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场的同学会，主要是同年会。所谓同年，是指被政府同年荐举之人才。“同年者，四海九洲之人而偶同科第耳。”同年向有弟兄之义，是传统社会中最为亲密、也最为重视的社会关系资源。加强同年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开同年会，编纂同年录。明代乡试或廷试后，每科举人或进士喜欢开同年庆祝宴会。同年会以第一次最为热闹，“盖其人皆聚于京师，方释场屋之累而历观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华，而无薄书之冗。一旦张筵合乐，举觞劝酬，其情岂不畅且适哉”。至于举人同年会，尤以南北直隶举人同年会为显，因为南北国子监中的“四方之士多与焉”。同年会讲究感情关系，一般开同年会，“坐以序为齿，尚齿也；酒以醉为度，极欢也”。同年会结束时，为联络情感，习惯按年龄顺序编纂一份名录，称同年录，又称同年谱，又称小录。同年录一般“书姓名字里齿行家世，附以他日宦历所至者”。编纂同年录是为了友道，“崇世谊也”。同年多是异姓朋友，要体现保持兄弟关系，必须编纂同年录。兄弟讲究友谊，所以，同年录编纂的原则强调年龄的长幼顺序。同年录也有乡试同年录与进士同年录之分。

按空间与层次来说，同年有乡试之同年，有进士之同年。“进士同年，四海九洲之人；乡试同年，如浙江，则一省一郡一邑之人。四海九洲之人本疏，而同年则亲矣。一省一郡一邑之人较之四海九洲之人则亲矣，而同年则愈亲矣。”按常规来说，乡试同年情谊，比进士同年情谊深。对考不上进士的举人来说，情况确如此。不过，对考上进士的举人来说，情形则不一样。因为乡试与会试时间相隔半年，他们往往来不及和其他举人交往，就进入了进士同年圈。进士圈更有实用价值，自然疏于举人圈的交往。考中进士，就正式进入官场。同科进士，相当于黄辅军校同学，自然也就建立了官场人脉。同年录，就是联络图。不仅同年可用，同年的子弟也会得到照顾。

随着社会的稳定，明代中叶以后，北京出现了不少文会。文会类型多，如：解元文会。成化六年（1470）冬，杨守陈、杨守阯、商辂、范理、姚夔、卢楷这六位来自浙江的各科乡试解元，难得聚会北京杨守陈寓舍，由刑部尚书陆瑜主持，为“六元会”。姚夔口占一绝，有“四十年来六解元”句，其他人一听来了兴趣，于是以此句分韵赋诗。这是明代浙江解元的第一次聚会。成化十五年（1479）春，杨守陈、杨守阯、胡谧、杨文卿、沈述之、谢迁、黄珣，复为“七元会”。杨守陈为首席，取欧阳修贡院诗，分韵赋诗，成七元文会诗。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杨守陈、杨守阯、胡谧、沈继先、谢迁、王华、李旻，又为“后七元会”。这是一种特殊的在京浙江同乡会。每次聚会，“必分韵赋诗，迭为序引，所以宣上恩、修臣职，敦僚友之义，序少长之礼，洽宾主之情者，无不具焉。至于交相期勉，尚友古人，许身稷契，济美元恺，希从周汉唐宋之贤，以立德立功立言垂之百世为重，不以一时科名能尽一乡一国天下之士自足也”。可见，这是一种有着崇高目标的君子诗会。杨守阯将三次聚会诗文汇编成册，称《浙元三会录》，收藏了二十年。正德元年（1506），“六元会”之一的范理儿子、广德州知州范昌龄将之刊刻于世。

又如丽泽会。成化七年（1471）春，杨守陈的弟弟杨守阯在北京组织了国子监朋友25人，聚卢楷私第，“日与四方名士讲业，号丽泽会，期必取进士乃已”。这是一种以考进士为目标的文会。杨守陈称：“会则取五经群籍相讲解问难，各出所著。其修润之，德善相劝，过失互规，充然各有得焉。……真得丽泽之象，过唐人之私试夏课远哉！”即使在成化十四年（1478）中进士以后，杨守阯仍“日以学未闻道，愧然孤陋，欲友天下之士，取诸人以为善，一时英俊，鲜不交游”。他后来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至明末的文会，如江南的复社，由文社而几近于江南政治社团，此不详叙。

