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酷的文革年代，有多少家庭遭遇了人伦悲剧，夫妻反目互相揭发，父母子女相残划清界线。在此期间普及的批斗、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与人伦道德遭受严重打击。幸运的是，我家在那期间，经受住了沉重的外来打击，变得更加亲密和充满亲情。

父母遭难

1967年间，在运动进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级干部的第一时间内，早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就被抛了出来。记得那是在67年12月26日毛生日的夜晚，我当时还是小学里的红小兵团干部（那时叫作勤务员），傻乎乎地参加组织了白天学校的毛生日庆祝活动后，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

不久，我们一个楼里十户人家中，有两户家里有了遇难亡者，含冤而去。一时真让人感觉到了血雨腥风。其中一位是我一同学的母亲，因被追究其地主出身，不堪忍受残酷批斗和羞辱；另一位是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他在二十年代就已参加革命，是电影《东进序曲》中，只身深入虎穴谈判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人物原型。因资历很老，听说其行政级别特别高（好像是6级），高于上海市主要领导（7、8级）。但职务比同期参加革命者要低，多半是因为他早年在四川地下工作中被捕过。虽有他在狱中经受了酷刑折磨，坚持英勇斗争的证人，但已在所谓的组织上眼里不再清白。文革初期68年1月，据说是在张春桥授意下迫害致死的，尸首上遍体鳞伤。这两位长辈的离去，给我们这辈人带来了惧怕。那时正是我父亲被关押不久，11岁的我真害怕再也见不到活着的父亲。

父母能熬过文革那些日子，靠了信念，更靠心中有相互支撑。母亲原在自己单位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缘很好，67年中还因历史清白曾被结合进了革委会。但受父亲牵连，在父亲被关押后，被清除出革委会重新受审查。母亲也有过软弱的时候。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见过母亲流泪，是在她被宣布清除出革委会，家里存款冻结，只发生活费的那天。母亲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情况时，说出了上不能对老人尽孝、下不能保护子女的痛苦和担忧。全家抱头大哭一场的情景叫人刻骨铭心。

几天后母亲又坚强起来，了解到了父亲有先见之明，曾在大姑母那里留过不大的一笔钱。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钱作为贴补，衣食不会有忧。外祖父有点退休工资，且有将以前母亲每月寄给的钱积蓄起来的习惯。居住乡村生活费用又低，和外祖母俩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大困难。母亲心头的忧虑稍解。母亲预感到也会被关押，给我姐姐们交过底。要我们相信她和我们的父亲历史清白（没有被捕过当然谈不上叛变），也相信他们的坚强，绝不会自杀。他们经历过49年前更险恶的年月，也一定能熬过眼前的困难。

弄堂里有不少从三野部队转来的干部，在文革中没受到什么冲击或只是很小冲击。我家却因父母单位各来一次而被抄家两回。这在弄堂里是少有的，可能是唯一的。全家上下都受到极大压力。父母先被关押，后去干校劳动。节假日回来还要被迫去向里弄老太专政队报到受监督。孩子们从根正苗红一下子成了黑类。小哥和我进出弄堂和走在家附近街上时，常会受到差不多同龄的小孩们欺负。无法吹出英雄气概来，那时见到不怀好意逼近过来的几个男或女，只有一个念头，逃，落荒而逃。黑幽默一下：我日后在中学里显示出的中长跑能力，可能就是在那时练就的。多年后在美国看电影《Forrest Gump》时，看到“Run, Forrest, Run!”那段，我不禁热泪盈眶，旧事重上心头。那是我经历过的一段近乎孤儿，夜间时有恶梦缠绕的日子的开始。

手足相暖

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大姐二姐担起了照顾弟妹的担子。一起商量如何应对父母单位造反派的问讯。两人曾一起被迫参加过市委和徐汇区“革委会”造反派恶搞的“走资派子女批斗走资派”学习班。网上查到，在上海地方志里记载着：1968年间，办了两期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局以上干部的子女学习班。挑动唆使他们批斗自己的父母，以进一步迫害领导干部。第一期从5月9日～6月17日，学员46人；第二期从7月初～8月中旬，学员92人，年龄在14～20岁间。他们的父母亲共117位领导干部，都是被造反派打倒、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对象（其中5人被迫害致死）。徐汇区革委会负责人黄克每期都到这个学习班讲话，污蔑学员们的父母，煽动他们揭发“罪行”。并威胁说，不划清界线的要变“小反革命”“小走资派”。谁反抗和不满，学校不准毕业，毕业也不准分配工作，当作“反动学生”和“现行反革命”批斗！

