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明朝初期（1368-1450）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有序而又静止的状态。著名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将其描述成是处于“冬眠”状态[1]。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理想是要消灭社会中的贫穷。亦因此，他治下的理想社会是，家家耕有其田，经济上自给自足。人人安居乐业，不需要为生计而到处奔波。如需要迁移则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秩序稳定。人民拥护政府，政府爱护人民。一幅令人向往的农业社会的美好图卷。与此同时，商业活动在明朝初期也被限制在最低的范围之内，商人的地位被置于社会上四个基本行业中的最底层，正所谓“士农工商”。

从明朝中期（1450-1550）开始，中国社会开始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而由此所引起的文化上的演变直到今天都在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此时理想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正逐步消失，社会中的商业活动逐步增加。人们的兴趣从务农耕作转向如何在竞争中掌握经商技巧和追逐盈利的机会[2]。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对商业活动持正面和积极的态度。由于商业活动的增加，学者也开始探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例如大学士丘濬（1421-1495）就著书支持自由贸易，建议政府少干预市场[3]。这期间，地方政府常常为了当地的市政建设需要筹措到预算以外的资金，因经商而致富的商人也积极捐款，参与到地方的市政建设。 渐渐地，处于社会行业中最顶层的士绅与最底层的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开始有人认为，商人也可以成为具有儒家气质的士绅[4]。

 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达，一些新的社会风气也开始浮现。例如，一些有知识而又富裕的士绅开始以各种方式显示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例如出书谈论各类昂贵的珍奇异果之间的差异[5]，而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不能让人看见他和普通人吃一样的水果。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变得奢华起来。宴席上时常有几十道菜。一直被认为是地位低下的商人也开始和士绅一样穿戴新颖的衣着服饰。人们开始追逐财富与声望而看不起贫贱之人。渐渐地，财富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6]，衣着，服饰以及拥有的诗书成为划分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人们开始为了面子和令人羡慕而消费。面对社会的变迁，一些文人开始怀念明朝初期淳朴的社会风气，感叹传统的“士农工商”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观念遭到破坏，并为由儒家思想所主导的道德秩序开始败落而痛心[7]。

当时光来到明朝后期（1550-1644），人们感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旧有的观念和社会结构正在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中充斥着更多的金钱以及人们内心中表现出更强烈的竞争意识[8]。与此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更加繁荣，人们尽情地追求享乐，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旅游热潮

富裕的社会掀起了旅游的热潮。人们在忙碌之余也开始热衷于参访各处的风景名胜，庙宇圣地，以及各处的建筑艺术。旅游已成为全民性的娱乐活动。每当春末夏初河水初汛之际，苏州和常州常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百十只游船聚集在河中，击鼓奏乐，好不快乐[9]。 一向被禁锢家中的妇女们也不甘寂寞，杭州西湖周围的山水是她们的首选游览胜地。不仅江南热闹，北方也不寂寞。北京做为首都，更是万众向往。一到正月灯市，热闹非凡，来自各地的人群不下数万，把个京城挤得是水泄不通。到了正月十九日，城里的居民又都涌到城外，畅游西郊白云观，尽情的游玩，并就地野餐[10]。正是在明朝后期，游客徐弘祖（1586-1641）详细记载了他1636至1640年间从扬子江口附近的家乡江阴出发到云南鸡足山佛教圣地的旅程，写就了那本名闻遐迩的《徐霞客游记》。

在那个年代，为了显示自己高于他人的社会地位，一些士绅热衷于收藏各类书籍，尽管其中很多书他们从没看过。还有一些士绅热衷于收集各类形状独特的石头，花上一大笔钱买来放到家中以供欣赏。而另一些富有的士绅则以能够瞻仰各地的名胜美景为荣，并将其冠以“八大景观”，“十大景观”，等等，以此来显示他们见多识广，胜人一筹的文化素质和欣赏能力，将自己和普通人区分开来[11]。 

奢侈的饮食文化

饮食的奢侈情形 在宴会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即使是寻常百姓之家的聚餐，也必定要有十几个菜，而且一定要有山珍海味。最好能有来自远方的珍品，这样才有面子[12]。而上层社会的宴会就更为奢华，食材必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山珍海味中的极品，如南方的牡蛎，北方的熊掌，东海的鲍鱼，西域的马奶。这种宴席的花费之巨，一个中产之家即使是倾家荡产也是一次也办不起[13]。政府官员与士绅之间的宴会不仅非常的昂贵，而且也愈加的频繁。徐阶（1503-1583）曾提到明朝后期知府与推官宴请巡抚的事例，宴席中甚至包括稀有珍贵的燕窝。

攀比之风愈演愈烈

随着社会的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富裕的人们开始对儒家道德伦理所规范的社会结构和等级观念发起挑战[14]，自认应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时尚的追求。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人们开始购买昂贵的商品。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买的起，时尚的标准也随之改变，促使人们去购买更为昂贵的物品，以免自己的风头被他人盖过。这种对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焦虑，导致这种攀比之风愈演愈烈[15]。

