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一个学生都被清楚教导并被督促认真考虑：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并让每一个学生因此把基督作为一切健全的知识和学习的根基。让每一个人因为明了上主是智慧的源头而暗自祈祷以求努力装备自己，寻求来自上帝的智慧”。也许你很难猜到，这段话不是某个保守派基督教神学院的校训，而是哈佛大学1646年制定的校规。

哈佛大学由清教徒创建于1636年，是北美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当初是为培养未来的牧师和基督徒学者而建。起哈佛这个校名是为了纪念当初慷慨捐赠大批图书和一些金钱的年轻牧师约翰-哈佛。数年前我曾经由在哈佛工作的朋友导游参观哈佛校园。在哈佛校门口有一个石碑，上面刻着当年建校者的心声：

“上帝的保守让我们平安抵达新英格兰，我们建立家园、建立敬拜上帝的教堂、也建立了政府，以惠及后代。接下来，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更多地学习……唯恐当我们归于尘土时，只留给众教会一个没有文化的职事。”

秉承欧洲早期大学的传统，哈佛的校徽是盾牌的形状，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即“真理”的字样，分布在三本书上。最初的哈佛校徽周围还环绕着“pro Christo et ecclesia”的拉丁文，即“为基督及教会”。历史上校徽中的三本书中有两本是向上翻开的，另一本则朝下扣着。翻开的两本书，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也许是指大自然的普遍启示和圣经的特殊启示，或者指旧约和新约）；扣着的那本书，则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今天的哈佛校徽上，我们还能见到Veritas 的字样，但是三本书都是向上翻开的，周边具有浓厚基督教意味的那些拉丁文也不复存在了（象征启蒙运动以后，人不再相信上帝和上帝的奥秘）。跟其它常青藤名校一样，今天的哈佛大学已经彻底世俗化。哈佛校徽的变化微妙地反映了哈佛世俗化的变迁。

被称为“美国的思想摇篮”的普林斯顿大学由长老会创立于1746年，旨在培养未来的牧师和公众领袖（最初名为新泽西学院，后以所在小镇命名）。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最深、同时也对基督教文化最具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之一。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基督徒牧师和学者、曾经给美国基督教带来“大觉醒”和大复兴的神学家、哲学家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曾经担任普林斯顿第三任校长（但就任五个礼拜后就不幸感染天花过世，临终之前他环顾四周说“现在，我永不会失败的真朋友拿撒勒人耶稣在哪里？”）。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中唯一的一位牧师威瑟斯朋（John Witherspoon）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六任校长。他曾以圣约政治观影响美国宪法的制定，他的学生当中有包括“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内的数十名著名政治家。

最早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包括神学院（今天神学院已经跟大学分开），而且神学院是学校的“王牌”学院。十九世纪，正值深受人本主义影响的自由派神学狂飙猛进、抛弃正统基督教信仰的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那时候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不但在学术上首屈一指，而且在信仰上成为正统改革宗神学的中流砥柱，涌现出贺智（Charles Hodge）、亚历山德（Archibald Alexander）和华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等一代神学大家，被后人称为“普林斯顿学派”。（在教育理念上，贺智坚信只有和基督相联合的教育才能真正拯救人们的灵魂、维系一个理想的社会。）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镇上的一些主要街道，还以这些神学家的名字命名。不幸的是，到十九世纪末，普林斯顿神学院也终于被自由派神学“攻陷”。1929年神学家梅钦（John G. Machen）和其他一些保守派教授脱离普林斯顿神学院，共同创办了日后成为基要派和福音派学术重镇、坚持改革宗信仰和学术水准的韦斯敏斯德(Westminster)神学院（华人教会有好些牧师毕业于位于费城郊区的这所神学院。我有好几位中国基督徒朋友也毕业于那里或者正在那里就读）。

普林斯顿大学既跟基督教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她的校徽非常“基督教”就不足为奇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徽也是盾形，上方的书上的拉丁文是“旧约与新约”，下面缎带上的拉丁文是“她在上帝的权能下繁荣”——“她”当然是指这所美丽的学校。