京官在北京工作多年，就得自己购房。官员的住宅，无疑是同乡及朋友聚会的最好场所。

官至礼部侍郎的杨守陈在北京的官邸在大时雍坊（今西长安街南、正阳门与宣武门间）之高坡巷，这条巷地势高而干燥，特别明亮。杨守陈将之命名为高坡巷，从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天顺二年（1458），他重回北京，在一处比较荒凉的地方置室四层，每层一间。天顺六年（1462），复购买了旁边的房室，有意建后花园。成化十年（1474），对原来的四层作了翻新、扩充，各层有七间或五间。成化二十一年（1485），后花园建成，称为后乐园，亭称风咏亭。因为忙于工作，杨守陈的后花园前后经营了24年。在三十年中，高坡巷有了较快的发展，人气大旺，“昔之民居化为官舍十六七，而一门父子兄弟同显者又七八家，他巷皆莫能逮”。可见，这条巷的风气十分好，连连出进士，所以才有“联芳巷”或“联珂里”之说。杨守陈兄弟子侄“布列京署，家极显”。在这里，杨守陈兄弟经常宴请朋友，聚集了李东阳等名流。程敏政称：“咫尺高坡巷，翛然绝市尘。汲泉苏菜甲，编竹拥花身。歌彻江南弄，杯空白下春。高风镜川老，不是草玄人。”

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在京官吏的集聚之所而出现的。目前所知，会馆始于明代永乐年间的芜湖会馆。芜湖会馆是在工部主事的芜湖人俞谟所购京师前门外旅舍基础上建成的。又有（江西）浮梁会馆、广东会馆。到明中叶以后，北京的会馆越来越多，“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永乐年间之所以会出现会馆，与定都北京有关。北京临近蒙古高原，气候寒冷，路途遥远，对南方人来说，十分不适应。当时政府又没有官舍制度，没有商业招待所。四方来京做官的人，必须自己购房或租房居住。而且，明朝官员为官，多不能带家眷。这样，居住在北京的官员，往往只有官员本人。因此，他们的居所往往会成为同乡官员聚会之所，实际上起到了临时会馆的作用。一旦他们离开都城，到别地为官或退休，其住房就会交给同乡官员来打理。这样，他们的住所就容易成为会馆。如俞谟归里时，将居所的使用权交给了同乡京官晋俭，就成为芜湖会馆。又如首辅叶向高“舍宅为馆”，首辅张居正在北京的故宅成为全楚会馆。

另一方面，北京又是三年一次的会试之所在。每到春闱之年，各地举人集中北京，参加二月的会试。他们到北京以后，当然需要临时居住。此时，会馆就成为他们优先考虑的地方，尤其是那些穷举人，非依此不可。当然，同乡官员也愿意提供。因为这批举人一旦考中，就是来自家乡的进士，是未来的官员，当然值得投资。因为服务会试，所以称为“会馆”。平时，则为同乡单身官员的集聚之所。据说，到明朝末期时，会馆类型增多。内城的会馆，服务官绅；外城的会馆，服务应试的士子如举人、岁贡。会馆的功能在不断扩大，后来经商之人参与会馆建设。如嘉靖四十二年完成的崇义会馆，就是徽州商人营建的徽歙会馆。

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大夫群体，聚集首都北京，他们喜欢组织同学会、同乡会，多有抱团取暖之意，绝大部分状况下传递的是正能量，这与官员本身的素质有关。譬如前所引宁波杨氏家族，作为明中叶东南第一科举家族，体现正义士大夫形象，他们组织的文会、同乡会，就以正面形象为主。也经常体现友道之义，友道主要有二，“礼”和“义”。“生相问也，庆相贺也，没相吊也，是之谓礼。进必相引以贤，毋或妒也；退必相要以正，毋或系也；患难必相扶持以全，毋或陷且弃也，是之谓义。”“礼”和“义”是相联的，“其情笃者其礼完，其分深者其义重；礼不完则隙之所由生也，义不重则市道之为也”。当然，也有通过同年会、同乡会加强人脉联络，维护自身利益，产生负能量者。

明朝中叶，曾出现南人北人互相排斥现象，大略也可观当时同乡的作用。天顺朝的吏部尚书王翱是河北人，选官时有意识地多引北人，排斥南方人。成化时，浙江人姚夔为吏部尚书时，则“颇右南人”。由此，南人北人之争趋于激烈。正德时，因权宦刘瑾是陕西人，多用北方人，其中的河南人焦芳更是对南方人深恶痛绝。结果，浙江官员多被打压。等刘瑾倒台，南人又掌大权。南人北人之争，说到底是利益之争。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江南四大才子

晚明时期，朋党纷争，出现浙党、楚党、齐党、宣党、昆党之类。“浙党”以内阁辅臣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首；“楚党”以给事中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齐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诗教、周永春为首；“宣党”以汤宾尹为首；“昆党”以顾天峻为首。因为东林党影响了其他人的政治利益，为自保这些人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联合对抗东林党。这些属按地域来划分朋党，有的实际存在，有的则是对手加封的。地域性朋党组织结党营私，当然会祸国殃民，但在皇权体制下，他们的存在又是暂时的。

（作者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