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1959年创办《明报》，本是一份政治性报纸，因销量一般，金庸便在副刊里连载武侠小说，大受欢迎。后来《明报》已经成为大报纸，不太需要这些小说来提高销量，而金庸仍连载了多部武侠作品，实际上，这些作品本身也成为了《明报》政治性的一部分，有时要结合特定历史才能看明白。
1963年，《天龙八部》在《明报》上连载，本来剧情发展非常好，但是书已经写到一半，连载中突然出现了慕容复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色，一心想着反攻复国，他的爸爸则是幕后黑手云云。这样突如其来的剧情线其实和时政是分不开的。
1959年大陆发生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政治经济形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对于蜷缩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这是绝好的机会，1961年蒋介石成立“国光工作室”，意图反攻大陆光复国家。然而，蒋介石政府其实早已没有了复国的能力，也得不到美国的支持，所谓“反攻大陆”复国云云不过是虚无缥缈的一场梦，台湾政府搞了不少小动作，虽然百般折腾，但终究没做出什么事来，倒是把“反攻大陆”这个词闹得沸沸扬扬。
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召开名为“官校历史检讨会”的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反攻大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在公开场合屡屡宣称反攻大陆，这自然成为了海峡两岸的时政热点。《明报》也花大量篇幅报道了蒋介石宣布反攻大陆的事。
这一年，金庸正在《明报》连载《天龙八部》，书已经写到一半了，又不想放过这个热点，便顺手将这些社会热点内容加进了书中，塑造了慕容复这个整日幻想复国的形象，在书的中途加入故事，慕容复和他老爹慕容博两个人一般心思，在书中各种颠倒腾挪用尽手段，试图光复虚无缥缈早已灭亡的大燕国，却如同跳梁小丑总是失败，慕容复最后发了疯，光复大燕国自然也成了笑话。慕容复、慕容博父子自然是指当时叫嚣反攻大陆的蒋经国、蒋介石父子，小说中慕容复寻求大理国、契丹国帮助复国无果，自然也是说日本美国都不肯帮蒋介石政府，最后反攻大陆成了历史的笑话。
之所以这么写和金庸的政治立场也有关系，金庸这个人颇有些悲悯情怀，好不容易和平下来了你又要打仗，还拉着美国人要来打中国人，谁愿意啊！持反战立场的金庸索性在书中借萧峰之口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萧峰蹭上一步，昂然说到：“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他说到这里，想起当日雁门关外宋兵和辽兵相互打草谷的残酷情状，越说越响，又道：“兵凶战危，世间岂有必胜之事？大宋兵多财足，只须有一二名将，率兵奋战，大辽、吐蕃联手，未必便能取胜。咱们打一个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欲让你慕容氏来乘机兴复燕国，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
宋喻指大陆，契丹喻指美国，慕容父子想让契丹人帮忙打大宋，自然是说台湾政府居然想让美国人帮忙攻打大陆，为了无聊的复国梦而引得刀兵再起弃黎民百姓于不顾，金庸非常唾弃这种做法，萧峰这段话可以看做金庸在骂蒋介石政府，骂得酣畅淋漓。所以我经常称赞《天龙八部》这部作品，对芸芸众生的明洞之下居然还存有大悲悯的情怀，实在难得。
这个写法非常成功，《天龙八部》书成后广受关注获得一致好评，这似乎为金庸打开了另一扇门，之前的作品很少触碰政治隐喻，慕容复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让金庸尝到了政治隐喻的甜头，此后作品中政治隐喻成为金庸作品的主流基调。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将矛头指向刘少奇，1967年7月18日，江青、康生一伙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进行抄家和人身迫害。刘少奇从此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单独关押，受尽折磨。同年（1967），在香港办政治性报纸的金庸敏锐察觉到大陆的风云巨变，以及文革的特殊意义。刘少奇被批斗后，金庸开始在《明报》上连载政治隐喻性极强的《笑傲江湖》。
