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与您渊源不算深、缘分却不浅——写在母校交大120周年校庆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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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来，考大学上什么大学的念头都化为乌有。中学毕业实行的是国家分配。根据兄姐的下乡和工作情况，我被分在徐汇区卫生学校就读。因对动刀子动针见血，心存怕意，上卫校心中不情不愿，可哪有我挑选的份？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还得尽量过好了。

73年底进卫校时，文革已进入了最后阶段，全社会在老毛的人生末期旨意下，折腾着批林批孔批邓。因比较会摇笔杆子，仿着报上文写批判文章，也比较善于写写学工学农心得感想，我很快被学校领导看中，被委以检验班团支书和校团总支宣传委员的职务。

那期间，我经历了此生头一回访问一所大学。巧不巧？还就是交大！好像是在76年初，我正在区中心医院实习。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学校用我们实习间的返校活动时间，组织我们团干部去交大观摩。为什么是交大？因为它离我们卫校不远。

那是我头一回走进交大校园，只见满园墙上黑白色，大字报层层叠叠，好像还有些悼念总理的白花。因心中已没有大学梦，心情并不激动。噢，这就是交大啊，大字报的文采也不过如此。想了一下，这可是我曾向往过的交大哦，才升起些许敬意。毕竟那走进校门即可见的大草坪和12.26米高的毛挥手塑像，还是比较壮观的。那校园比起我们破庙般的卫校当然要气派多了。

到了76年春卫校毕业分配时，三姐在下乡八年后从外地农场抽调回了上海。二姐也已在上海工作。她因中学上的是外国语学校，故而有幸72年从农场“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成了该校文革中首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顺利就业。在那荒唐的根据兄姐工作地来定毕业去向的制度下，我知道自己已不可能留上海，便坦然主动要求去艰苦的地方工作，成为全班唯一去外地工作的女生。还和药剂班同样提出去外地工作的鸣同学一起，被作为先进人物而邀去了市卫校，讲用我们不惧去外地的感想。

76年夏来到了安徽小三线古田医院后，以为此生将在这山区医院度过，倒也工作生活得有滋有味。上班、值夜班、去三线厂巡回医疗，在血常规、生化、血库部门转悠着，工作并不枯燥。平日里买炭和炭炉开小灶，享用着从老乡那里买来的大米，山鸡，大鸭蛋、茶叶和香菇。

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后，医院搞整顿，年轻人被重视，我当上了科室副主任。院里还有意培养我当院团总支书记，被要求列席团总支会议。我自个儿知道自己在卫校学得不多，业务根基浅，开始将卫校里发的医用英语和生化检验的书，拿出来自学。

这样相对还较平静的生活，被母亲的一封来信给打破了。那是在77年9月中下旬，母亲来信说了两件大事。一是父母亲将获平反被重新作结论，二是即将恢复高考。读完信后，高兴得真想跳起来。我清楚地预感到，自己的人生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围绕着高考过的。在考什么科目上，我拿定主意，走理工方向。趁国庆探亲回上海，拿到了母亲准备好的数学和物理两本书，并和母亲商量了一下报考哪些学校。

在上海工作的老哥是70届中学毕业生，文革前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文革中学里学业尽废，没有沾到 “黑线回潮”的光。可他早将家中那套《自学丛书》中的代数、几何等学过了，还学了些物理，胸有成竹，将交大列为他的第一志愿。我曾在另文里写过“一填志愿，老兄可是直瞄着上海交大而去的。”最近和老哥视频聊，老哥说他其实是看到交大当时作为国防工办下属学校，有保密性质，在报上列出的招生专业名单里只有很小的一段。暗自希望它不被人注意，报考它会容易进去些。

而我呢，虽知在“教育黑线回潮”期间，自己的学习成绩在中学同届同学中比较突出，可这场高考是在十几届中学毕业生中参加竞争，我很清楚自己所学到数理化知识没法与老三届人相比。交大这么好的学校，离家又近，谁人会不想考？可我却不敢将它填入志愿，实在是觉得它可望不可及。交大，只能是梦想。本着“只愿能有大学上。不管是什么专业，在何地、有多远，只要被录取就去”的原则，我和母亲商定了，将志愿填写成上海科技大学和苏州医学院，还有一所外地的什么学校。

临到填写志愿时，我们被告知，只能报考安徽或上海的学校。原因是小三线职工被夹在上海和安徽之间，安徽不想让我们占了京沪津名校给安徽的名额。那时对安徽的大学一点也不熟悉，当然也不想留在安徽，我便在报名志愿表上填写了，1. 上海科技大学，2. 上海机械学院，3. 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并在是否服从国家调配一栏里，不含糊地写下了：坚决服从国家安排！之所以会填写医学院，是顾虑到自己当时在医院工作，不填个医学院会有不安心本职工作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