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爱国贼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反人道，余杰却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反人道。在对待美国遭受袭击的问题上，他搬出非暴力的真理痛击反美人士，自称“今夜我是美国人”，好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而谈及他从感性上厌恶至极的日本，他以东郭先生与狼作比，露出了种族主义者般狰狞的面目。跪在自由女神下向星条旗顶礼膜拜的余杰似乎对这样一些事实视而不见：二战结束后，正是他衷心热爱的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战犯昭和天皇，并且以隐瞒731部队罪证、纵容其首犯石井四郎终生逍遥法外为条件获取了日本的生化武器研究资料。

中国文人中不乏见风使舵的善变之人，只不过郭沫若、臧克家之流是在不同的时间用相近的方式对不同的主子摇尾乞怜，而余杰的变脸却是在同一时空下以完全矛盾的逻辑对待他喜爱或讨厌的事物—变脸之快，连他家乡的国宝川剧变脸大师都要相形见绌。看起来这个三番五次挥动笔杆勒令某某名流忏悔、拷问灵魂（见《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青年才俊，从来舍不得花点时间拷问自己的灵魂—不然，怎会写了如此之多自打耳光的文章还浑然不觉。余杰的恩师钱理群教授曾经这样论述流氓文人：“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论演戏》）余杰曾把这句妙语用来揭露余秋雨，却不知道他是否愿意重温这句话，立此存照呢？

毕巧林评论说，“余杰文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真纯品格及真诚追求的呼唤。因为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知识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传播的精神，必须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来写作。” （《余杰的意义》）余杰的“变脸”至少说明了，这样的赞誉即使不是肉麻的吹捧，也是天大的误会。什么人道主义、非暴力，对余杰来说与其说是真理，还不如说是用来与论敌过招的兵器，即使勉强说人道主义是他信仰的真理，这个“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卑微得可怜，对余杰而言，个人对事物的直觉和主观好恶远远高于客观事实，也远远高于那个所谓的真理。套用余杰修理张某某的名言，那就是人道主义和非暴力是一顶余杰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

请这样一位变脸有术的“才子”来守望人类精神，岂不像请狼来守护羊圈一样荒唐。余杰这个以愤世嫉俗来表现独立精神的北大秀才，无论他如何标新立异，最终证明他不过是带有义和团基因的“红旗下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