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岁月

爸爸在青岛总的来说过的很愉快，我家在1982年就住3房一厅的房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大海，和我家隔一条马路全都是各部委的疗养院，现在哪一带已经是青岛的黄金地段。在青岛哪些年里和锦西的人还有过一些接触。后来很多人和我父亲说: 你要是不离开锦西，你能当上葫芦岛的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因为我父亲具备几个条件：1。对当地医疗卫生有重大贡献，2。高级知识分子，3锦州市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4。有海外关系。我父亲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你走了他才跟你来这个，这在给他上后悔药，但可以肯定在锦西他后来的结局也一定差不了。

我在高考前报志愿，想学医，父亲和他的同学商量，后来对我说“在中国，医生这职业不好，一天到晚担惊受怕，还要被人打，工作辛苦，收入低，除非你对医学有特别的兴趣，你还是学工吧。”

1990年我大学毕业前去了一次扬子石化，在那里我遇到了老邻居李叔和他夫人赵姨，在他们的接风宴会上，遇到了丑津士丑叔，和王玉奎王叔。丑叔当时是扬子石化的副总工程师，有专车和司机， 那个年代相当了不得。丑叔也是那帮锦西来的人的首脑, 我知道他是因为他的姓很不常见。对王叔的身份我当时不清楚，也不知道他和我父亲的关系。丑叔对我很热情，。当天丑叔要我到他家去住，他甚至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住，可以说他给予我一个小孩子极高的礼遇。当时他家里有3部电话，其中一部是红色的，这给我印象深刻。我回去后问我父亲，你和丑叔啥关系？我父亲说我和他没关系，他是右派（丑津士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右派）我是特嫌，所以当年都很识趣不来往，但是在困难时期的时候，有一天我看他饿得不行，请他吃了点东西，他是记着这个情。我想除此之外，还有他对我父亲的敬重，想通过对我的招待来表现出来。

我父亲认为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所以他从来不对他的患者以恩人自居，他认为那是他的本分, 也从不和别人提起他救过谁.。这件事是后来收到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转来的丑叔的电邮我才知道的, 我父亲至少在1960年把三个右派收留住院了, 这三个人两个是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的学生同时拥有清华北大和南开的学籍)和一个清华的， 等于是救了三个清华的毕业生, 为国家挽救了人才。我还知道有别的右派饿得不行， 去找我父亲”看病”……

(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你写的回忆父亲梁定中的文章，记载着你曾问他：和丑叔是啥关系？现在我来回答。

那是1960年末，天寒地冻，其冷无比。我和其它的‘五类分子’(连家属大约四，五十人)一同被遣送到锦西县暖池塘公社的房申地大队(不是凌原)。当时是困难时期，一天三两八毛粮，还不能保证，根本不够吃；再加上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严寒，又没有做过冬的准备(既不懂，又不会)，很快我就躺倒了，起不来炕。几天后，同睡在一铺炕上，也是南方人的另一个右派，被人发现断了气。生产队怕死人太多不好交差，就给也生了病，但还能走动的吕彦杰准了假，让他自己回锦西去治。我因为饿得动不了，就派了一挂小毛驴拉的车把我送回锦西，到了化工医院门口放下。

我勉强支撑着蹭到挂号处，不料他们不给我挂号，理由是我已被清除出厂，不是化工厂的人。我老家远在几千里外，在锦西举目无亲，除了医院，无处可去。当时我坐在候诊室的长凳上，绝望之余，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不知多久，我忽然看见吕彦杰从一个房间出来，手里还拿着一张单子，跟我点了点头，打个招呼。我想，吕工和我是一样的情况，我也可以去试试，就进了同一房间。里面有两位医生，相对而坐，靠左边的就是你爸。

他根本没盘问我是什么身份，也没有要我的挂号单，做了简单的检查后，开了张诊断书让我住院。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礼拜，体力略有恢复，就回湖南老家去了。这一个礼拜，还是赵护士长借给我五斤粮票才熬过来的。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困难，最为凶险，离死神最近，因而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梁大夫和赵护士长可说是我的救命恩人。

后来吕工告诉我，那次他在医院，你爸什么多话也没讲，开完诊断单后，跟他握了一下手，手心里递过来一包烟。这个细 节，说明他对我们情况心中是明了的，也是同情的。他对我们的处置担了风险，他也是明白的。

五十年的时光，转眼就过去了，梁大夫已经作古， 让我们共同来怀念这位好医生，大善人。

我现在与女儿住在美国，身体还好。你们这些后辈都有出息，我感到高兴。

丑津士 2013-6-24)

