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七月二十一日，为纪念加拿大史上第一位黑人邮递员Albert Jackson，多伦多遗产局举行了新匾揭幕仪式。地点在26 Lombard St. 这里是前多伦多普通邮政局，也就是 Jackson 每天去取邮件再分送的地方。

一八八二年五月十二日，Jackson是首位在多伦多被选中的黑人邮递员，是十九世纪加拿大仅有的几个有色人种公务员之一。当他第一天上班刚一跨进办公室，他的所有的白人同事集体离开了办公室。白人同事们拒绝同他一块上班，拒绝培训他。

报纸马上报道了这件事。之后的几周，白人邮递员们与黑人团体为黑人能否当邮递员一事，在报纸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白人邮递员们愤怒黑人被选中当邮递员是把黑人排在了比有些白人更优先的位置，是“一个最无礼的举动”；黑人团体则立即行动起来，支持Jackson，他们决心要让他的身影每天都出现在他的邮件工作线路上。他们组织公开会议，组建宣传委员会，还把他们的要求传递给当时的总理John A Macdonald。

真是天助黑人，他们遇到了一个大好时机——那年刚好要举行大选，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多伦多的黑人在政治上有了多一点的平等——可以选举。为了拉黑人的选票，总理Macdonald 介入了。Jackson的老板和总理是朋友，因此Jackson得以上班，培训也是由老板来完成的。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六年，直到一九一八年去世。

Jackson出生于美国Delaware州。当他的两个大哥哥被卖给奴隶主后，他的母亲Ann Maria为了不让余下的孩子遭受同样的命运，她求丈夫逃亡加拿大。但Jackson的父亲因过度内疚，忧郁而终。

勇敢的Jackson母亲一人带着七个孩子过沼泽穿深林，搭乘地下铁道北上，投奔到自由的多伦多。她靠洗衣和大一些的孩子打工来维持全家生活，并不忘送小的孩子上学受教育。

一八八五年三月，Jackson与Henrietta Jones结婚，生了四个儿子。

邮递员一职在加拿大一直是人人都想得到的职位，直到二零一五年。Jackson凭着他捧上的这个金饭碗，买了两栋房子，他和他的家族前后至少买了九栋房子。

Jackson的后裔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着手要让故事万世流芳，作家们也开始挖掘资料写书。

最近几年，多伦多的一条街道以Jackson的名字命名，多伦多邮政局也给予Jackson荣誉。

Albert Jackson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如果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抗争不平等，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位于 26 Lombard St. 的新匾。

多伦多遗产局官员在Albert Jackson的新匾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

多伦多遗产局官员和 Albert Jackson 的后裔在新匾揭幕式上。

Albert Jackson的后裔。

下面的文字是从基维百科转来的关于“地下铁路”的介绍，比较长，不喜勿看——

 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资料来源：基维百科

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是十九世纪美国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用来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并得到了废奴主义者和同情者的支持。词汇也用于指代帮助奴隶逃亡的废奴主义者，包括白人、黑人、自由人和奴隶。各种路线直达墨西哥或海外。“地下铁路”南至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并一直存在着，直到十九世纪末南北戰爭爆发为止。但是，这一网络，即今天所说的地下铁路的形成时间是在十九世纪早期，在1850-1860年达到顶峰。有的估算称到1850年，有100,000个奴隶通过“铁路”逃走。

英屬北美（今加拿大）是禁止蓄奴的，成为了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延绵不断的国界线为奴隶提供了许多方便。大多数前奴隶居住在安大略。在20年间，有超过30,000人通过这一网络逃往加拿大，而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只有6,000人。无数的逃往者的故事被记录在1872年威廉·斯蒂尔的《地下铁路记录》。威廉·斯蒂尔是费城的一位废奴主义者。

在地下铁路的最高峰时期，所有蓄奴州每年有將近1,000个奴隶能够逃走（法院所记录的逃亡奴隶案件超过5,000起），比起奴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要少许多。虽然逃亡对经济的影响相當有限，但是对奴隶主的心理衝擊是巨大的。根据最初的《1793年逃亡奴隶通缉法》的规定，各州都有义务追逃逃亡的奴隶。自由州的公民和政府大多对此视而不见，地下铁路得以盛行。

经过南方政客的大量游说后，美国國会在美墨戰爭后通过了1850年妥協案，使得《1850年逃亡奴隶通缉法》更加严酷。表面上，妥協案是用來解決區域問題，要求自由州官员协助奴隶猎手搜寻该地的奴隶，允许他们携带武器来完成任务。由于证明某人是奴隶十分容易，奴隶猎人也抓取自由黑人，特别是儿童。南方政客常誇大了逃脫奴隷的數量，並將其怪罪於北方人對於南方產權的干涉。法案剥夺了嫌疑奴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使得他们难以证明自己的自由身份。事实上，贿赂盛行，法官如果判决嫌疑人是奴隶，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10)，否则报酬就会降低($5)。很多中立的北方人在当地受到了挑战，被迫拥护奴隶制。联邦在内战中对此加以引用，称这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北方各州对逃亡奴隶通缉法的无动于衷是南方退出联盟的主要辩词之一。

