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古人记录疾病的书，怪病是占有很大篇幅的。在古人眼里，名医是否有高超的医术，能否医治怪病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

　　明人笔记体小说《篷窗小记》里曾记载这样一则故事：一人经常肚子疼，于是向当地的名医葛乾生请示治疗。葛乾生经过问诊后，就对病人家属说，病人肚子里藏有一只肉龟，须等病人熟睡后，用针针之，方能将其弄出。于是病人家属便让病人喝许多酒后，昏昏睡去，然后请葛医生进行针灸。待病人睡醒后，又喝下一剂泻药，一会儿便有一物排出，果然像一只龟。

　　还有一则是关于“应声虫”的：据唐代张鷟《朝野佥载》记载，洛阳有位读书人患了种怪病，每当说话时喉咙中就有声音相回应。患者求医于当时的名医张文仲，张行医数十载却从未遇到过如此怪病，便无从下药。病人走后，他苦思冥想了一整夜，终于有了高招。第二天，他便嘱咐患者逐页朗读《本草》，喉中的声音照样回应不止。当读至某一味药时，回应声戛然而止。张文仲即断定喉中回应之物惧怕此药。对症下药，那讨厌的声音果然销声匿迹，不复再现……类似这样奇异疾病的记载，还充斥在《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等稗官野史中，成了我国古代纷繁复杂的医学史上一道奇异景观。

　　只是，这些怪病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原来，我们的古人对疾病认识虽然很早，但仅仅停留在“以毒攻毒”的阶段。看见什么病，就根据以往的经验用药，并没有切实的科学医理可循。这是朴素医学时期的表现——治病只重现象，不重推论；只关注具体的病象而不注重背后的医理。久而久之，大家判断一个医生的医术高低，是看他诊治了什么样的疾病。病人所患的疾病表现越是怪异、奇特，为其治疗的医生就越能显示其医术的高明。

　　因此，怪病病例的增多，其所反映的恰是医学水平欠发达，人们对科学的医理认知有限。而从另一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些医生故意用来标榜自己医术高超的手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