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秦晖，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理性、公正地评价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前旧体制的发展绩效，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是极为重要的。横向与意识形态相似的前苏联相比，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纵向则与民国时期相比，其意义都是深远的。

　　「关键词」苏联经济/民国时期/印度经济/经济绩效

　　1949年后逐渐形成、直至1978年改革发动时止的中国经济体制，其经济发展的绩效如何，一直是个没有得到系统研究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对这30年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以赞颂为主。但为了突出改革开放之功，在与改革前作对比时描述的状态却相当不堪。通常的说法是文革10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大跃进”及其后的“三年人祸”是一场灾难也基本成为共识。但30年的其余时段，经济状况则相对比较好。总的来说，在经过长期战争与革命后，1949年起直到改革前我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30年和平建设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旧体制与“计划经济”类似的高积累机制也的确对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两个条件下，30年来统计表中经济增长的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发展绩效的评价通常都是在特定的比较环境下进行的。对改革前旧体制持批判态度的著述，20世纪80年代强调忧患意识与“球籍危机”的著述，以及90年代宣传改革成就的著述，通常都喜欢以日本、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所谓“小龙”、“小虎”们），以及有时还以巴西、墨西哥等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奇迹”为比较的对象，或者以我国改革后的经济“奇迹”来反衬，以凸显改革前旧体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反的，比较意识形态化的著述、从某种“怀旧”立场对当前改革中弊病进行批判的著述，以及当前海内外一些所谓“新左派”的著述，则倾向于进行如下几种比较：第一，纵向与民国时代比，尤其是与民国终结时的1949年经济状况相比。第二，横向与若干不发达国家比，尤其是与我们的邻国，同为人口众多文明古老、当代政统（印度独立与新中国诞生）也几乎同时建立的印度作比较。第三，“反修”以后，有人也喜欢以苏联经济的负面来对比我们的成就，尤其是公认为搞得很糟糕的苏联农业，那时常常被用来反衬我们农业的成绩，但工业方面的比较则较少被提及。然而到20世纪末，一些“新左派”学者又开始强调工业方面以所谓鞍钢宪法为标志的中国模式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第四，有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被用以与我们的增长率相比，在鼓吹“赶英超美”的年代这种比较尤为时髦。

　　平心而论，无论旧体制是多么应该变革，仅就经济增长率与日本、东亚等一些高增长国家的比较来得出负面评价，的确不足以说服人——那样的“奇迹”世界上能有凡几？而以基数庞大、因而绝对增长量也很可观的发达国家较低的相对增长率与基数很低的不发达国家相比，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比较甚至可以证明美国的经济比如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还糟，实际上，如今这种比较也不大流行了。

　　因此，笔者以为另外的三种比较法更有关注的必要：横向，与意识形态相似的苏联比较，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较。纵向则与民国比较。尽管应当说，经济增长只是评价一种体制绩效的维度之一，不能说任何可以导致较高增长率的体制都是可取的，也不能说为了经济增长什么代价都可以付。但是这且不论，仅就经济发展本身而言，以上比较到底能得出什么结果，的确值得研究。

　　一、改革前中苏两种机制与绩效之比

　　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鞍钢宪法”之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大异其趣，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1]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反市场”色彩外，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哄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2]（P961～982），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了。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的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哄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的绩效比较在经验上也十分清楚。工业战线的老同志都知道：如今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成为老大难问题的许多大型国企，尤其是以东北等地为中心的“156个大型项目”在改革前曾长期作为我国工业中的精华，其经济效益与业绩指标大都遥遥领先于我国工业的其余部分。这些企业当年均由苏联、捷克等国一手援建并奠定了其经营管理模式，后来虽然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受到“反修”的冲击，毕竟还有相当影响。而在“反修”中我们“自力更生”搞的那些运动型企业，包括“跃进牌”企业、五小工业、三线工业等等，除了少数像大庆这样的资源型企业与烟草工业这类特殊专营企业外，绝大多数绩效都很差。