为了降低被渗透的风险，许多地下铁路的参与者只知道他们所负责的任务，對全盘局势则不知情。“售票员”将逃亡奴隶从一个车站领到或运送另一个车站。售票员有时假扮奴隶，混进种植园。一旦到达种植园，售票员会将奴隶带往北方。奴隶们在夜间出发，在每个车站间走约10–20英里(15–30公里)。白天，他们会在“车站”或“仓库”休息。车站常常位于教堂地板下的谷仓，或是山洞或河堤旁的洞穴。当逃亡奴隶在某一车站休息时，就会向下一个车站发出信号，通知站长。

供逃亡奴隶食宿的地方被称作“车站”或是“仓库”，是由“站长”负责的。“股东”会为他们提供金钱或补给。逃亡奴隶使用圣经术语，将加拿大称作“应许之地”，将俄亥俄河称作“约旦河”，后者划分了蓄奴州和自由州的界線。

环境

虽然逃亡奴隶有时坐船或坐火车旅行， 但他们通常以1-3人的方式步行或是坐马车。有的组织人数稍多一些。废奴主义者查尔斯·特纳·托里和他的同僚租用马和马车，一次運送15-20人。

路径常常不是直接通向目的地的，以便与追捕者周旋。大多数逃亡者是个人或是小组；有时会出现大批次逃亡，如珍珠事件。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讲，旅途常常額外地艰巨且危险。孩童有時很難保持安靜，跟上隊伍也有困難。女性奴隸很少被允許離開種植園，使得她們的逃脫比男性更加困難。縱然如此，還是有成功的例子，像是哈莉特·塔布曼，一个最著名且成功的诱拐者（他们会潜入蓄奴州，拯救那些寻求自由的人。）。

由于担心被发现，有关路径和藏身之地的信息都是口耳相传的。南方报纸常常登满了有关逃亡奴隶的信息，并为追捕提供可觀的奖励。联邦警探和賞金獵人在追捕時可遠至加拿大边境线上。

受到獵手威胁的不单单是逃亡者。由于南方腹地的棉花种植兴旺，对奴隶的需求颇高，强壮健康的成年黑人被视为极有价值的商品。前奴隶和自由黑人有时被拐卖成奴隶，像是紐約的所羅門·諾薩普。有签字的“自由证书”可以证明黑人的自由身份，它可以很容易地被销毁或偷走，对持有人提供的保护甚少。

有的建筑物，例如伊利诺伊州东南边区的克伦肖公寓是奴役自由黑人的建筑，被称之为“逆向地下铁路”。根据《1850年逃亡奴隶法》的规定，当逃亡奴隶被捕，带入特别审判庭时，他们无权要求有陪审团出席的审判，无法自我申辩。技术上讲，他们无辜受害，有口难辩。警察和私人奴隶捕手只需宣誓，即可获得“财务发还”的令状，以返还财务。

国会被南方议员所主導，这种席位分配是由于奴隶在人口计算上被记为五分之三的人口。由于奴隶大批逃亡，并得到了公众、甚至是北方官方的支持，他们恼羞成怒，通过了《1850年逃亡奴隶法》。在北方一些地区，奴隶捕手需要得到警方的支持才能执行联邦赋予的权利。反对奴隶制并不意味着所有州郡都欢迎自由黑人。例如，在印第安纳州，沿俄亥俄河地区住满了南方人，他们颁布修正案，禁止自由黑人驻足此地。

估算数值千差万别，但至少有30,000个奴隶，可能多達100,000个奴隶通过地下铁路逃往加拿大。最大的聚居区位于上加拿大（安大略），在1841年后被称作西加拿大。无数个加拿大黑人社区在南安大略兴起。它们基本上包括了，被多倫多、尼亞加拉瀑布城和温莎地区包括的三角地區。近1,000位逃难者住在多伦多，很多前奴隶住在乡村如肯特郡和艾塞克斯縣。

其他重要的聚居中心包括新斯科舍，例如非裔维尔和其他靠近哈利法克斯的乡村，见新斯科舍黑人。这些聚居区很多事由美国独立战争后黑人保皇党所成立的。重要的黑人聚居区也在其他英屬北美（现为加拿大的一部分）。這包括下加拿大（今魁北克）和溫哥華島，当地执政官詹姆斯·道格拉斯鼓励黑人移民，反对奴隶制度。他希望建立强大的黑人社区，以对抗那些想將岛屿與美國統一的人。

当到达目的地时，很多黑人对加拿大的困苦生活感到失望。虽然在1834年后英属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歧视依然普遍存在。新移民不得不与大批欧洲移民竞争上岗，公开的歧视司空见惯。例如，当国王将黑人保皇党安置在加拿大东部，新不倫瑞克的圣约翰_(新不伦瑞克)在1785年修订法案，禁止黑人贸易，贩卖商品，捕鱼或赎身；这些条款一直持续到1870年为止。

当美国内战打响时，很多黑人离开加拿大参加联邦军。有些人最后回到了加拿大，很多则留在了美国。数以千记的人回到了南方，希望与家人团聚，并对解放和重建充满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