1968年连载的《笑傲江湖》中讲了衡阳城的刘正风金盆洗手的故事。刘正风决心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被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迫害致死。“刘正风”这个名字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众所周知，刘少奇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崛起的，“刘正风”的谐音自然是指整风运动中崛起的刘少奇。刘正风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仍免不了被左冷禅派亲信迫害致死；刘少奇卸下了代理主席职务，却仍被毛泽东身边的江青等人迫害致死……与此同时，《明报》的正刊也报道了刘少奇的死讯，用的语言自然不敢太过露骨。而在副刊的小说中，金庸几乎惟妙惟肖写了刘正风及其家人惨遭迫害的场景，我读时非常难过。此时，连载小说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求销量了，而是隐喻当时发生的、无法明说的事。
整本《笑傲江湖》满满都是政治隐喻，塑造了一大堆野心家、独裁者、阴谋者、自大狂、投机者等形象，众多政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当时大陆时政基本都被写进《笑傲江湖》里，有兴趣同学可以把书中的事和现实对应起来看。随手摘一段，不解释了，写多了怕查水表：
“杨莲亭笑道：‘教主宝训第三条是甚么？你读来听听！’童百熊重重‘呸’了一声，并不答话。杨莲亭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杨莲亭笑道：‘很对，这话是谁教你的？’那男孩道：‘爸爸教的。’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他是谁？’那男孩道：‘是爷爷。’杨莲亭道：‘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不听教主的话，反而背叛教主，你说怎么样？’那男孩道：‘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话。’”
文革爆发三年后，《笑傲江湖》书成，而大陆的文革远远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终于，作为香港《明报》主编的金庸将目光拉回自己身边。当时的香港尚未回归，处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金庸思考了很多东西，关于大陆的文革，关于台湾的反攻大陆，关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终于，思考有了结果，金庸最特殊的一部小说《鹿鼎记》开始连载。
“鹿鼎”二字是从逐鹿、问鼎两个词里来的，《鹿鼎记》是一部关于政治、权力的小说。书中清朝满族统治下的中国隐喻金庸当时所处的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虽是异族统治，但过得似乎不错。天地会等势力代表的汉人一心想推翻异族的统治，恢复汉人河山。恰似当时香港市民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总有人不希望被英国人统治。这是全书最大的矛盾所在。
书中主人公韦小宝的身份是汉人，但当着清廷的官，享受着满族人统治带来的福利，自己也被赐为满人，隐喻香港小市民的处境——本身是中国人，但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比当时的大陆不知好到哪里去了，小市民也跟着占到不少好处，书中也提康熙治下的中国实在比前朝好了太多，这自然是在说英国人来了以后的香港了。《鹿鼎记》于1969年-1972年在《明报》上连载，这段时间大陆仍处于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十年浩劫中，许多大陆人千方百计逃离大陆前往香港，也即著名的“逃港潮”，金庸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逃港潮”是近现代史中非常敏感特殊的一个词，大陆政府不允许人民逃去香港，没有交通工具，人们只能冒着被海水淹死、被大陆警卫捉住的风险游过海去香港，能成功抵达香港的人很少，大部分被吞没在海水中。为什么大陆人民宁可被淹死也要选择逃跑而不在大陆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呢？这可能都是一个不能问的问题，金庸所在的《明报》则对“逃港潮”做出大量报道，自然触及了多方利益，惹上不少事端，金庸本人也遭遇了相关利益者的死亡威胁。现实中的压抑全部化为《鹿鼎记》中辛辣的政治隐喻。
《鹿鼎记》一书花浓墨重笔描写了韦小宝夹在清廷与天地会两种截然对立势力间的纠结，这也正是英国统治下香港小市民的纠结，一方面自己是汉人，英国统治者是外族统治，但这统治者比自家统治者高明，把香港建设的比文革中的大陆好太多，以至于大陆人都纷纷想来这片土地，于是自己口中偶尔说着“反清复明”，心里却也不愿反抗。这正是对香港小市民们心态的完美写照。最最精彩的是在《鹿鼎记》临近结尾有这样的情节：
韦小宝乘机说道：“是啊。小皇帝说，他虽然不是鸟生鱼汤，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较，也不见得差劲了。说不定还好些。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兄弟没学问，没见识，也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对不对。”