　　当然，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在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拥有类似的巨大优势，由此在中苏两国都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过程。但是在“原始积累”以外的意义上，改革前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不仅与改革后相比，就是与现在被公认为弊端百出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相比也是更差的一类。尽管从官方统计数字看，即使现在被称为“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文革”时期，发展速度似乎也不低，国外早就有学者以此为据，说了不少“文革”的好话。本文在这里不打算全面评价这种统计方式存在的问题，只是想以同样口径因而也存在类似问题、但因此反而有相当可比性的苏联时代数字作为对比，看看苏联计划经济与我国改革前命令经济的发展绩效。

　　这里必须指出，尽管中苏等国因政治因素决定的统计模式相似，但有一点明显不同：在传统上中国历来以与1949年的比较来统计发展成就。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包括与中国最接近的阿尔巴尼亚在内，都是按国际通常的口径与战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平作比较来统计发展成就的。例如苏联的发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高峰的1913年作为参照，统计二战后成就时，则与苏联卷入战争前的1940年，而不是与战争废墟上的1945年作对比。波兰以战前的1938年、阿尔巴尼亚则以卷入战争前的1939年为比较基期而不是以红色政权建立的1945年。在中国，1949年也是十余年毁灭性战争（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后的废墟状态，严格地讲不适于用作比较基期，尤其不适于用作评价制度性因素对发展之影响的比较，更不适于与上述苏联式的发展统计相比。近年来我国的统计界已经感到这个问题，因此统计发展成就多改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当年即1952年为比较基期。“国民经济恢复”后的数字尽管并不完全等于战前最高水平，但由于我国情况特殊，很难确定一个年份代表“战前最高水平”（注：我国农业以1936年为战前最高水平，但抗战时期虽然内地工业破坏惨重，日本在其占领相对稳定的东北等地则靠野蛮手段达致战时经济的一定程度发展，使全国统计的若干工业品产量高峰出现在1942～1943年前后。），因此用1952年数字代表“战前最高水平”还是最为近似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改革前中苏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业绩作出如下几项分段比较：

　　苏联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3年大规模内战后，1921年基本恢复和平（当年仍有收复远东、平定伏尔加流域农民起义、乌克兰—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抵抗与喀琅施塔得“叛乱”等局部战争）。由此至1940年共20年和平建设，到1940年与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13年相比，国民收入达到611%，工业产值达到852%，农业产值达到141%，[3]（P58）而农业人口比重则由1913年的82.1%降至1939年的67%.[4]（12）而中国1950年基本恢复和平（海南、舟山、西康仍有局部战事，至于抗美援朝则是境外作战，人力损失虽大而物力主要靠苏援，对国内建设影响不大）。由此至1969年也是20年和平建设，而1969年与“恢复到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52年相比，工业产值仅达到477%.“社会总产值”在1952～1971的20年里只增加到339.8%.农业产值在这20年里虽然增加到162.9%，[5]（P902，888～889）似乎比苏联略快一点儿，使毛泽东仿佛有了资格批评苏联的农业失败。实际上苏联的农业虽然糟糕，主要表现为产量增长慢，以及为实现集体化付出的惨重代价，但苏联农民人口因工业化城市化而明显减少，农业生产率还是颇有提高。而中国农民人口在此期间仍不断增加，虽然产量靠人海战术而有所增长，其农业生产率却明显下降，农业劳动者年人均净产值从“一五”时期的215.6元降至“三五”时期的182.4元。[6]（P358）