后来我父亲给王叔写了一封信要我转交，我一看语气格式极卑躬，我随手就把它撕了。父亲是这样的人，别人帮助过他，他刻骨铭心地感激，我妈多次抱怨过他这一点。在这里我也向王叔道个歉，原谅我当年气盛，也表达一个感谢，谢谢您对我父亲当年的关照。

我父母在1995年，1997年和1999年三次来珠海小住，没事我们一家人就在一起聊天，聊得最多的是锦西旧事。那时陈学龙陈叔和太太左阿姨几次来看望我父母，陈叔是广东某司法系统医院的党委书记，每次他们夫妇都穿警服，陈叔的警衔是3杠3星(三毛三，一级警督)，他们夫妇特别是左阿姨对我父母非常热情，他们由于工作关系，说话相当的强势，但在我父亲面前，体贴入微。 1998年父亲回到锦西，那时方叔已是锦化集团的一把手，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可谓“千斤重担一肩挑”。方叔对我父母极热情，盛情款待。我父亲对那次锦西之行极感欣慰，他们都有一种情结，“化工厂是天”，过去他们一直是不断地被“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没得到一句官方的认可，那次他们感到被认可了。还有一个小插曲,父亲的老友鼓动我父亲: 叫你儿子找小方批条子倒卖聚卤乙烯(当时紧缺的化工原料), 父亲不为所动, 后来那些老友求我父亲找方叔办事,我父亲列了个清单交给了方叔, 方叔看过以后, 说了句: “没一件是你自己的!”

父亲在1987年退休后一直在外贸工作，一直做到70岁，因为有的老人家在岗位上出过事，后来外贸一刀切，70岁的一律下岗，这才算是真正的退了休。但是他不适应那种生活，起居不定时，也不锻炼，作为医生反而不重视维护自己的身体，经常说活得够本了，他有糖尿病，要打胰岛素，但他不肯戒口，谁说都不听。“宁可吃死不能饿死”。父亲于2000年，有一次小中风，在治疗时突然没有尿，肾出了问题，后来血液透析，由于必须控制水分摄入，血液粘度过高，又造成其他的脑部血管堵塞，最终不治。父亲在透析的时候，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有一天弟弟和他的未婚妻来看父亲，父亲说我要把你们结婚的钱花掉了，再后来父亲要用鼻饲管，他几次拔管子，他怕给家人添麻烦。我弟的未婚妻回家和她妈说起此事，准丈母娘一下就哭了出来：“这老爷子，自己都这样了还想着别人！”。我父亲他是高干的最小一级，医疗几乎百分百报销，我哥哥又在医院，根本花不了多少自己的钱，父亲一生治病救人，自己有病花点国家的钱理所当然，他根本就不该这样。总是先给人家，临死之前两年把自己的东西送个精光，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当我们向陆叔报丧的时候，陆叔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电话的一头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后来很多人说你父亲要是在锦西去世，他的葬礼不敢说是绝后的，也将是空前的，前来吊唁的人将数以千计。

在筹办父亲的丧事时，他们的工会主席对我们说你爸爸最大的特点是潇洒。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句话的含义，现在我明白了：

"勇者无惧；智者无惑；仁者无忧"，我不能说父亲在他的一生中是无所畏惧，也不能说他一生中都是无惑的，我想我可以说他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是无忧的。对人无所求，就不在乎其态度，此为潇洒亦为无忧。

仁者无忧，我的父亲是个真正的仁者，求仁得仁。

父亲和母亲1997年珠海，妈妈怀里是的我女儿。

我的母亲

我的妈妈李桂芹一直在爸爸的光环下被忽视，妈妈善良温顺，为了爸爸和家庭一直都在默默奉献。有句俗话“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我父亲却是完全相反。

父亲在晚年多次和我提起“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了你妈这个老婆” 1989年，妈妈突然发高烧，后来发现是败血症，最后所有的抗生素都不起作用，肾功能也出了问题。父亲绝望了，每日回家后痛哭，有天晚上我在家陪他。他反复念叨我妈的好，并由此勾起了他对往事回忆。父亲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他哭着和我说起他的第一次婚姻，痛苦地讲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前妻那样对待他，他对他和前妻的女儿有很大的愧疚，他的女儿那是他一生最大的痛。我想他的第一次婚姻的结局这应该主要是和父亲的性格有关。他总是把别人放在自己和家人前面，再加上他是少爷出身，不事家务，这恐怕大多数女人难以容忍。另外那位阿姨也是大家庭出身，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此的结果就一点都不奇怪。而我妈妈过去对爸爸百依百顺，她是农村出身，娇惯与之无缘，为家庭默默付出。后来我们晚上轮流在医院照顾妈妈。由于哥哥在血库里工作，有条件搞到新鲜血浆，为了救自己的妈，想尽办法最后靠血浆救了母亲一命，1989年是我家的一个坎，在那一年我们做子女的第一次感受到了父母之间的深厚感情。