这种攀比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名牌的追求，而当时的苏州则是引领这股热潮的弄潮儿。明朝后期流行起来的“苏样”，“苏意”是苏州风尚的代名词，从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举凡服饰穿着、器物使用、饮食起居、书画欣赏、古玩珍藏、戏曲表演、语言表达，无所不包。仅仅是昂贵的绸纱已经不时髦了，必须配有苏州的刺绣。只有苏州产的衣服才称得上华丽，只有苏州加工的产品才称得上精美[16]。在明朝后期，苏州风尚不仅仅是一种炫耀性的风尚，更是品位和身份的象征。全国各地对苏州的仰慕及崇敬已达极致，可谓是亦步亦趋式地效仿和追随[17]。

在明朝后期，不仅仅是有钱人，就连贩夫走卒也被卷入到这场攀比热潮之中，整个社会都陷入疯狂的状态。为了身份和面子，人们在服饰上大下本钱，竭尽所能地做到衣着华丽。在街上你已不能单凭服饰而判断他人的身份。苏州刺绣也可以在农贸市场上买到，就连卖旧货的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也把自己打扮的像个有身份的士绅。而出售朴素衣衫的市场已不复存在[16]。

这时的中国社会彻底的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以追求社会地位为宗旨的新时代。很多人由于屡考不中，为了生计而转而经商。经商致富后，则安排后代放弃经商而转入学习，准备考试。无论是经商还是学习，宗旨都是为了维持或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18]。

由此，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历经宋朝直至明朝后期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并且影响深远的演变。一千多年前，由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垄断的唐朝在战乱中结束，其陈旧的治国理念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宋朝则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以儒家思想及论理作为治国理念，并通过科举考试提拔和重用深喑儒家之道的学者治理国家。这些学者官员面对挑战，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实施变革，使得宋朝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科技领域，文人学者遵循儒家传统的“格物致知”理念，意识到对世界的认识来源于对自然界深入和透彻的研究和了解[19]。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宋朝期间出现了很多发明和创造，如印刷，造船，纺织，陶瓷，采矿以及农业方面的新技术。亦因此，宋朝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历史上变革的年代，并被视为是当时人类最先进的文明。一些学者甚至称宋朝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20]，在很多方面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明朝后期，此时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财富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志，人们竭尽全力去追逐利润和金钱，使得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渐被抛弃[21]。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至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通过竞争而拥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出人头地成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明朝后期的著名学者冯梦龙（1574－1646）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在《警世通言》中写出了千古绝句，发出了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这几百年来激荡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内心中的最强音：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22]

由于奋斗目标已演变成是争做人上人，出人头地，人们的各种努力很自然地也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进行的。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全身心地投入到科举考试以期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才是人生的正途。而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如不能金榜题名，则仍可通过经商致富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其他被认为有用的技能还有中医，写诗与作画，因为这几项技能仍可帮助普通人进入上流社会[23]。医学还能入围，只因人们在生活中实在离不开它。在这个社会环境下，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整个社会都对观察自然世界，研究和了解自然现象以及发明新的技术失去了兴趣。因为这些努力不仅完全无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属于“玩物丧志”。

例如，在明朝后期，由于印刷技术的高度发达，出版的书籍无论是种类还是印刷量都远超于史上的任何时期。当时，印刷技术在欧洲刚刚问世不久。此时来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面对中国社会上图书之丰富，价格之低廉，惊的是目瞪口呆[24]。这时期在社会上流传的书籍内容丰富，五花八门，包括有启蒙读物，德育课本，法律条文，医药，占卜，小说，戏剧，色情读物，幽默故事，导游手册，国外风情，等等。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内容，应有尽有。甚至被朝廷查禁的离经叛道的图书也有人收藏。

就在这个时候，学者宋应星（1587-~1666）撰写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巨著《天工开物》（1637）。在这本书中，他收集了中国历史上各类技术和发明，并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图解。其种类之多，可谓是史无前例。因此，这本书被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中国的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气氛，他自知这本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因而担心会被视为是不务正业。事实证实了他的担心。即使在出版界极为繁荣的年代，他的书上市后却反响惨淡，购者寥寥，自然也没有再版。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收藏家们拥有私人藏书多达几万卷，宏伟的藏书楼令欧洲的传教士深为震惊，但《天工开物》这部科技巨著却在中国几近失传，几乎是无人收藏，直到三百年后方得益于仅藏于日本的版本使得此书得以重新印刷并发行[24]，在中国重见天日。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演变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进而阻碍了科学技术以及很多方面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在五百年前开始的停顿和下滑。

而此刻，在欧亚大陆的另一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和科学革命却诞生于和明朝处于同一时期的欧洲。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欧洲人在做些什么，以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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