我俩姐参加的是上述第二期学习班，学习班的头一天就见到了前市长曹荻秋的女儿受迫出来，面对面地批判其父亲。姐姐们很担心若在学习班结束时要出来批判，如何面对自己的父亲？幸好不知何因，那期学习班匆匆结束了，没有出现直面批父亲的情况。我那时常常在俩姐深夜还在商量议论的声音中，忧心忡忡地入眠。

家中一度曾存款被冻结，父母工资被扣，只发给少量生活费。大姐考虑到要置办上山下乡的必需物品，和准备家有不时之需，想存点钱，就让家里出现了数月只有青菜咸菜下饭的状况。还变着法儿换味儿，有青菜蘸醋，青菜蘸辣糊，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可毕竟五人都在长身体阶段，搞得人人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的我更是糟糕。一天早晨随三姐去菜场排队买青菜时，在人群中被挤得两眼一黑，晕倒在菜市场。醒来时脖上有好几条由好心人给刮痧留下的紫褐色条纹，三姐和大姐两人在旁边垂泪。后来听三姐说，她见我晕过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周围人纷纷说：快，快回去叫大人。她边哭边往家跑，想着家里哪有什么大人？到家告诉大姐，大姐一下子就急哭了。两人急忙赶回菜场，一路上大姐直叹，怎么办啊怎么办？幸好我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较严重贫血，血红蛋白低。

那段时期物质贫乏，精神食粮却还丰富。68年间大姐二姐都是逍遥派，她们和同学们交换了大量书籍看。家里有过一段疯狂读书年月，弟妹们随之疯狂。我们把国内出的所有国内外名著或非名著，几乎都过了一遍。我那时还是小学生，读得似懂非懂，可忘不了那种大过特过读书瘾的感觉。《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红与黑》《俊友》《名利场》《悲惨世界》《笑面人》等都读过。苏俄的小说读得更多，《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普希金的诗作和小说集等。

有的书借来时给我们阅读的时间很紧，我这家中最小人儿又只有排在最后的资格。不管有意无意，也只能翻看故事情节了。我曾有过用约三小时（翻）读过600多页的《笑面人》的记录。我们自己家里书也很多。爹妈单位里的造反派还算没有太过分，虽然砸了些唱片，倒没有劫走多少书。《古丽雅的道路》《牛虻》《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鲁迅全集》等书是自家有的。还有一套忘了是130多还是150多本的《译文/世界文学》。这套书在我中学年代，被一家朋友兄妹（那老兄现已是一级作家、某市文联主席）惦上了，被他们借而不还，搞得七零八落，挺可惜的。他们如今对此“罪”供认不讳。我来美后看到，这套书里有的译作之原著，在后来的年代里被拍成了电影或电视片。

曾细读过几遍，也适合我当时年龄的书之一是《小儿子的街》。还记得其中不少情节。印象深的是那小儿子从那丰富多彩而令人羡慕的暑期夏令营回家后，当晚，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坦克隆隆开进苏联境内，小儿子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陡然改变。当时联想起正身处的文革，看得心里很是震动和伤感。

那些苦中有乐地大读书的日子，随着仨姐齐刷刷地下乡而一去不复返了。

家庭问题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个月内先后下乡。姐姐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急急下乡不犹豫，一是为了可有些收入，减轻家里负担；二是生怕拖留不走，会给在关押中的父母造成麻烦和增大压力。这就是什么叫父母子女同心啊。

二姐下市郊农场后拿到第一笔工资（每月18元），立即给家里寄来十元。三姐比二姐晚一个月下外地农场，紧跟着也寄来十元。大姐收到后流泪长叹，立即去信叫她们切勿再寄，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和营养。

三姐是67届初中生。在二姐已定了下农场后，三姐原有留城的机会。但她觉得弟和妹还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顾。她毅然报名下乡，想把留城机会给大姐。可三姐离城一个多月后，毛的12.21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大姐一听广播的指示内容就苦笑着对我说，姐也要下乡去了，今后你们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了。

上次回国时，读了大姐收拾旧物时理出来的早年文革前所写周记，里面有多篇讲到小妹生病发烧。父母不在家，保姆不会看体温计，难以判断是否要去医院。姐的课也上不安心，总是急急赶回。手足情深，溢于言表。想起68年12月21日夜晚，大姐说出要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时有多难受和无奈。记忆中那真是个漆黑漫长的临近冬至夜，没有星亮，没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却因所谓家庭问题，不够去边疆反修前线的资格。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农村插队。二姐去农场数年后，被抽回上海外院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有家庭问题者不可能去外交线上工作。还有小哥的中学毕业分配，三姐的农场上调，我想加入个什么，大姐被推荐和考后被录取成为工农兵学员，都因家庭问题而困难重重。