我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居住、生活了六年（尽管没在这个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其中有大约一半的时间参加一个校园里的中国基督徒学生团契。我参观访问过不少美国的高校，但典雅宁静的“普林”校园无疑是我最熟悉、也是最喜爱的。我曾经跟妻子在校园里的小小的老电影院看讲述普林教授纳什生平的电影（《美丽的心灵》），也曾经带两个儿子到校园绿荫草坪上看大学生们浑然忘我的读书；我曾经跟几位中国基督徒网友一起来到校园里的墓地、在爱德华滋的墓前祷告，也曾经跟美国同行在纳绍(Nassau)街上古旧的餐馆里讨论工作；神学院是我曾经最爱光顾的地方，那里室外有童话般的绿树红花窄街小楼，室内有古老的圣经珍藏和爱因斯坦当年上班路过神学院照的照片，更不用说那些汗牛充栋的人文和神学书籍。每年圣诞节，神学院还有非常精彩的圣诞歌曲表演，那是我们家在新泽西的时候每年必参加的保留节目。我曾经到亚历山德路上像古老城堡一般的研究生院接送中国同学，也曾经走过威瑟斯朋街两边一家挨着一家的商店、餐馆……普林斯顿的校园和小镇，在我生命里留下印迹。

耶鲁大学的创建本身就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1701年，十位担心哈佛大学背离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卫理公会基督徒“另起炉灶”创建了这所大学。（耶鲁是一位曾经给予学校大量经济资助的商人的姓。）耶鲁大学初期的课程设置注重古典学科，坚持正统的基督教立场（其时哈佛已经开始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三种“基督教的语言”被认为是经典语言（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是圣经旧约和新约原文的语言——这两门语言今天仍然是基督教神学生必修的）。耶鲁曾经要求所有学生学习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在耶鲁的校徽上，在书本和缎带上分别用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书写着校训“光明与真理”。

1820年代，美国全国的大学课程设置都开始转向注重实用学科，耶鲁是当时唯一一间“反潮流”、坚持注重古典人文学科的学校。1880年，耶鲁政治学系采用了斯宾赛（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读》一书作为课本，因该书贬抑基督教而引发激烈争议，酿成“教科书风波”。当时在任的校长波特（Noah Porter）非常注重大学教育对基督徒的知性培养和品格塑造，是那个年代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代表。直到1908年，耶鲁才不再要求所有学生必修希腊文。

耶鲁跟中国有很特别的缘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容闳，1847年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耶鲁完成学业。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在此后半个世纪，有数百名中国少年通过这个“幼童留美计划”被派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到耶鲁的有二十多人。耶鲁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现代化人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工程师詹天佑、教育家李登辉（复旦大学老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医学家颜福庆、女建筑家林璎等等，都是耶鲁培养出来的。

达特茅斯是常青藤里唯一一间直到今天还管自己叫“学院”(College)的大学。1754年由卫理公会创建的时候名为“穆氏印地安慈善学校”，位于康涅狄格州，招收印地安人学生。后迁至新罕布什尔州。其神学院以培养、训练向印地安人传福音的宣教士为宗旨。

达特茅斯的校徽仍包含启示、知识、真理等象征。下方环绕的拉丁文是新约圣经描述上帝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话：“在旷野呼喊的声音”。

布朗大学由浸信会创建，1764年成立于罗得岛。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各任校长都是浸信会的牧师。但布朗大学历来以崇尚宗教信仰自由著名。从早期开始就接纳其中包括罗马天主教徒、犹太教教徒甚至无神论者在内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

布朗大学的校徽由太阳、书本和十字架等要素构成。

哥伦比亚大学于1754年创建于纽约市，最初名为“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哥大的校徽因此就是一个皇冠（当然，皇冠上也有十字架——其时英国已经以基督教为国教，国王也是国教的首领）。

