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官生涯的最后一年，我主审了一个大规模舞弊和欺诈案件中的上百个案子，其中涉及到圣荷西移民局里的一位高阶移民官。他伙同韩裔“顾问”为韩裔申请者发出了275例不合规定的绿卡，同时也牵涉到来自48个家庭的亲属移民。他因此受到起诉，并被裁定犯有合谋欺诈罪。随后，所有经他而得到绿卡的韩国人都被置于递解出境的程序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位被定有罪的移民局官员竟然作为联邦政府的证人出现在我的法庭。此外，移民局的调查人员也出庭作证，对他们如何调查此案的过程作了说明。我由此确信，此案所涉及的绝大多数家庭成员，即那些妻子和孩子们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的绿卡不是合法所得。而是这些丈夫们心怀不轨，与那些“顾问”合伙贿赂政府官员。

一位韩裔的朴律师在我的法庭上代理这些涉案家庭。他受理了总共275例案件中的141例。起初他并不是一位移民律师。但是由于住在圣克拉拉，他发现自己离“犯罪现场”很近，而且很多家庭都来寻求他的帮助。其实他本人也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移民经历。

朴于1972年作为移民来到美国，当时只有十二岁。他的爷爷在韩国曾是酿酒业的巨头。根据朴的描述，他出生在一个豪宅，家里有仆人，出入有豪车和司机。由于受到政治陷害，他爷爷的企业遭遇破产，随后全家来到美国从头开始新的生活。在美国，他们是一家四代，即他的爷爷，父亲，他以及他十几岁的儿子。他的太太目前在他位于圣克拉拉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

据朴讲，他们初到时住在旧金山位于滕德罗因街区的一个狭小的公寓里。他送过报纸，随后又出海打了两年渔，期间他加入了一个由亚裔青少年组成的摩托车团伙。再后来，他加入了一个更为暴力的团伙：美国空军第81师，驻扎在北卡的布拉格堡。他在那里呆了两年，随后返回了湾区并从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毕业。之后他在硅谷安顿下来，并开始受理韩裔商人的案子。

在我审理的这些案子中带领政府团队作为控方的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年轻律师彼得。在听证过程中，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仅有着丰富的诉讼技巧，同时也能对案件中涉及到人道主义的部分给予关注。彼得大学期间在伯克利学的是政治学，随后的两年他加入和平组织来到瓜地马拉。回到美国后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拿到法律学位，其间他曾任学校《国际法杂志》的编辑。协助彼得处理这些案件的是来自移民和海关总署的艾丁格律师。

案件中的主要被告人撒斯泰尔先生在被捕前是一位在移民局工作了二十年的移民官。在听证过程中，他的声音很低但语调平和。尽管在法庭上为政府出庭作证是他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并且将多次出庭，但当他第一次出庭时仍显得很不情愿。被捕时他是圣荷西移民局的一个部门领导，手下有五位移民官。他对每一个签证和绿卡的申请案都握有生杀大权，无需再上一级领导的监管。

根据他的证词，从1986年他就开始接受贿赂并不按程序就批准了一些绿卡申请。他有两位韩裔“合伙人”。每一位申请者需缴三万美元，他获得其中的一半。他为此伪造文件并附上相应的A号码。而这些号码就堂而皇之的进入到了移民局的系统。他和他的客户在“合伙人”的家里或旅馆里见面。这些客户交给他填写的极为简单的申请表格，而他则负责把绿卡寄到客户的家里。所有亲身经历过移民过程的人都知道，一个完整的申请过程需要申请者提供大量的文件，包括健康报告以及提供指纹以利政府进行背景调查。但是这些过程都被他免掉了。他把收到的文件随后存放在自己的车库里。

