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梦 （5） 

自从那次“高考”失败以后，我算是死了上大学的心了。安心在工场做桶，经我手做成各种木桶，以水桶粪桶居多，大大小小也该有几百了吧。虽然是小桶匠，却也不是两耳不闻场外事，因为关心，也因为不得不闻。那几年先有学马列学理论批孔后有批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书店里也多了好多书，连水浒都重印了。不管运动发起者的本意，对我们小年轻来说，就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读书了。是那年代乡下找书太难，每一本书都是宝贝。其中不乏‘大毒草’和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品，还有老式的章回小说。统统包上写有革命导师语录的书皮，混在马列著作中一起读了。只是读的阅读条件不太好，我的眼睛也是在那时变得近视的。

在一个一个运动的中间，政治风向时有变化，其中就有某公（猜谜：点眼药水，打一名人）的第二次复出。对我们乡下老百姓有切身影响的，就是经济政策变得宽松了，允许社队办企业做一些超出“以粮为纲”范围的生意。这变化是和民生切切相关的，不用宣传鼓动，底下就开始 ‘蠢蠢欲动’了。我们小小农具厂也开始思寻一些来钱的东东。我被提拔成了农具厂领导班子成员，不再做桶了，而是跟着领导们外出考察了一些可能的新产品，像塑料薄膜，粉末冶金等等，同时也客串采购员。（能想象我叼着烟卷和别人拼酒的样子吗？）其实我没有采购员的资质，厂里看好的是我父母的一些老关系。那时父母的一些老战友开始回到领导岗位，从叔叔阿姨们手里，我给厂里搞到了一些设备，包括农具厂的第一台车床。

接着就是多事的1976年……。在那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被调到县里去参加筹建轧钢厂的项目，筹建地就在城郊。从此我正式告别了我的小桥流水人家，搬回城里居住。

那时我父母还在远那个医院工作，家里就我和哥哥，他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城里一个街道工厂工作，没有再次插队的原因是他左手在一次支农劳动中受过重伤。其时全国刚刚从革命中清醒过来，社会风气渐渐开放，有些新潮年轻人开始弹着吉他唱外国歌曲。我家二楼后窗隔着窄窄的弄堂，正对着也是一个窗口。两个开着的窗口相对，常有歌声飘过来，很亮丽但又略带幼稚的女声，唱的大多是江南戏曲。吴侬软语，时而委婉时而激越，相当动听。我猜想是一位女孩想要报考剧团，因而天天练嗓子。虽然隔着窗子可以看到她家的一部分，但从来没有见过她的面。好几次想扔个纸团过去，但终究没敢付诸行动。

年轻人精力充沛，除了工作和谈恋爱之外，还有一些流行的业余爱好。我们哥俩的业余爱好是无线电，装收音机，电视机，这在当时青少年中也是很流行的。因为没有钱，大部分元件都是买的处理品和旧货。记得上海有两个淘无线电元件的大市场，其中一处就在虬江路，有很多大厂淘汰下来的元件，便宜的称斤两买，回来再慢慢测试，挑出有用的。机型和线路都是从无线电杂志上看来的，或者是同道之间传抄的。电路板可以买到，也可以找地方加工。我哥哥所在的单位虽然是个街道工厂，但却有加工电路板的小型设备，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给亲友装了很多收音机，“交货”前检查做“质量检查”，包括拍拍打打，因为那时候的收音机都是用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一个一个插在电路板上焊接起来的，接触不良是常见的故障。我们给自己装了一个九寸黑白电视机，因为不稳定，经常要调节才能收看，所以机壳一直是打开的。还装了一个落地音响。那个落地音响有收音机和电唱机（放唱片的）的功能，炫耀的是12寸的低音喇叭，开起来“澎澎澎”地，街坊邻居都能听到（自以为很“酷”）。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混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大，上大学的梦想也就慢慢地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