　　1941～1945年苏联陷入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46年恢复和平建设。历14年而至1959年与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40年相比，国民收入达到405%，工业产值达到480%，农业产值达到156%，[3]（P59）而农业人口比重则由1940年的67%降至1961年的50%.[4]（P12-13）如果同样以14年的时间看中国，则1950～1963的14年发展使中国在1963年达到相当于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52年工业产值的284.5%，1952～1965年间社会总产值只增加到212.1%，农业产值只增加到137%.[5]（P902，888～889）而农业人口比重在这14年前后几乎完全没有变化。（注：中国城镇人口在“大跃进”中一度猛增，灾难发生后又大力清退，使1966年底城镇人口总数降至1957年水平。但由于总人口增加，城镇人口比重这时已降至1953年水平，即13.4%.）[7]（P273）

　　经过以上两个阶段共32年的和平建设，1959年苏联工人平均“实际收入”达到革命前最高年份（1913年）的390%.[3]（P76）亦即年均增长4%左右，应当说这个增长速度并不高。可是与中国相比还是很惊人了：同样是32年和平建设，中国经济到1984年工业职工平均“实际工资”仅为1952年（相当于革命前最高年份）的129.4%，年均仅增长0.8%.而且这点可怜的增长也都是1956年以前“完全学苏联”时期与1977年以后很大程度上是恢复“苏联模式”的那几年的成果。如果以开始大批“一长制”的1957年与结束“文革”的1977年相比，则在这“中国特色”最浓的20年间中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以1952年为100）竟然从116.3降至92.7，即净减少20.3%！[5]（P990～991）

　　即使在工资有所增长的苏联，国民总体生活水准的提高主要也不是靠这种增长、而是靠大量农民转为城市人口带来的生活水平变化。而中国虽然工人农民各自收入水平都很低，两者间的差距却很大，“农转非”更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生活提高的主要希望。遗憾的是：这一希望在中国更比在苏联渺茫得多。在上述同一时期，苏联农业人口比重已由革命前经济最好时的82%降至50%左右，基本达到了进入工业社会时的都市化水平。而中国同样是32年和平建设，城镇人口比重仅由1949年的10.6%升至1981年的19.8%，其中非农业人口仅为13.9%.“农民国家”的面貌基本未变。而且同样，这点增加也是1957年以前、1977年以后“苏联模式”还算管点用时的情况，而在“中国特色”最浓的1960～1976年间，城镇人口反而从13073万降至11342万，[7]（P272～273）纯减幅达13.2%.这样的“逆城市化过程”无论在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苏联东欧的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都没有出现，只有“命令经济”比当时的中国更典型的波尔布特时期柬埔寨可与之相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按20年、14年、32年和平发展的绩效分别进行中苏改革前旧模式的比较，得出以下三表：显然，中国式的命令经济之发展绩效，无论中期还是长期，都比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差得多。



　　应当指出，这里还包含一些有利于中国的不可比因素，如第一，苏联在二战前处于“一国社会主义”状态，经济发展基本无法指望外援。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中得益于苏联（以及捷克等“大家庭”国家）援助的成分是不能否认的，尽管中苏交恶后我们通常对此讳莫如深。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水平比俄国低，尤其是上述表B 作为对照的中国解放前最高水平比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高水平（当时苏联已大体实现了工业化）要低得多，而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通常基数低的经济应当更易于出现较高的相对增长率。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则上述命令经济绩效之差就更加明显。但是即使排除这些因素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国改革前的命令经济发展绩效的确与苏联式计划经济有明显的差异。当然苏联式发展的代价也是骇人听闻，从今天改革的眼光看，苏联式的体制并不可取，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客观地区分两种体制的差别。

