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率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并贯彻执行了一整套反对日本进攻的战略方针、办法，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这其中就包括孤军苦斗14年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支英雄部队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关注，曾一再给予高度评价和重要指示。下面，就是这一段历史相关的史料摘编。

　　1，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对于满洲事变，我们主张立即无条件地撤退日本在华军队，废除一切中日旧约，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矿山、铁路、企业，收回一切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在尊重苏维埃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重订新的平等条约，不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解放的战争”。(《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7月翻印第39页)

　　2，1934年1月22日至2月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成为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指出：“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毛泽东还以大会主席名义电慰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表示：“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苏维埃中国》第246页)

　　3，在1934的中华苏维埃“二大”上，毛泽东还提议全体同志为童长荣、金伯阳等抗日烈士和罗登贤默哀，高度评价：“我们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的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与敬仰”。大会期间毛泽东还接见了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向他详细了解了东北情况。(《苏维埃中国》第236页)

　　4，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再次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事实作为“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的最好证明，指出：“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页)

　　5，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斯诺说：“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406页)

　　6，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把“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是全国军事总动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5页)

　　7，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最优秀的代表，也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民族英雄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前，在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二大”和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上，杨靖宇先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03页)

　　8，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战中的价值所在，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6页)

　　9，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讨论抗联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能否取得和保持这一成绩的根源在于“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07页)

　　10,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分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0页)

　　11，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抗联代表杨松所作的《抗联工作报告》，并和杨松结下革命友谊。1942年杨松积劳成疾后，毛泽东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同年11月23日杨松病逝后，毛泽东又为他题写了“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的挽联。(陈光旭、吴隆繁著《杨松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版插页)

　　12，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4页)

　　13，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抗联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继续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战斗。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东北七七决议)时指出：“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50页)

　　14，1949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对抗联总评价电文时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00页)

　　15，1945年党中央与东北抗联恢复联系后，毛泽东从东北局的电报中得知“周保中系原抗日联军现有干部的领袖”，即于11月4日向全党通报《增兵东北之部署》时指示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周保中(义勇军领袖)为……第四副司令”，参与“统率东北全军，部署作战”。(此后周保中在副司令中的排名位次不断前移，至1947年9月已排名第一位)。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周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领导下的吉林省和吉林省军区共与敌作战800余次，歼敌4万余人，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近19万人，缴获武器近3万件。特别是他在1946年4月指挥的第一次解放长春战斗，对稳定东北局势，坚持国共和谈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页)

　　16，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北平用整整4个小时听取了周保中的抗联工作汇报，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和唯一的一次详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对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指示“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在最困难的时期，抗联为了保存实力，过渡到苏联，也是正当的”。接见中毛泽东盛赞周保中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在以这次谈话为基础的5月16日电文中，毛泽东手书肯定周保中是“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的代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00页)

　　17，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在访苏回国视察哈尔滨时接见了原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嘱咐他“东北抗日联军，有成绩，有缺点，应该写出来。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益处”([转引自李延禄《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2页)

　　18，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授衔授勋仪式上与冯仲云谈话时深情地说“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呀!”(转引自薛雯(冯仲云夫人)著《白发回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03页)

　　19，1958年2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向吉林通化杨靖宇陵园敬献花圈。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唯一一次给烈士敬献花圈，也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仅有的一次集体为烈士敬献花圈。中共中央为杨靖宇举行了迄今为止烈士规模最大的万人国葬，对他作出了“杨靖宇同志英勇奋斗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任何困难不能把他压倒，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他热爱人民，和人民真正打成一片。他善于团结群众，能够把各族人民为共同地事业而团结一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的崇高评价(《人民日报》1958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