发国家创建大学的典范：

 “柏林洪堡大學是依據創校者洪堡「研究教學合一」的精神所創立，於1810年所創立的新制大學，他也希望柏林洪堡大學能成為「現代大學之母」（Mutter aller modernen Universitäten）。根據洪堡的理念，現代的大學應該是「知識的總和」（Universitas litterarum），教學與研究同時在大學內進行，而且學術自由，大學完全以知識及學術為最終的目的，而非實務的人才培育。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说的科学指纯科学，即哲学。而修养是人作为社会人应具有的素质，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它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寂寞和自由。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民主性。在洪堡看来，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

洪堡大學起初名為腓特烈·威廉大學（Friedrich-Wilhelm-Universität,1828年），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支持下设立。成立初期共有4個學院，分別是法律、醫學、哲學與神學，學校共有52名教師及256位學生，而哲學院的黑格爾、法學院的薩維尼、古典語言學家奧古斯特·柏克（August Boeckh）、醫學院的胡費蘭（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及農學家特爾（Albrecht Daniel Thaer），則象徵了當時洪堡大學各學院的精神。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洪堡大学是德国最著名的思想家的诞生地，其中包括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哲学家黑格尔、叔本华、弗雷德里希·谢林、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以及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马克斯·普朗克。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求学于洪堡大学。诗人海涅、德国统一首相俾斯麦、德国共产党创建人卡尔·李卜克内西、欧洲议会主席舒曼都是该校毕业生。在过去的200年中，洪堡大学诞生了4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洪堡大学的办学模式为世界上的许多大学，如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 [1]

1. 中国学术的构建是倒行逆施，这种体系无法发展，注定死路一条。中国的学术体系关注的是How，而不是Why，所以中大学培养的主要是技术人才，教学的内容则是人类已经形成的生产性的知识，而且很多知识严重过时。

“请看历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者情况：

　　从2000年起，中国设立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评选2人，宁缺毋滥，因此这个奖比较严肃公正，无可指责。到2010年，11年间共评出获奖者18人，因为2004年空缺，2002、2006年只评出1人。我们分析一下这18位获奖者的情况：

　　从年龄来看，获奖时的年龄

　　90岁以上者3人，

　　80岁以上者10人

　　70岁以上者4人

　　60岁以上者1人

　　平均年龄81·22岁。18个人中，最小的64岁，14人在80岁以上，5人85岁以上，3人90岁以上。如此一群耄耋老人雄踞科学殿堂，也算中国特色的旷世奇观。”[2] （ 这些人中最年轻的是1958年毕业的王选，他们绝大多数靠的是民国的底子。）

1. 学术体系必须是凌驾体制之上的，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首先必须运用国家的力量支持创建现代化的学术体系，并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中国的学术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学术成为政党是用来证明现行制度的合理性的工具，而不是用来指导推动国家在社会伦理，政治和经济进步的思想理论的源泉。中国学术机构毫无独立性和公正性可言，即便是共产党国家的祖宗-苏联的大学都是没有党委制的！中国的学术体系上比苏联的体系都差得太远，更不用说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1868年）不到30年就打败了大清国（1894年），不到40年打败了俄国 （1904年）这说明近代以来，30年时间可以使一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和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在巨额战争赔款的情况下，20年后再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依靠的不是基础设施，而是依靠学术体系和以此产生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是战争摧毁不了的。

中国的现行学术体制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巨大阻碍，中国要富强首先要进行学术体制的改革，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政党必须退出大学，创建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抛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国家的力量保证学术的神圣，独立和尊严，以此入手，或许国家还能摆脱全面溃烂的局面，不从根本上改起，一切改革，反腐都将是徒劳的。

参考文献：

[1]自维基百科

[2] 李昌玉：中国的顶级人才是谁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