　　实际上，除了上述数字上的差异外，经济发展内在质量上的差异更加明显。众所周知，计划经济虽然可以有较高的实物（产值）生产效率，但效用增益（即满足消费者主观消费偏好的能力）效率很低，这一般被认为是苏联经济增长数量不低但质量差的体现。中国改革前体制这方面的弊病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济质量也可以作另一种理解，即“内生性积累”的能力大小。我们知道，中苏两国在工业化过程初期，工业经济的增长率都不小，但是按苏联理论界（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剥削”论到斯大林的“抽取”论）的解释，这种增长并不是基于工业部门内部的积累机制，而是运用行政力量以“剪刀差”等方式从农业中“抽取”剩余投入工业的结果。此即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按照这种理论模型，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壮大，“计划最优化”产生的投入产出增益会不断增加，工业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对于“抽取”工业外剩余即所谓原始积累的需要也就日益减少，直至工业本身的内生性积累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的增长，还可以反哺农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遂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所取代。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经济的确是按这个模式发展的。斯大林时代对农村抽取“原始积累”的过程相当残酷甚至可以说很血腥，但随着其工业化的完成，农村人口显著减少，工业自身的积累能力成功地取代了来自农村的原始积累，与“抽取”相关的统购统销、身份壁垒等强制制度也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以至于到1966年苏联已经可以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基础上在全苏集体农庄中全面推行以国家银行系统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8]（P112～114）实际上，苏联晚期农业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这种“反哺”，以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摆脱“束缚”意味着失去“保护”，俄罗斯的农业成为改革中的老大难，与急于摆脱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以失去的中国农民成为改革先锋，形成鲜明对比。

　　而中国到改革前夕虽然工业经济总量也已不小，按当时统计口径到1978年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只占社会总产值的24.2%.[5]（P890、882）仅从产值结构看似乎完全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工业国”。但是，比重如此大的工业部门却缺乏内生性积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原始积累”阶段，需要继续从农村“抽取”资源来维持其存在，而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票证制度、身份等级等一整套为原始积累服务的措施不仅直到改革时基本未变，甚至80年代还继续存在，90年代才逐渐淡化而至今仍未完全取消。实际上，即使在改革时代中国的国有经济部门仍未完全摆脱对“抽取”农村剩余的依赖。正是这种有束缚无保护的体制把中国农民逼上改革之路，而减少、回避“抽取”的压力则至今仍是农民改革的动力之一。（注：关于中苏等国在工业化中究竟从农村抽取了多少原始积累，学界曾有许多算法。但是由于强制体制下价格与价值极度背离，缺乏计算实际资本流量的客观价值尺度，因此关于“抽取量”的计算不可能准确。事实上，中苏两国都曾有学者以官定价格为依据，煞有介事地算出斯大林时代农民“只”给国家提供值不了几个钱的粮食，而国家却给了农民非常值钱的拖拉机，可见国家不仅没有丝毫抽取、反而还施舍给农民许多！其实，像身份性壁垒这样赤裸裸的等级制并不是根据任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就是基于“抽取”的现实需要，斯大林自己都并不讳言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近似地认为：抽取的数量是维持不等价交换所需的强制力度的函数，只要存在这种强制，交换必然无法等价，而原始积累的多少与强制的强弱应当成正比。）这样的工业即使产值比重再高也不能说形成了工业化社会，事实上它也仍然把绝大多数人口禁锢在乡间。中国农民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付出的代价绝不比俄国农民小，但中国改革前体制对这种原始积累的利用效率要比苏联低得多，农民得到的回报因而也小得多。

