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的崛起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1]。随着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实力的不断增强，已习惯于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深深感受到这一来自东方的挑战。伴随着对世界现有秩序及国际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忧虑，西方在不断地自问，“西方已经失去了它的优势了吗？”，“西方是否已从顶点开始衰落？”[2]。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也开始在西方世界蔓延开来。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学者们认为他们应该从历史中去寻求答案[3] 。因为如果人 们能够搞清楚，自十六世纪初（1500）以来，来自欧亚大陆西端的几个小国是如何超越人口众多并更为先进的东方帝国，进而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则西方就可由此得到启示以应对当前来自中国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西方在历史上为什么会领先？”成为西方社会的精英和学者们所关注的热点。人们纷纷著书立说，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了解。

然而，尽管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问题的答案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譬如，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儒家传统使得中国社会变得非常的保守，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则对欧洲科技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技革命仍处在萌芽状态之时，伽利略根据其精确的天文观察支持并传播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这一新的理论，对罗马教廷由“地心说”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神学理论产生了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并由此遭到了教廷的无情打击，连带着哥白尼的著作也被教廷列为禁书。由此可见，这种认为基督教对科技发展有积极作用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4]。其次，中国历史上曾经在科技领域大幅领先西方，说明中国文化中确有对科技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此外，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种观点认为地理位置和环境是西方在历史上超越中国的主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纵横的山脉和湍急的河流把欧洲割裂开来，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也因此激发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 进而推动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诞生和成长。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势相对平坦，使得历史上强势的一方得以击败各路英豪而实现统一。而统一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则阻碍了竞争，进而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4]^,[5]。  但是放眼今日，地理位置和环境基本上没有改变，而地理上仍然处于被分割的欧洲则一直在努力推动其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在实力上已落后于幅员辽阔的单一国家美国。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如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科学技术，等等）来解释美国的领先，但如果认为其所具有的地理优势是决定性的因素则不仅和戴蒙德的观点相左，而且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势崛起，几亿人脱贫，中产阶级队伍飞速壮大，很多方面已超越欧洲和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2010年出版的《为什么现在是西方在主宰世界？》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作者莫里斯（Ian Morris）将视野扩展到人类近一万五千年的发展史[6]，并根据大量的数据建立了一个描述历史发展的“社会发展指数”。莫里斯的工作对人类了解自身发展的历程极具价值，但同时也引起学界激烈的争论[7]。譬如，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一个单一的社会指数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和描述跨越一万多年包含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历史。

引人注目的是，莫里斯也认为地理因素是西方在历史上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但和戴蒙德不同的是，莫利斯认为地理因素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可变的。譬如，地下的煤矿对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人们毫无意义，但对两百多年前的人们则意义重大。他认为，欧洲人由于一直倾慕东方的繁荣和富裕，决定奔赴东方以期进行交易  ，不料却误撞到美洲，由此将广阔的大西洋变成了收集财富的干道。而面对浩瀚和未知的太平洋，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南下印度洋才更有利可图。如此来看，地理位置无论如何都会使得西方先一步到达美洲，由此开始了主导世界的前奏。十七世纪初开始，新兴的大西洋经济给欧洲带来了新的问题，西方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促成了科技与工业革命。几百年下来使得创造性的思维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莫里斯认为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远低于地理因素。因为任何历史人物的作用不过是加速或减缓了历史的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在科技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如果没有瓦特，同时代很多的竞争者也会很快发明蒸汽机。格雷（Elisha Gray）甚至和贝尔在同一天申请了自己的电话专利。所以说，电话技术无论如何都会面世。莫里斯进一步认为，不同文化对历史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我们回顾人类过去五千年的历史，你会发现东西方发展的进程总体来讲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文化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也只不过是起到加速或减缓历史进程的作用[8]。

诚然，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莫里斯是对的。过去的五百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五百年前欧洲的变迁加速了欧洲历史的进程，而中国的文化使我们前进的步伐慢了下来。但是五百年前发生的事件对生活在今日的人们有着深远和重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理解的，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恰恰是为什么五百年前欧洲产生了加速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我们则延缓了自己的进程以至落后了。为什么瓦特和贝尔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莫里斯赞同这样的看法，亦即当时整个东方的文化更加趋于保守，而西方的文化变得更为外向和对外扩张，由此造成了西方的领先。如此，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五百年前西方文化更为外向而中国的文化更为保守？也就是说，过去五百年中不同文化如何影响历史的的进程是我们今天所真正关注的，因为它将影响未来的几百年。例如，哥伦布跨越大西洋去探险，其船队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犹如是小舢板。从技术上来讲，郑和的船队先于哥伦布近一百年去跨越太平洋而到达彼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心态。哥伦布是跨越未知的大西洋去探索和东方的贸易机会[9]，郑和则是踏上早已熟知的航线去睦邻（实则是以示中国之富强），也因此不会关注太平洋对岸未知的世界。而心态则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因素或许要比地理因素更为重要。而关注历史长河的莫里斯对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没有给出答案。

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一书（Civilization – The West and the Rest）是西方学者另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有关西方在历史上为何领先的专著。佛格森认为，西方之所以在历史上领先是因为他们在六大领域里取得了突破，即在竞争意识，科学，私有制，医学，消费观念及职业道德等领域的发展使得西方超越了中国。这本书采用大量殷实的历史资料为西方文化的演变做了清晰的注释，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和准确地了解欧洲历史事件的过程和意义。但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也是当今人们真正关注的热点是，为什么这六大突破没有发生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东方帝国—中国，而是发生在灾难频发的欧洲?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寻求问题答案的研究过程中，西方学者的视线基本上关注于欧洲历史和文化是如何演变和发展并使其超越中国。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同等重要，即五百年前，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或为什么没有发生应有的变化，使得在科技上一度领先的东方帝国被西方超越了，而这也正是长期悬而未解的“李约瑟难题”。

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复兴，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壮大，使得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尽管中国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需要创新意识的科技领域仍然明显地落后于西方。  但是普遍的看法是，假以时日，中国在科技领域里一定会赶上和超越西方。这种看法自然是基于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飞速发展的历程和事实，亦即由过去的经历来预测未来。需要指出的是，正如西方要了解他们在历史上为什么会领先，中国也需要了解自己在历史上为什么落后了。因为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历史上落后的原因，则中国很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并被一直在反思的西方再一次抛在后面。

基于这样的思路，作者将在本文中探讨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由这种演变而形成的文化特质是如何阻碍了科学技术以及很多方面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在五百年前开始的停顿和下滑，导致了西方的超越。作者将进一步讨论，这个文化特质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依然存在? 它在中国崛起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对中国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思考和寻求中国的未来。

(本文可在新浪博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