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

没有确切资料证明刘斐是红色特工，其泄密行为多出自猜测

刘斐的名头与郭汝瑰不相上下，被很多昔日同僚视为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内的重要“共谍”，利用指定作战计划的便利，将情报传递给解放军。然而这种论断多出自于猜测，没有人能提供实证。

1、毛泽东没有说过刘斐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

曾任西北第八战区剿共前敌总指挥、西安警备司令的盛文，他回忆说，自己因为与刘斐不合，没有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消息让国防部和刘斐知道。他回忆，“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泄露机密的事情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所以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划五天攻取延安。”盛文言下之意，就是自觉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然而我们知道，中共对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早已洞悉，只是这情报不是来自刘斐，而是来自熊向晖。

盛文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胡宗南在攻克延安后，刘斐几次三番的在国防部建议，要调胡部的三个军去对付陈毅，以减少在陕北追击毛泽东的兵力。事实上，我们知道，延安是中共主动让出的，而不是被攻克的。中共在陕北的势力，断不会因为多了三个军的敌人就被消灭掉。

盛文很“看重”刘斐，他回忆，“听说刘斐投匪后，毛泽东特别对他盛大欢迎，恭维他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这点使我们想到过去他很多计划，尤其是围剿陈毅的计划完全是在替毛泽东解围，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没有刘斐的这一个计划，我敢说此后的局势绝不致如此，毛泽东在西北眼看就要肃清了。假如肃清了陕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势也不会如此恶化，所以毛泽东说刘斐是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毛泽东对刘斐“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的这个评语，未见他人提及，只有盛文回忆这样一个孤证。

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对刘斐的采访。刘斐回忆了1949年4月他到北平参与国共和谈，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开场是一段闲聊，刘斐回忆，当时毛泽东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主席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主席这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在刘斐之子刘沉刚参与撰写的《刘斐将军传略》中记叙说，“毛主席的这次会见和谈话，对刘斐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说：‘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主席的谈话，“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中共建政后，刘斐又几次获得毛泽东接见，大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一次说到过刘斐曾为解放军提供情报。如果毛泽东真的曾公开讲“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那无论是刘斐本人，还是中共官方，就都没有必要隐瞒刘斐的“真实身份”了。

2、至今没有一件史料能证明刘斐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的特工

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在回忆中说，“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浦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其实刘斐的“共谍”身份一直都没有被证实。

如熊丸这样的猜测还有一些，大都是凭空指责，而拿不出实际的证据。无论郭汝瑰对中共夺取政权功劳大小，至少他自己承认曾为中共提供情报，而官方也没有对此进行驳斥。即使是在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很多夸大的情况下，官方也没有出面予以过干涉。由此可知，如果刘斐确为中共特工，在“文革”后的环境中，他是能自己出来“表功”的。然而刘斐从没说过这个经历。

1983年刘斐逝世时，乌兰夫在悼词中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刘斐至少在名义上一直都是一名“党外人士”。

恰如杨奎松所说，“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探求红色特工的真实作用还有赖于更多的解密档案

在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胜于国民党，这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高华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的长文中，专门列有一项“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上成功的情报渗透”，他列举的如张露苹、王超北、沈安娜等发挥了较大作用的谍报人员，其实是普通读者并不熟知的。

之所以在大陆政权鼎革后，原国府官员、国军将领会视刘斐、郭汝瑰为中共特工，并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切实的证据，也仅仅是出于推测。首先，这两个人在国防部任要职，有机会获知军事机密；其次，刘斐到北平一去不归、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结果，反推他们是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特工人员。

仅凭现在公开的史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究竟是什么人，也无法知道郭汝瑰、刘斐究竟为中共夺取政权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在片段史料和一些回忆的基础上就将郭汝瑰、刘斐视为扭转国共战局的人物，显然不妥。

结语

以郭汝瑰、刘斐为代表的“红色间谍”的作用，在两岸的历史叙事中可能都被高估了。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于更多档案的解密。至于国民党的失败，恐怕还须求诸己身，不能简单归咎于一二“红色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