　　二、与民国时期的比较

　　改革前我国著述中表现经济成就时最常见的还是与解放前的比较。但那时，用以代表“解放前”的指标几乎都是1949年的数字。前已指出，这样的比较即使按社会主义阵营的口径也是有问题的。近年来，人们多以“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数字代表民国时期经济最高水平来与当前相比，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无疑，尽管有“大跃进”、“文革”这样的灾难，我国在改革前达到的经济总量比这一水平还是显著提高了。这个成绩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但是比较体制绩效不能仅仅看在这一体制下经济比以前增长多少，更重要的是看其增长率是否比此前另一体制下的经济增长率为高。1949年之前十余年，中国处在长期大规模战争状态下，兵荒马乱，经济凋敝，说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正如苏联1917～1921年内战与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的经济滑坡不能说是苏维埃制度造成的一样，1937～1949年间中国的经济灾难也很难说是体制方面的原因。而在民国时期的相对和平（整个民国时代局部战乱几乎绵延不绝，所谓相对和平主要是与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与内战相比而言）年份里，经济面貌却有很大不同。首先就农业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的农村改革政策研究部门曾经专门组织过对旧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客观分析，这项政府部门的研究应当不至于有美化前朝之嫌。其中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上升的。在总的上升趋势中有两个下落点”，即抗日战争（期内产量最高的1939年仅相当于1936年的75%）与解放战争（1949年仅相当于1936年的82%）。“不过这两个时期产量的下落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一旦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后，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扭转”。该文指出：1916～1936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04%，1936～1946年间则平均每年下降0.15%.[9]（P326-327）

　　而根据该文提供的数据，笔者进一步算出更明晰的趋势：此期内战乱较少的1921～1936年15年间粮食产量增长30%，平均每年增长1.76%；而1937～1941年抗战头五年一下掉下来31%，回落到晚清乱世水平，平均每年下降7.13%！而1942～1946年间，即抗战后期相持阶段到抗战后内战大规模爆发前战事相对较少的五年里，粮食产量又迅速恢复到接近于1936年的水平（1946年为1936年的98.5%），平均每年上升达7.32%.然而其后1947～1949三年内战，粮食产量再降14%.1949年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国内出现晚清以来未有的和平，粮食产量便连续两年平均增长11.8%，于1951年终于超过1936年水平。总体上看，1916～1951三十六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0.67%，“这种增长速度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属于中上等水平。[9]（P326～327）

　　该文还指出，民国时期正常（即相对和平）年份中国农业虽然远远称不上发达，与先进国家无法相比，但多数指标并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低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尤其是明显高于印度。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02斤，而印度仅为309斤，相当于中国水平的58.4%.1934～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下同），世界平均为163斤，而印度仅为86斤。如果以劳动生产率计，则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产粮在1921～1936年间增长了35.2%，增幅高于总产增长。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尽管1951年的总产已经超过1936年）。这个生产率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位次是趋于上升的：在11个对照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1926年的水平占第九位，1936年第八位，1946年第七位。而且中国这一水平通常高于印度：按每个男性农业劳动者平均年产食物折合百万净直接卡路里计，1934～1938年中国平均为5.3，印度仅3.9；考虑到印度庄牛奶等若干畜产品中的优势，中国在粮食生产中对印度的优势应当更高。[9]（P328～335）

　　总之，如果把战乱中的生产剧降与战后的恢复性剧升排除不计，以1921～1936年15年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76%视为比较正常的状况，则这个增长率与国民经济恢复后至改革前20余年间相比并不算很低。以农业总产值计，1952～1977年25年间，年均增长2.49%.[5]（P888～890）但是农业劳动者数量在此期间几乎同步增长，因而劳均产值在这20多年中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从“一五”时期到“四五”时期，农业劳均年产值仅由263元微升至276元。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6]（P358）

　　工业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就民国时代的大规模战争时期而言，那时的工业可说是一塌糊涂。但在抗日战争前的民国相对和平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实际上是相当高的。以这个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时期相比，后者的工业化速度并不高于前者。尤其在从“反右”到“文革”的20年间更明显低于前者[10]：