非常年代里的父母关爱

但母亲一脱离关押，就关心起儿女的教育来。她去了郊区的五七干校，期间可以用书信遥控，就鼓励我和小哥自学数学，看谁学得快学得好。记得有一个冬季学下来，小哥学完了上下两册两本几何书。我玩性大，静不下心来，只半懂不懂地啃了大半本。于是只好甘拜下风，承认小哥的自学能力和记忆理解力都比我强。母亲这鼓励我们自学的方法，对我俩能在77年底参加高考、78年双双考上同一所所谓名校，起了关键作用。

母亲还在72年间，用回上海市区休整几天的时间，去她地下党时期的战友-上外附中原校长那里打听情况。随后写信给我二姐（上外附中66届初中生），要她马上抓紧复习，重拾外语。二姐立即从农场请了10天假，赶到外公那里乡下复习功课。外公给她答解疑难，对她进行辅导，帮她练习口语对话。经过10天的临时抱佛脚，她在外语学院招考原附中学生（算是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口试时，发挥得很出色，顺利地被录取了。二姐的命运就此改变。

大姐在东北插队。辛苦劳作外，一度很为常年大馇子饭苦恼。感觉前途无望之时，用学习高中课本来打发时光。 幸运的是，在她插队之地有几位东北某大学来的下放干部教师，见她好学便引导她自学大学课程。73 年工农兵学员选拔考试，大姐取得了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那年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该地区有名额。招生组里的老师找大姐谈话，聊到老妈才知那老师认识母亲。上华东师大似乎已成了十拿九稳的事。结果被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捣乱，招生方案全部推翻重来，大姐只好进了东北一所地区大学。虽说大姐没有上成华东师大，但也已感受到了母亲的好口碑，和母亲的朋友给自己带来的温暖和鼓励。

大姐后来大学毕业时，因不愿违心喊社来社去的投机高调（成绩较好又肯喊高调者得以留校），被分在一公社中学当老师。任教两年后，当地报纸曾以“长白山下育新苗”为题，报道过大姐的事迹。在小弟和小妹同时考上77级本科生的消息鼓舞下，78年的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试，大姐志在必得。报考的便是插队时认识的下放干部教师所在的大学，得到他们的指导帮助。初试复试一道道过来，都还比较顺利。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里，大姐回了上海。一日电报到来，发报人是对大姐帮助最大的那位下放老师。大姐哆嗦着双手打开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祝贺考中。当时大姐那兴奋的面容、湿润的眼睛，全家上下的欢欣，令我久久难忘。

文革间父母不仅在外受关押批斗，还要承受牵连子女的内疚，这种内疚往往更折磨人。这种父母的内疚和对儿女的深情，只有我自己为人母后才能体会其中一二。父母在文革后期得到的审查结论是“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和被降了好几级干部级别。其实也就是文革初期，他们觉得那斗争不正常，在怀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愤报复时提到了毛，不见得真对毛有什么认识。文革后，父母都曾两次重新作结论。第一次重新作结论还在“两个凡是”阶段，带了“错误地批评中央领导”的尾巴。第二次重新结论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结论后父母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时我已上了大学，得系领导召见，她将从档案中取出的我为了加入团组织而写的厚厚的对父母问题的认识材料，交还给了我。并告诉我，她读了我写的内容，在所谓的批判中不失为人女的认真思考和对父母的感情。文中见人品，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计这成了我后来在大三还是学生时，就被指派去兼80届的学生辅导员，毕业后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

十来年前，父母亲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我们拜读了一下邻近几位逝者由家人写的介绍。竟然有一半左右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有好几位是大厂的厂长或书记，逝离人世时的年龄都才四十多一点。原以为上海那时的“无情打击”涉及面的深和广，没有北京天子脚下那么可怕，没想到在工人运动的故乡，工厂里斗争竟如此惨烈。

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父母辈有多少人曾“在生死线上受煎熬”。而我们经历过了那一段，感受到了那在任何情况下都挡不住的手足情和父母爱、及父母的言传身教。看淡了荣辱和所谓名利大事，懂得了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和许多暖心小事，在心理承受力上更是（引伸一下一朋友在其文中引用过的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咱们都能对付！

在那荒唐不讲人伦道德的文革年代里，家庭实际上是人们对真情世界认识的最后一道保护防线。非常幸运的是，我父母和我的兄姐们，都守住了这道防线。因此我们都享受到了美好的亲情和大家庭的天伦之乐、以及后来我们各人自己小家的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