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师（4）学农 zt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0202/201601/504123.html

(5) 女生来娣

来娣是我73届班里的一个女生，她要比其他学生都长得高些，所以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刚刚接班后的一天，好像是佈置每个学生都要交一篇大批判稿子，我在教室里向学生们收批判稿。走到她桌子前面，桌子上空空的，我于是问她，“批判稿呢？”她不回答，抬起头来，看着我笑。她一张鹅蛋脸，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眼脻毛，是个长得很美丽，看着很顺眼的女孩子。我再问她要批判稿，她还是一点不迥避地朝着我笑。我很尴尬，这时教室里有人笑了，于是哄堂大笑了。我狼狈不堪，只能馬上回到讲台，转移话题，找个台阶，自己下台。

后来有人告诉我，她是个“拉三”，就是那种作风不正派的女孩子，那一片地区人人都知道。说她外面认识很多人，靠山硬，没有人敢惹她的，惹了她的人，自有人会来找你麻烦。也有学生告诉我，她还打过胎，学生用“刮带魚”来形容那事，但她没有到学校来要求开证明去打胎，而是自己有路子到什么农村卫生院去做的手术。女孩子一个多星期不见人影，回来时脸色苍白，也讲不出什么原因，一般就是这事了，同学间也瞒不住。她并不和班里同学多来往，常常独来独往，也不太在班里闹事。说实话，象这样的学生，一般来说，我是能不管，就不管，因为这实在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

有一次，来娣二天没有来学校，也没有让同学带请假条来。照这样的情况，我作为班主任，就一定要去家访，让学生的家长知道情况。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她家，应门的应该是她的姐姐，是个长着有一双和她一样美丽大眼睛的女孩，大约比来娣大几岁的样子。来娣也在家，二个美丽女孩的父亲却是个长得很丑的小个子老头儿，大概牙齿掉了，嘴巴瘪得厉害，他也有一双大大的眼睛。我由此大致可以断定，这二个女孩都是他亲生的。他一边招呼我，一边喃喃自语地说起来。照理，我听他们的方言没有问题，但他的话，我却是听不太明白。来娣并不讲话，她的姐姐倒是跟我说起了她们家的情况。姐妹三个，来娣是最小的，妈妈早去世了，爹带着三个孩子长大，前几年大姐嫁人，在什么街道加工厂里做，她自己毕业时，老爹退休，她就顶替进厂，家里现在二个上海工矿，来娣分配时铁定是外地插队，从此家里矛盾不断，来娣自暴自弃，家里再也无法管她。来娣的姐姐说到她妈死得早，日子艰难，她顶替进厂也是没有办法，因为爹的退休金不够用，她现在的工资是全贴补在家用里，说到难受地方，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终于明白了一切，一个本在叛逆年龄的女孩子，母亲早不在了，大概从来也没有和父亲有什么交流沟通，因为两个姐姐的上海工矿地位，自己必须接受最最差的分配方案：去外地农村插队。还谈读什么书，学什么好呢！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了，反正抗不过命运，就是插队一条路。从她们家出来，我感慨万分，我能为这个学生，这个家庭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实在的，我也真同情这学生，我再也不因为她是个“拉三”而鄙视她，视她为班级之外的人。

下乡学农时，我把她安排在我自己所在的村子里，还有3，4个女孩和她同住一起。有一天晚饭过后，有同学来告诉我，说来娣不見了，晚饭也没来拿。我想，此时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她回来。

每天晩上的9点到9点半之间，是我巡视每个学生宿舍的时间，我要走到每个住有学生的农民家里，敲门问清楚，核实每个学生都在宿舍里，“太平无事”了，我才能回自己的鋪板上去睡觉。这个工作很辛苦，因为我一个人管50个学生，白天就够操心的了，学生分住在二个小村子里，一共有八，九个宿舍点需要查铺核实，二个村子隔开15到20分钟的路程，而且是田间小路，一下雨，路上泥泞不堪，黑咕隆咚，一步三滑。然而，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做的事。如果10点钟还有人不在，或是找不到人，我们就要报告連部。连部那里离开我住的村子有半小时的路程，是农村的一个大队部所在，那里才有电话，然后打电话到上海的派出所，派出所民警会在当夜去学生家里，将情况及时告诉家长。

那天我从另一个村子巡视回来，来娣宿舍里的女同学告诉我，来娣还是没有回来。我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事情冷静地梳理一下，其实每个学生应该都清楚，如果9点多10点钟还不归队，学校方面的应对措施。学生最不愿意自己在公安局派出所里留底，如果我们上报了，也就意味着自己会在派出所留底。所以我基本判断应该是有人从上海来探望来娣，比如她的男朋友，他们偷偷去镇上了，她应该会回来的，她没有理由想把事情弄得很大。想清楚了，我决定等她，但把上报的最后时间定到11点。我叫了一男一女两个班干部，和我一起等在那农民家门外的稻草堆边。

