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演变

中国文化的演变表现在（1）知识分子在读书目的上的改变以及（2）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1）读书的目的

历史上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曾经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606 – 1904 ）。这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目的在于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它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在明清时代，通过考试最后阶段的考生被授予进士称号。而获得进士将被授予中央或地方的官职。考试不限次数，落选的考生可以反复再考。据估计，二十五万至一百万考生中才能出现一个进士[1]。竞争激烈的程度可见一斑。  

学习和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学而优则仕”可见于公元前540-400年间的《论语·子张》。在宋朝期间，为招揽杰出人才为朝廷服务，皇帝宋真宗（986-1022）在《劝学诗》中写下了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绝代佳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见读书做官会给有知识的人带来无尽的好处。

从明朝的中期（1450-1550）开始，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和推广，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教科书和考试教材，为更多的有志之士准备考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由于参考人数的大量增加，科举考试对社会的影响也因次而产生了质的巨变，并逐步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学习，生活，和成功的看法及价值观。渐渐地，对中国的文人而言，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在科举考试这一残酷的竞争中战胜对手，进而拿到官位，一举由一个平民百姓而进入上流社会，成为有地位，有财富，和有权力的贵族。逐步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和尊重的人生奋斗目标。

研究进一步显示，科举制度从明朝开始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针对中国历史上二十一个著名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发现[1]， 生活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八位医学家都把行医作为自己的首选。而生活在科举制度初期的五位医学家有四位选择行医为自己的首选职业。可是从明朝开始科举制度进入高峰期，这以后的 八位医学家里有七位首先选择的是参加科举考试去做官。只是由于屡次落选，无奈而选择行医以维持生计。

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世界观。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一个人准备考试越早越好。从儿童开始在私塾里的学习完全专注于四书五经。数学是地位低下的商人才学的东西，而科学技术更是被贬为是劳动阶层的需求[3]。从明朝开始，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大家族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在很多领域投资获利。而其中一个重大的家族责任就是为族内最聪明的男孩学习和准备科举考试而提供一切必要的资助[4]。

由于考试不限次数，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耗费了一生宝贵的时光。例如，生活在明朝中期的学者罗玘（1447－1519）屡次参考不中[5]，但从未放弃，终于在四十一岁的时候一举中的，考取了进士称号，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成为弘治皇帝的近臣。而当时光来到十九世纪的清朝，对于有高远理想的知识分子而言，能否考取进士仍是关乎其一生成败的关键之役[6]。魏源被认为是清朝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陷于衰退的文人。1794年出生的魏源从小聪明伶俐，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考取了举人。但随后考取进士的路程颇为坎坷，屡次不中，直至五十一岁的时候（1845）才最终考得进士。

以上的这两位还是幸运的。因为不论如何艰辛，他们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太多的 文人一直考到七，八十岁而不中。很多人一直考到年老体衰，体力上无法再应付残酷激烈的竞争。如此，他们的一生也随之而葬送[1]。此一现象被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宫崎市定（Ichisada Miyazaki）称为“中国的考试地狱”。此刻，当我们再度阅读《范进中举》，应该会对明代社会的状况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当人们讨论科举制度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时，大部分的焦点都集中在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上。比如八股文的刻板形式以及对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人们认为这些都限制了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更深层的影响是，从明朝开始，通过科举考试而做官已变成了一个为社会所推崇的趋势，由此知识分子彻底地丧失了探索未知世界和开发新的科学技术的兴趣。相反，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考试上。此刻，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人生的成功就是成为有社会地位，有财富和权力的官僚。而这才是科举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对中华文化产生负面影响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这种思想上的转变，这种文化上的演变，阻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继续发展，成为中国在历史上走向衰退的因素之一。

接下来，进一步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更使得中国历史上的衰退变得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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