妈妈现在身体不好，已不能自主吞咽，要靠鼻饲。我长年在外地，对父母没有尽到多少孝心，妈妈的情况要我痛苦万分，我非常对不起她老人家，现在她的情况我根本不敢去想。好在哥哥和弟弟在青岛，他们请了一个24小时的陪护来照看妈妈，经济上没有问题。

我想我妈妈最大的缺憾应该是没有一个女儿，在老年时身边没有一个知冷知暖知心的人，我们做儿子的常常忽视她，去年当妈妈病情恶化时，每当想到这一点我都无法自制痛哭失声。

今年二月我回到青岛看望妈妈，在拜祭父亲时，在我父亲的坟前我默默祷告，“爸爸您是大医生，您可一定要妈妈少遭点罪。”

(注: 我母亲已于2015年6月去世, 在医院一共住了5年半)

后记

在初稿完成以后，我将之发给了父亲的同学们，和我的大学同学，中学同学，特别是我大学的同学，他们都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其中的一位同学，她是上海支边人员的子女，她的评论非常感人，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她女儿一生下没多久，就给当时的珠海某医院当败血症治疗，前后达2-3年之久，我当时知道的很晚，但也没有想得那么多。后来我父亲来珠海，我和父亲谈及此事，那时他已15年不做医生了，他想都不想，就说是不可能的，“新生儿不可能得败血症，这是医学常识！”如果是败血症孩子早就死了，新生儿体温调节不稳定, 像这样的的情况，把药停了，可能就好了，叫我和他们讲，把孩子和病历带来，他给孩子看看。结果很巧第二天见到她丈夫，我就告诉他我父亲的看法，当时她丈夫很痛苦。我就和他说，我父亲是很好的医生，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但他们可能不太懂，也没有再和我联系。

陈敏娴阿姨见到我同学的感言后，很委婉地对我批评到：“你为父辈们的不幸抱屈，想要写文章表达，这是你的心愿，即使未能发表，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灾难。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科学还比较落后，庸医是存在的，现在正在慢慢改进。你看的负面现象较多，会影响你的情绪，要朝前看。我看了你同学的留言，觉得她比较能理解她的父辈 ”。那我就用我同学的感言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吧。

“作为从小生活成长于上海的你的父亲，能在北方生活那么多年，其中的不易恐怕你还未曾深切的体会。我曾听我的妈妈悄然说过一次，他们最早去的沈阳飞机制造厂，东北的玉米茬窝窝头，让他们的胃倍受煎熬，寒冷的气候让他们更加思念上海的家。她有一次独自站在冰冷的雪地里想死的心都有。但他们还是熬过来了。他们是为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同时也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被调到沈飞的,基础打好后又被派到贵州山区重建新的飞机制造基地,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能理解他们,并且越来越崇拜他们,也努力向他们学习-勤俭,宽容,善待他人.更重要的是学会感恩. 这也是他们所欣慰的。你的文章不仅是对你父亲的追思，也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经历的记录。说到创造力，我由衷地佩服我们的父辈们，是他们让我们国家在许多，从无到有，让许多不能办的事情得到解决，是那个时代付与他们如此的创造力，以直于如今的他们很少谈他们的委曲和无奈，谈的最多的还是如何空手改变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是我们许多人这辈子所无法拥有的。看了你的文章,深切地感受到你对父亲的敬仰和热爱,同时也对他过去所受到的苦难的不值和对社会的不满.对梁伯伯的一生我由衷的敬重.他们这一代人的心胸是我们这些小辈所不及的,他们所受的苦难也远不是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他们的善良和他们的忍耐力远远不被现在的孩子们所理解.你的不值和不满,我感同身受. 但我还深深地感到我们的父辈却常年会为他们的付出而自豪,荣耀多过报怨,满足多过后悔. ”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到今日看到你上面的文字,就会想到孩子受的苦,还会双眼发涩..实际上当时所有的医生(包括广州XX医院的主任)都下了这个意见,真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靖圆无缘拜见到梁爷爷是她的不幸,但有幸的是你有心把情况告诉了梁伯,并把他的意见转告了我们.当时我已无法或不愿再去奔波各个医院,但意见相当孤立,在这时你父亲的意见对XX（她丈夫）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更坚定了我的主意.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如果早下决定当然更好.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父亲能直言他的看法,也非常感谢你的有心.”