上海早春的夜晚还是挺冷，我们都没有带厚棉袄，只是厚绒衣而已，等人是最心烦的事，二个学生都主张不要再等，报告上海算了，但我还是守着11点这条线。农村的夜晚万籁俱寂，一点儿声音都漏不了，大约在10点半过后一点，我们都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只一会儿，一个黑影就出现在那门口了，我的心里终于石头落地。我们三个一起走出去，拧亮了电筒，来娣显得很惊慌的样子，此时的她，毕竟还是和一个没长大又犯了錯的孩子没什么二样。说什么呢？我明白，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废话，人平安回来就好了。我只是跟她说，我没有上报，但毕竟心里不放心，所以还是等在门口。我让一个学生去炊事班厨房里拿她的饭盒，“饭一直给你热在炉子上。”我告诉她。我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让她哭了，这才开口告诉我，她在回来的路上迷路了，黑夜里走了很久很久，错进了很多村子，走了很多冤枉路，但知道我一定会等她，终于找回来了。我接这个班快一年了，一年里，她从没有和我对过一句话，这是第一次，她终于和我对话。

学农剩下的日子里，包括二个多月的学工，她再没有给我制造任何麻烦。

学工学农结束后，从1973年夏开始，学校化半年时间来做73届的分配工作。学生和家长先填表格，把家里的一切详情细节全填清楚，这包括父母工作单位，是属于国营全民，还是集体所有。家庭所有人口，兄姐弟妹，其中兄姐工作尤为重要，是插队还是农场，详细地址，如果是上海的工作，也是要说清属全民还是集体。有了这些信息，然后是我们老师去做家访，到每家每户将这些信息再核实理清。为确保无误，还要到街道居委和派出所再得到肯定。好在那时学生家家都是邻居，张三李四今天吃什么菜都瞒不过，更不用说这家的孩子在哪儿工作，在啥地方插队了。这些情况全清楚了，按家庭情况排列成表，兄姐全农的，排最前，然后是有工有农的，最后殿尾的是兄姐全工的家庭。

这些事说说容易，真做起来，一家家调查，核实，全班五十来个学生，早花去了快二个月时间。这时候开家长会，按最硬档留城进工矿，到最軟档必去农村插队的各家条件，将全班同学排列成表。我们向全体家长讲清楚，谁留城，是进全民国营企业，还是集体单位里弄加工场，谁要去农村，是去近郊崇明国营农场，还是远郊如黄山，大丰农场，或者是去插队落户，这些都不是学校能够决定的，更与老师无关。这块豆腐如何切，每一刀切在哪里，全是市委领导，市委分配小组决定的事情，我们老师做的工作，仅不过是弄清各家情况，然后排排队而已。过几天上面政策细节下来，各位再来“对号入座”。这样的家长会开过多次，由于涉及学生的前途命运，家庭的経济，兄弟姐妹之间的种种问题，又担心自己孩子会遭到不公正对待，这样重大的事情，家长会一般没有人家会缺席。

但来娣的父亲和她姐姐只来开过一次会，班级里还有四，五个学生家里也是全工，即兄姐都在上海城里工作，他们的名单被排在最后，这些家长都知道，怎么样的分配方案公布出来，他们的孩子最后都逃不掉必去农村插队一条路，由于知道毫无希望，这种家长会也就常常不来开了。

73届的分配工作很快进入尾声。分配进厂的学生陆续到新的工作单位报到，开始了新的生活。年底时，去市郊崇明农场的学生也出发，第一批五六十人，就是由我领队护送他们，去了崇明岛最北面的一个农场。这时，领导要求我们班主任去了解各班那几个被分配去外地插队学生的动向，于是，我又去了来娣的家。来娣的父亲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我能大致听懂，他求我千万帮帮他家来娣的忙，不要让她去插队，说来娣从小命苦，死了娘，他不能够再害苦了孩子，她姐只是在一边垂泪而已。我问来娣自己的打算，她告诉我，反正插队是无论如何也不去。我也去了另外的几家，所见到的也只是眼泪，悲伤和绝望，对是否会去插队，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样的：绝对不去！

我真的不知道，74年以后，上海还有没有组织知青去外地农村插队？我也不知道，来娣最后去了哪里？

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拆的一泡＂烂污＂，几年下来，其臭无比，后患无穷。掩盖真相，逼迫老百姓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下乡插队，真是作孽！

【注】：来娣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