　　表D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基础设施年均增长率（%）（注：除特别注明外，改革前时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1》，民国数据取自：Thomas G.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9.第70、354页。）



　　a.民国煤产量增长为1927～1937年数，取自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251页。

　　b.民国公路里程为1922～1936年效，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第1321页。

　　c.民国铁路里程为1911～1937年数，第1335页。

　　实际上，民国年间由于国家统一程度低，经济统计十分混乱。如何从现有资料出发客观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作不少考证工作。仅以铁路建设为例，民国时期修建的铁路应当说为数不少，但在持续的战乱中或者这边修路建桥，那边破路炸桥，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于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车，因此在同一个时间断面上的通车里程始终上不去，现有资料并未说明哪一个时段的通车里程为1949年以前最高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官方网站·铁路百年“网页的正式数字，民国时期包括北洋、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人在沦陷区的铁路在内，共累计修成16900公里，连同清末留下的9400公里合计26300公里，而在1949年年末实际通车仅21810公里。[11]我国著名民国经济史专家宓汝成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中国近代铁路建设》词条附表称：迄1949年我国铁路累计建设26857公里，”经战争损毁，实存路线22000公里“。其中清末留下9292公里。[12]（P1335）据此民国时期修建的应为17565公里。但是根据更详细的资料，实际可能远不止此数。90年代末出版的张雨才编著《中国铁道建设史略，1876～1949》[13]实际上是一部详实的资料汇编，全书汇集了1949年以前修建的123条铁路连同支线共250余条线路的档案数据，但并无合计、综述与评论。笔者根据这些线路累计，除去重复（如外资”吴淞铁路“与官修”淞沪支线“实为拆而复建的同一线路）与迄1949年时从未建成路段（如湘黔线新化以西、黔桂线清泰坡以北等段）外，合计共31847公里，（注：其中，长江以南9303公里，长江以北不含东北9164公里，东北13380公里。）除去清末建成的部分，民国时期曾经修成的铁路应为22550公里左右。

　　如果1949年年末实际通车21810公里之数不误，则上述31847公里铁路竟有一万公里毁于战火或其他人为破坏。此后直到60年代中期，我国铁路通车里程才超过了1949年前我国曾建成铁路的累计总长度。[11]与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间我国铁路共增加通车里程2.4万公里，29仅略长于民国年间修建的路段，而建设里程的年平均增长率不仅低于表D所示的民国相对和平时期，也低于整个民国时代。实际上，改革前我国建设的铁路有相当部分是重建、复建民国时期曾经建成后又毁于战火的线路。甚至到90年代的铁路建设中，仍包含有若干民国时期已建复毁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郸—涉县、嫩江—黑宝山、黄流—八所等。当然也应该看到，新中国铁路的质量大有进步，而且新建的那部分铁路，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的铁路修建难度之大，是民国年间修建的铁路无法相比的。

　　总之，改革前30年我国经济总量的确比民国时代扩大了很多，如果与1949年相比，无论工业农业，增长率也的确很惊人。但这基本上是“和平红利”的体现。如果与民国时期相对和平年代相比，绝对量固然还是大得多，增长速度是不是更高，则确实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三、与印度的比较

　　与印度相比是改革前我们一些著述更喜欢谈论的话题。通常的说法是：1949年时印度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后来由于两国选择了一“资”一“社”的不同发展道路，结果中国很快超过了印度，而且现在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在不少场合人们都看到这样的论战模式：你要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相比吗？我就以与印度的对比来反驳你。

　　无疑，就上述通常的说法而言，有两点的确是事实：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的确不如印度。而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我们现在在经济的基本面上（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印度。就此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我们的上述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然而命令经济之弊在改革前的中国也很严重，所以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印度强，恐怕不是很简单的问题。通常的说法提到的上述两个事实如果不加以如下的两个补充，那是很容易导致误解的：第一，1949年时中国战争废墟上的经济不如印度，但是在这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达到的水平曾经是高于印度的。第二，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应当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前文已经提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关于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水平领先于印度的材料，这种领先不仅体现于人均、亩均与劳均粮食产量，而且体现于包括牧渔诸业在内的大农业综合指标如总卡路里生产率。但类似现象并不仅限于农业。在工业化成就方面，其实中国超过印度也并不始于解放后。中国近代工业尽管起步晚于殖民地印度，但在正常条件下（即没有大战乱时）的发展速度却快于印度，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工业品最高年产量均已明显超过印度在1949年达到的水平。而这期间印度并无大的动乱，工业基本是持续发展的。中国却在1949年前受到毁灭性的战争破坏，1949年当年的产量自然低于印度。但这与农业的情况类似：“产量的下落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一旦这些不正常的外生因素消除后，情况马上就得到了扭转”。