“一名医生能让那么多人感恩与他,你父亲是付出了常人所不具备的智慧,才能,勇气和天赋.他让许多人得到涉及生命意义上的恩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真的是

--生的伟大。”

 特别感谢

感谢张国元老人为我们留下关于我父亲的一段生平见证。

感谢陈敏娴阿姨记录了张国元老人的口述，陈阿姨因为整理的那篇短文是在她老伴出院后，没有留下张国元老人的地址，她只寄给了同班同学，陈阿姨特别关照我，她认为文章没有经过张叔叔过目，如果要发表，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太好，希望隐去她本人和张叔叔名字为好。按正规来说，发表文章应该征求涉及的人意见，怕会因与事实有出入而产生意见。但我首先认为那份口述的内容完全真实，这样的内容是任何人,包括我本人都不可能编造得出来的。其次我的文章中凡是有名有姓的都是我父亲的朋友或是我认为的好人，隐去真实姓名反而显得内容不真实。所以我相信张国元老人不会因为我把他的名字放到文章中，而产生不满。

感谢我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之一潘祖德伯伯为我指正了有关圣约翰大学的情况。

                                                                    2010年12月于英国

附录：父亲和他的同学们

锦西当年有很多患者经过我父亲介绍转院到北京上海，那些患者和我父亲大多只是普通的医患关系，但都能得到我父亲的同学们的无私帮助。

左到右：夏求明医生，梁定中医生，蓝芝泰医生（于哈尔滨）

左到右：潘祖德医生，巫协宁医生，梁定中医生，翁仲颖医生，林泽群医生, 夏求明医生, 尹遂文医生，陈海琼医生

前排左到右：杨婉华医生，潘祖德医生，梁定中医生，周鸣皋医生

后排左到右：金大猷医生、翁卓颖老师、蔡诗观医生、周孝增医生，巫协宁医生

左到右：翁仲颖医生，褚大由医生，梁定中医生，张慧墨医生, 陈敏娴医生，周保和医生，尹遂文医生（199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全球校友会）

前排左到右：张英柏先生,杨婉华医生，杨婉华医生的丈夫夏先生，庞澄医生，庞澄夫人

后排左到右：巫协宁夫人，巫协宁医生，陈海琼医生，褚大由医生，翁仲颖医生，阿谅，潘乃容（潘祖德医生之女）

-我的文章让父亲的老同学们产生了共鸣，部分健在的的父亲的老同学为我于2010年12月19日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他们中最年轻的也有82岁了，其中巫协宁医生和褚大由医生仍在工作，他们的大多数人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

                        俞少华医生于约大校园

俞少华医生的女儿从父亲的老同学那打听到我的电邮,给我写到:

冒昧写此信,请多多原谅。

  2001年 4月在华夏文摘上读到一篇《医者仁心—我的父亲》时,心里就在想文章里的名医可能是我父亲俞少华的同班同学。5月回国与我母亲聊起这事,我母亲说应该是梁定中叔叔。并说我也见过梁叔叔,80年代后期,梁叔叔来上海时为加拿大美容专家的讲座做翻译时,来过我家,那个讲座我也去听  了。

   我母亲还拿出一张陈敏娴阿姨寄来的我父亲46年在圣约翰大学的照片。后面写着In memory of an old friend in ST. John′s campus  photo by Liang我想应该是梁叔叔拍的。

   你的文章使我想起我的父亲和那个年代。我父亲是个脑外科医生，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在工宣队的隔离审查中，被宣告畏罪自杀。当时我母亲也在隔离审查中。那年我8岁，没有遗体告别也没有骨灰。这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太沉重的包裹，以至于到今天我都没有找到卸下它的办法。每当想起我就心痛，泪流不停。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么多的精英含冤而死。如果没有那个时代，我父亲可以医治和救活更多的病人。我父亲很革命，是党员，参加学运，参加抗美援朝，希望亲手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可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无法想象带他走向死亡的中国，他一定心寒而绝望吧。那时的精英活着不像人，更不要说尊严了。

   我定居在日本已有21年。现在的中国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只是祈祷那里的百姓能像普通的人一样生活，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