哥大建校早期，英国圣公会（亦即英国国教）、长老会和其它基督教宗派都试图对该校施加影响，结果英国圣公会占了上风。哥大的一份早期校方文件中写道：“认识基督耶稣是这所学院最主要的目标，也是其教导、吸引儿童的根本宗旨”。

康奈尔地处纽约州风景优美、富于田园风光的倚色佳（Ithaca）小镇，由勤劳致富的“乡镇企业家”康奈尔(Ezra Cornell)和著名人文学者怀特(Andrew D. White)共同创建。康奈尔的校徽设计很简洁——一本书，加两个盾牌。两个盾牌一个代表纽约州，一个代表美国。康奈尔是常青藤里面最年轻的学校（1865年创建）。也许正因为如此，康奈尔不像更老牌的一些常青藤那样跟基督教关系密切。但有意思的是，康奈尔的创建人之一怀特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就是一本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书——《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怀特的书系统地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科学与宗教和神学之间的关系。怀特强调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跟科学并无冲突，尽管某些神学理论可能与科学有冲突。

宾夕法尼亚大学建于1740年，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是其创建者之一。宾大不是由任何基督教宗派所创建，也因此被认为是常青藤里面最“世俗”的学校。但是跟爱德华滋同为奋兴布道家的牧师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在宾大的创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怀特腓德非常重视教育和慈善。1740年，费城的一批基督徒筹款为怀特腓德修建布道的教堂和慈善学校。后来教堂没盖起来，但慈善学校建成了。富兰克林是怀特腓德三十年的老朋友，对怀牧师的人品和贡献极为钦佩，他创建宾大的时候就以这所慈善学校为基础。

宾大的校徽上除了有两本书外，上方中间的海豚来自富兰克林的家族徽章，下方的三个圆盘代表费城的基督徒创校者，而盾牌下面缎带上的拉丁文座右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历史上基督教对宪政的影响——翻译成中文是“没有道德，法律一无用处”。

常青藤大学的历史发人深省。在这些高校以基督教精神为指引的那个年代，美国的教育普及率高达96%。在200多年前，这有多么“先进”，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今天美国的文盲比例竟然是10%）。对一些美国人，特别是基督徒来说，这似乎是“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这一古老箴言的佐证。

沧海桑田，世易时移。今天的常青藤大学，都已经完全世俗化、现代化或者后现代化了。但是不可否认，历史上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对这些世界一流的高校曾经有过深刻的影响，其中一些可能已经深深铭刻在这些学校的精神和气质之中了。一些美国人，特别是基督徒，也在期盼基督教信仰的甘泉能重新滋润被物质主义和后现代思潮侵蚀的常青藤高校。

2006年，哈佛大学教职委员会建议将宗教、美国历史和伦理学等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并建议学生必须学习美国史、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等。根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世俗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仍然有近七成的哈佛学生礼拜天会上教堂，九成半的哈佛学生会跟人探讨宗教问题。2008年，国内出版《我在哈佛的信仰》一书，介绍一些当代哈佛学人的宗教信仰。

在普林斯顿，我也曾经参加过美国基督徒大学生（本科生）的校园团契组织的活动。带领团契的年轻牧师是一个温和的威敏斯特神学院毕业的韩裔哥哥，而团契成员中有很多是亚裔、拉丁裔和其它族裔的第二代及以后的移民孩子（基本上都只会讲英文）。美国的移民现状已经和正在给美国的基督教带来很大的影响，在大学校园也有所反映。

由常青藤大学的基督徒学生和教职员工组成的“常青藤大学基督徒联合会”（ChristianUnion）近年也非常活跃。他们的口号是“在常青藤联盟拓展耶稣基督的国度”。每年都有数百位来自各个常青藤高校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召开年会，为各校大学生的属灵状况、也为福音在常青藤大学校园继续传播或复兴祷告。

常青藤跟基督教，曾经是水乳交融。如今看上去似乎已经分道扬镳，但似乎又还藕断丝连。文化、思想、教育……也许可以拒宗教于千里之外，但很难跟信仰、跟世界观、价值观割裂。但愿常青藤与基督教的历史渊源，能够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些另一个维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