　　上表所列14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民国年间最高生产水平超过印度的有10种，而且其中大多数超过60%以上乃至数倍，而中国不及印度的只有4种，而且除糖一种以外差距都不算大（不到50%）。可见中国工业超过印度首先是民国时代的成就，然而民国后期的大规模战争破坏了这一成就，1949年以后的和平时期这个成就才有了重新发扬光大的可能——然而这个可能完全成为现实，则是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事了。

　　1949年以后中印两国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经济都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否真正恢复了对印度的领先地位，还是难以证实的。

　　就农业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在莫干山举行“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后发表的《纪要》提出以下共识：解放后至改革前，印度粮食年总产量与人均产量一直低于中国（秦按：这实际上是延续民国时代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两项差距都在缩小，即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而且这30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则在提高。20世纪50年代中国粮食净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82年则降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粮食商品率却从7%上升到33%.结果，中国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7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而印度则相反，从50、6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破天荒地变成了粮食出口国。[15]至于非粮食作物，这一时期中国棉、油增长快于印度，印度乳产品及水果增长高于中国。综合而论，据印度学者斯瓦米《中印的经济增长：1952～1970》一书计算，也是印度增长更快：1952～1965年间，印度非粮食作物生产年均增长2.9%，中国只有2.3%.合计粮食与非粮食作物，整个农业的纯新增价值增长率，在此期间中国也低于印度。[16]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方面，笔者能够找到的24种主要制造业产品产量，和7项运输指标，也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复杂的图景：（参见表F ）

　　表F 民国年间与1970年代中印工交经济发展对比[14]（P10、11），[5]（P857～874），[17]（P1258～1259），[18]（P72～121），[19]（P128～265），[20]（P180～183），[21]，[22]



　　a.1965年数字b.1969年数字c.1978年数字

　　其中，在民国年间可比的14种产品中，中国占有优势的10种到1970年时都仍然保持优势，而且除2种（纯碱、烧碱）外，有8种优势扩大。而4种民国时代印度占有优势的产品，到1970年除糖一项外，余三项优势都转到中国一边。（但按人均产量则布的生产仍是印度为多，印度产糖的优势也扩大了）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明显快于印度的。这使得民国相对和平时代中国已经存在的优势在经历战乱一度失去后，随着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重新得到恢复，而且似乎进一步发展了。

　　但同表也显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不列入统计的10项制造业产品与7项交通运输业指标中，1970年中国只有3项产品与一项运输指标产量高于印度，而且如果按人均产量，铁路货车制造与石油加工也是印度领先，只有塑料产量与铁路货运的优势属于中国。此外的9种工业品和6项运输指标印度的人均产量都高于中国，其中有的（如核电）中国当时还是空白。有12项指标按人均计印度超过中国都达一倍以上，其中民航客运、电气化铁路、电冰箱、乙烯等印度都超过当时的中国十倍乃至数十倍。公路、铁路、航空、家电、汽车、石化等等印度不是总量领先，就是人均领先。而这些产业大都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兴产业。可见当时印度工交部门的产业结构实比中国先进。今天印度软件业之类的新兴产业活跃，或许是有其传统的。

　　其次，同表还显示印度工业中，低附加值的上游产业、初级产品相对落后，而高附加值的下游产业、终端产品相对发达，而改革前中国工业则有相反的特征。例如：1970年中国人均原油产量差不多是印度的三倍，但人均石油加工量却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三，而新兴石化产品如乙烯的人均产量还不到印度的十分之一。中国棉纱的产量是印度的两倍多，而棉布产量却与印度大致持平。中国生铁产量是印度的236%，而钢产量只是印度的190%.1970年印度成品钢材产量是原钢产量的75.6%，[24]（P127）而同年中国成品钢材产量只有原钢产量的66.8%.[17]（P1259）尤其是高档轧材的数据表中阙如，但据笔者了解，当时中国在这方面对印度基本上没什么优势。

