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一直再读有关他的书，他的家书，他的谈艺录，他的书信集。心情随着他命运的多舛而跌宕，也为他人格的高尚而感动。他是一个多么矛盾的人：既孤傲不从俗，又有火一般的热情；内心世界细腻丰富，极度的敏感，充满爱心，而脾气又火爆如雷，桀骜不驯；他真诚简朴率真，又苛求完美； 他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不停地冲突着。他才华横溢，观察力敏锐，对艺术和美有天才的感受和悟性，同时又愤世嫉俗，而他的爱和恨又是同等的强烈；他的性格刚硬耿直，直言不讳，宁折不曲。 他的家书风靡大江两岸，字字句句里都是殷殷舔犊情，拳拳慈父心；他在短短的一生中翻译了五百万字的书，他把自己藏在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原作者的后面，字里行间传递的都是原作者神韵。他是无形的一座桥，架在西，东方文学和艺术之间，“把天上的火种，一点一点地偷到了人间”。他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美术和音乐评论家，艺术鉴赏家，傅雷。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一九零八年的四月七号出生在上海市南汇县的周浦镇。据说他降临这个苦难的世界的时候，哭声极为洪亮，并且带着怒气，因而被取名“怒安”。四岁的时候，父亲傅鹏被人诬陷入狱，狱中染肺病。三月后虽得以出狱，但含冤抑郁而死，年仅二十四岁。母亲为了营救父亲四处奔走，无暇照顾更为年幼的傅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以致他们相继夭折。从此他的母亲把复仇和家族兴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小小的傅雷身上，用异常的严厉督促傅雷的学业和成长。傅雷生来就是一个有天分的孩子，在母亲非同寻常的督学方式中把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的同时，也以反叛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他倔强，痛恨学校的陈旧教育，多次被校方以“顽劣”之名而遣送回家。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上海的持志大学，也是在那里，他走出了国门，并于一九二八年抵达法国巴黎，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巴黎和瑞士的莱芒湖应该是傅雷一生中两个极为重要的驿站，是他艺术生命和精神生活的起点，使他的艺术才智得以充分的展示。 在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并主修文艺理论的同时，他开始翻译《艺术哲学》，并在卢浮宫博物馆学习美术史，他如饥似渴地吸取着西方美术和艺术的养分，为他日后的“化而为鸟” “扶摇而上九千里”积蓄着能量；同时也结交了许多一生的挚友，比如刘海粟夫妇，刘抗，张弦，等等；还留下了他的轰轰烈烈的异国情缘。虽然那段感情终以文化背景相去甚远而告失败，但感情的失意并没有摧毁他的理性。在他疗伤的瑞士莱芒湖的诗意和安静中，他的理智战胜了情感，他的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了，他要在东西文化和人文精神之间搭建一条通畅的大道。于是当再次返回巴黎时，他便以更大的热忱立刻投入到他的艺术学习和活动中去。傅雷的天分在于他对知识的超常领悟性和融会贯通的能力，尤其是对文字， 绘画，和音乐的理解方面。从那时开始直至今后的几十年里，他翻译了法国文学和法文作家的作品，探索了古希腊艺术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了罗曼罗兰，知道了他的《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约翰 克里斯朵夫》，知道了巴尔扎克和他的《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台》，还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等，他还研究欧洲的古典音乐，他介绍莫扎特的文章，“文虽不长，但鞭辟入里，叫人心悦诚服” （苏立群《傅雷别传》）。

去国四年后的一九三一年，等不到拿到学位（或者根本不屑学位）的傅雷回到了祖国。此时的他，一腔的热血，满脑子的主意，一肚子的学问，太多的事情想做。可是才华横溢的他，却由于种种的原因，过度的敏感，暴躁的脾气，过度的寻求完美，和本性的简单率直，刚正不阿，终不能融入俗世凡间，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他的书斋，以他的生花妙笔和灵才，把天上的火种投给人间。

解放后，傅雷带全家从香港返回上海，照旧闭门译书，他是艺术界里的极少数几个自动放弃国家工资 （另一个据说是巴金），靠自己的笔养家糊口的人。新的国度起初也给傅雷带来了新的生命。虽然不要国家养活，他依旧开始积极地投入社会活动，为党和国家出谋划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最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虽然帽子后来被摘了，但他还是没有逃得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经历了被抄家，被游斗，被挨打，被辱骂，被冠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后，不堪凌辱的他和夫人一起愤然辞世，以生命抗争！离世前，他和夫人细致而平静地安排好身后事，包括当月的房租，自己的火葬费，以及存于他家被红卫兵收缴去的物品的赔偿费，还有家中保姆的生活困难都考虑到了。如此的清醒，冷静，周全，如此的坦荡，磊落，如此的高贵，刚直，如此的不卑不亢，藐视低俗！

读他的日子里，没有一日被他的学识所触动和感动，没有一日不被他一针见血的见解所折服。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他的先做人，再做艺术家，他的“师古人不如师造化”的理念，他的文学评论的原则，让后人受益无穷。

还是让我以他评印象派画家塞尚的句子结束我的拙文吧：“要了解塞尚之伟大，先要知道他是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于我，傅雷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