早在1994年，撒斯泰尔先生就听到风声，得知调查总长办公室正在对他进行调查。神奇的是那一次他竟然逃过一劫。但他最终还是受到起诉并被裁定有罪。94年他得知政府开始对他进行调查后，决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他用手抄写了一个名单，包括了所有经他手而不当获得绿卡的人。每一个人的名字旁都附有相应的A号码。随后在后院他把所有的文件都焚烧销毁掉。在第一次调查期间，他曾咨询过一位刑事律师，并把一份名单的拷贝留给了这位律师。他从未解释为什么要保留这样一份名单。但在他受到起诉之后，这份名单显然成为他和政府就认罪协议而讨价还价的宝贵筹码。他最终因为同意为政府作证而少蹲了很多年的牢。

撒斯泰尔和他的四位同伙被裁定犯有合谋作弊的罪行，而他的同伙又被判有贿赂政府官员罪。在联邦的刑事法庭上撒斯泰尔作为政府的证人为指控他的同伙出庭作证。

接下来，国土安全部特别干员布朗女士坐到了证人席。她对名单中的所有人都进行了调查，并在证词中对调查过程做了说明。她于1991年加入移民局成为调查人员，在作证时已成为资深调查员。这是一位身材健壮的女士，有着一头金褐色混杂的头发，看上去很严肃。有这种人在国土安全部工作来保卫国家，给你一种令人放心的感觉。

她说道，移民局于2002年作了部署以跟踪名单上的每一个人。为了掌控这些人，她们为机场的检查人员提供了一份名单。这样任何一位名单上的人从韩国探亲回到美国时，系统将自动警示，检查人员随后对其进行盘查。这正是出现在我的法庭上的一个韩国家庭所经历的。这一家人从韩国回到美国时在机场被拦了下来，并为机场的检查人员做了笔录。他们被告知接下来移民局将择日和他们面谈。2003年4月崔先生和他的太太接受了布朗女士的侦讯。

在接受布朗女士的侦讯时，崔先生告知他在由他的侄子所拥有的一家咖啡店做厨师。他解释道，他的绿卡是通过职业移民途径而获得的，在其申请过程中已向移民局递交了完整的申请资料。他声称在韩国他是一位商人，并在那里拥有很大的房地产。然而，他却没留有在申请过程中递交给移民局任何文件的备份。

他给布朗女士的供词和他在机场的笔录有很大的不同，而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证时他又给出了第三个版本。他于1991年来到美国，断断续续地在几个餐馆零星地做过厨师或打杂。他承认接受布朗女士侦讯时，他在宣誓后说了谎。他供认，一直以来他只是私底下在一些餐馆打些零工，以偿还来美国时欠下的债。为了获得绿卡，他已经为自己，太太和两个孩子一共付了六万美元，包括头款的三万。而他的绿卡则是按照他作为E签证的投资人而签发的，按规定他应在美国至少投资一百万并建立一个新公司。无论是在机场，在布朗女士侦讯过程中，还是在我的法庭上，他提供的三份证词没有一份可以证明，作为一个打零工的厨师，他具备百万美元投资人的资格并进而获得绿卡。此外，崔先生声称自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并在他的生意中使用大量的现金但又没有留下任何交易记录，随后解释这是因为受到撒斯泰尔同伙的欺骗，这种说法完全不能令人接受。

听证会持续了三天。这期间，崔先生迷人的妻子以及两个面目清秀的十几岁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一直坐在法庭里。他们看上去坚信她们的丈夫或父亲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相反是那位不择手段的韩国同胞把他们的亲人骗了。

朴律师在辩论中指出，他的客户是无辜的，只是受了坏人的骗。很明显，在另一个因工作签证而拿到绿卡的案件里他会采用同样的说法。我很同情那位妻子和孩子们。这些生长在美国并生活在美国梦中的孩子很可能无法想象他们的父亲是一个骗子。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婴儿，而现在他们已到了快上大学的年龄了。但我对他们的父亲毫无好感。他被勒令离开美国。

我和政府的检察官彼得都同意，这位妻子和两个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并不知晓这位父亲的肮脏勾当。因此，我没有勒令他们离开美国，而是让他们选择自动离境。这样他们就不会有被递解出境的记录，对他们未来回到美国不会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