　　由于当时中国优势明显的基础工业初级产品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工业品的生产却很少乃至并无优势。加之当时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落后，交通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电影、旅游等等都比印度差得很远，因此当时虽然中国的著述常以钢煤油电等基础工业的优势傲视印度，并引以为体制优越性的证明，实际上其总体经济水平是很难说比印度领先的。

　　四、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与“新经济史”视野中的经济绩效比较

　　近年来，以购买力平价（PPP ）计算的国内总产值日益受到重视，它被认为可以矫正以往用官方汇率美元计值的GDP.不少人根据这项指标兴奋地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水平比过去流行的说法要高。但是，这个新算法算出的印度经济指标比过去的算法高得更多。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作为总体经济指标来衡量，在整个改革前时期中国经济实际上始终明显落后于印度：



　　据表G ，改革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再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口不仅多于印度，而且（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厉行计划生育）多出的幅度比今天为大，人均GDP 之低于印度就更加明显了。按照这一指标，甚至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总体经济仍然落后于印度，只是差距已经很小。随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对旧体制积弊的逐步消除，此后的中国经济逐渐转为领先于印度，而且由于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中国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到199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经商出印度77%了。

　　近年来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所谓“加州学派革命”。一些学者以高度评价亚洲传统经济来批判过去强调欧洲先进的所谓“西方中心论”。这些学者对明清尤其是清代经济的好评适逢我国史学界的“大清热”因而得到国内的响应，但他们对民国经济的评价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实际上，清代经济与当时的西方相比是否具有优势仍然很有争议。但是这些学者“重新面向东方”的眼光也包括印度，看看他们的中印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其中，A.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据说曾被行内评价为：“经济学家们都将死去，惟有这本书是不朽的”[26].该书在以若干方法（主要也是购买力平价等）对现有的各种统计作了一番考证修订后给出如下情况：

　　表H 中印经济长时段相关数据比较[26]（P109～144）



　　从上表看，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二百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1980年代以前其比值并没有明显的升高趋势。尤其与1820年及1936年的比值相较，改革前中印的这个比较数据明显的低了一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 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到清末则开始超过印度，1936年中国这项指标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 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 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二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 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 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 指数而言，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 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60年代印度的GDP 指数又高于中国。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 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 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的水平。

　　总而言之，无论是麦迪森的计算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都显示出中国长时段（例如200年）的经济发展能力明显优于印度，但1950年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绩效，则不能说比印度更好。

　　综上所述，改革前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虽然有强化原始积累能力的优势，在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也明显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它既缺乏市场激励、又不讲计划理性的弊病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弊病造成付出很大代价形成的原始积累利用率低下，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严重浪费，而实物要素的投入产出也没能真正实现“计划效率”。至于忽视人们消费偏好导致效用增益、效率低下这种“非市场经济”中的通病，相对来说反而显得不是那么突出。

　　因此在绩效方面，人们无须比较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类的“经济奇迹”，即便与苏联式的理性主义计划经济相比它的绩效也很差。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中国经济真正出现战略性的改观，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近年来美籍中国经济史家黄宗智先生曾经就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表研究成果认为，当地经济在1949年前后都处于传统的“过密化”状态，改革后才摆脱过密化困境，进入实质性的发展。[27]他的这个“过密化”作为一种理论解释能否成立，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不计“和平红利”的因素而仅就制度与绩效的关系言之，中国经济进程中的转折不在1949年前后，而在1978年前后，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而且绝不仅仅对于长江三角洲农村来说是如此。当然，这样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改革进入纵深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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