顾查黄吕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那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
韦小宝道：“所以啊。皇帝是好的，天地会众兄弟也是好的。皇帝要我去灭了天地会，我决计不干。天地会众兄弟要我去行刺皇帝，我也决计不干。结果两边都怪我，兄弟左思右想，决定要告老还乡了。”
顾炎武道：“韦香主，我们这次来，不是要你行刺皇帝。”韦小宝喜道：“那好得很，只是不是行刺皇帝，别的事情兄弟义不容辞。不知四位老先生、两位小先生有什么吩咐？”
顾炎武推开船窗，向外眺望，但见四下里一片寂静，回过头来，说道：“我们来劝韦香主自己做皇帝！”
乒乓一声，韦小宝手里的茶碗掉在地下，摔得粉碎，他大吃一惊，说道：“这……这不是开玩笑吗？”
查继佐道：“决不是开玩笑。我们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明。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杀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鞑子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雉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鞑子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韦小宝兀自惊魂不定，连连摇手，道：“我……我没这个福分，也做不来皇帝。”
顾炎武道：“韦香主为人仗义，福泽更是深厚之极。环顾天下，若不你来做皇帝，汉人之中更没有第二人有这个福气了。”
吕留良道：“我们汉人比满人多出百倍，一百人打他一个，那有不胜之理？当日吴三桂起事，只因他是断送大明江山的大汉奸，天下汉人个个对他切齿痛恨，这才不能。韦香主天与人归，最近平了罗刹，为中国立下不世奇功，声望之隆，如日中天。只要韦香主一点头，我们便去联络江湖好汉，共图大事。”
韦小宝心中怦怦乱跳，他做梦也想不到竟有人来劝他做皇帝，呆了半晌，才道：“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那里还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天大福气的。我的八字不对，算命先生算过了，我要是做皇帝，那就活不了三天。”
顾炎武等人劝韦小宝自己做皇帝，韦小宝吓得屁滚尿流直呼不干了。这段话很有意思，我来翻译一下这段话：大陆文革搞成那样，现在香港回归大陆肯定不行，但是被英国异族统治又很不甘心，索性香港独立吧，成立一个国家自治就是了。可香港市民就像韦小宝，花差花差还行，在那种国际政治环境下哪有独立治国的本事。香港倘若独立建国，哪里能活得过三天，不用等外国列强，大陆都能分分钟把你灭了。
金庸最后得到的结果是韦小宝放弃了清廷放弃了天地会，自己带着一群老婆回老家享福去了。小市民嘛，管那么多政治上的事做什么，自己开心就好。而对于政治，金庸便主张淡化满汉之分，皇帝谁当的好就让谁当，让人民安居乐业便是好皇帝，小玄子这异族皇帝当的不赖，让他当下去便是了。这隐喻着什么一目了然。所以《鹿鼎记》当初在大陆是禁书，后来香港回归已成板上钉钉的事，也不怕小说家言影响什么，再加上书中的政治主张可以套用到我们现在的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属于绝对政治正确，也就不被禁了。
《鹿鼎记》中照例塑造一个邪教神龙教并批判了一番：神龙教内讧、教主姓洪（韦小宝颂词中称其为太阳），专制独裁、有个年轻老婆“苏荃”（江青艺名“蓝萍”，也是两个草字头），没儿子，老婆领着一大批年轻教众（红卫兵）诛杀创教的老功臣，教众们天天念教主语录……这比《笑傲江湖》中的讽刺更加露骨了。
金庸本是在《明报》玩社评的，小说家身份倒是其次。《鹿鼎记》后记中作者提到，“这中间（指写武侠小说这些年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为啥要在封笔之作的最后点出《明报》社评？有条件的人去翻翻《明报》社评，可以印证金庸小说中的那些隐喻，金庸后期的几部武侠小说，都不是单纯的武侠，都有所影射。不过普通读者若把它们当单纯的武侠看，也能看出许多东西了。
金庸说，年轻人写不出《鹿鼎记》，想来的确是这样，最后几部作品的政治一味一部比一部浓，直至封笔之作，已经是化笔为刀了，可以说正是后期这些作品把金庸真正推上了神坛。
金庸的历史观中也有许多不严谨甚至荒谬的地方，早年《碧血剑》后附录的《袁崇焕评传》给人感觉就是在胡说八道，以小说家言讨论历史自然行不通。好在后期作品中，金庸成熟了太多，看到刘少奇惨死，不会直接写篇《刘少奇评传》当靶打，而是直接复制现实世界写了本《笑傲江湖》。在特殊历史时期，金庸把眼中所见发酵成笔下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汪洋恣肆的武侠世界，感谢金庸为我们带来的一切，也感谢他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坚持讽喻的苦心。而今金庸先生已经度过他的92岁生日，衷心祝他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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