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1968年的夏天，文革开始头两年的全民狂热开始退潮。学校里的运动也远不如以前热闹了：大字报少了，因为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好写好看了；批斗会，辩论会也少了，因为该揪的老师和领导都揪出来了，带高帽剪阴阳头泼墨汁不刺激了，抡皮带呼口号也有点过时了。就连学校里的人也少多了：同学中有些原先齿高气扬当红卫兵头头的“红五类”干部子弟这时因为自己父母也被批被斗而失去了对文革的热情，不再在学校出现；有些成分好身体也好的66，67届男同学通过层层体检政审参军走了；因为要揪谁要保谁而分成几派斗得难分难解的同班同学断了来往，不知道别人都在干些什么。大多数同学则待在家里，无聊地等着毕业分配工作。既然大学已经停止招生，那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分到一家国营工厂当个工人，开始挣每月18元的工资。

      天气热了，学校的游泳池再次开放。本校的学生免费入场，非本校人员也可以买票入场。有天下午我刚换好游泳衣随两个低年级的女同学走出更衣室，就看到正在游泳池当纠察的男同学国华匆匆跑过来，说要请我们帮个忙。他指着池子里一个穿紫红色泳衣剪短发的黑不溜秋的女孩说：你们帮我把那个“小拉三”（上海话女流氓的称谓）拖出来。他说那个“小拉三”在池子里不断闹事，一会儿潜在水下扒男孩的泳裤，一会儿把女孩硬推到男孩身上。因为她是女的，男孩不敢对她怎样，女孩又怕她这样的女流氓，也不敢还手，所以已经在池子里嚣张了好一段时间了。国华是红卫兵的小头头，红五类出身；走在我前面的两个低年级女孩也是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他们互相认识，所以国华来向我们求助。自文革开始后，我一直是被勒令“只许老老实实做人，不许乱说乱动”的“狗崽子”，自己不挨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轮得着我来管别人的事。所以我以为国华是让那两个低年级女孩去做这事，就打算绕过他们下水去了。谁知国华却对我说：你也去吧。那个“小拉三”很野的，两个人恐怕拖她不出来。他见我不解地看着他，知道我顾虑自己的成分问题，就又加了句：没关系，是我叫你们去的！我这才跟着那两个女孩下了水。

      当我们向那个女孩靠近时，她正在与一个男孩吵架，嘴里骂着脏话，手里泼着水，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有意识地靠近她。两个低年级女生中叫瑛的那个突然从后面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把她拉了一个趔趄，差点呛了口水。也许是从来没想到过有人敢管她，所以那个“紫红泳衣”有点发懵，一面大声骂着脏话，一面极力想看清是谁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只是瑛在她身后，她的头发又被抓，所以一时转不过身来。又因为身在水中，立脚不稳，脚踢不成，只好乱挥着手臂，想打人。同池的人不少吃过她的苦头，这时见来了治她的人，纷纷往别处躲，也没人来帮她。另一个叫萍的低年级女生趁机抓住了她的左胳膊，和瑛一起想把她拖到池边去。我开始抱定的宗旨是能不出手就不出手。人说打铁必须自身硬。既然那个“紫红泳衣”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闹事，肯定是个红五类吧。自己是个“狗崽子”，万一弄顶什么阶级报复的帽子戴上，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可是那个女孩确实很野。被两个人抓着头发和一条胳膊，却能强赖在水里，怎么也无法把她弄上池边去。更可怕的是她发疯一般乱挥着没被抓住的右胳膊，萍挨了她好几下，连站在旁边并未动手的我也挨了她狠狠的一下。那一下正好打在我的眼睛上，一阵金星闪过，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这时一股怒火在心中闪过，我突然挥手狠狠地给了她一个耳光。与此同时，同样挨了打的萍也给了她一个耳光。完全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我接着又给了她一个耳光，只是感到能那样挥手打人真的很痛快。大概是我们俩有人打到了那个女孩的鼻子，她的鼻子里流出了鼻血。鲜红的血滴到绿色的池水中。连续滴落的鼻血先是聚在一起，接着漾化开来。看到血，我和萍都愣住了，那个女孩自己也愣住了，停止了挣扎。趁此机会，我们三人合力将她拖到池边。这才看清那个女孩也不过十五六岁，和我们差不多年龄。等她在更衣室换好衣服后，我们又将她押送出去，交给国华和另一个纠察。国华警告了她不许再到我校游泳池来，不然的话见一次打一次。好像后来那个女孩并未带人来报复闹事，也确实再未在我校游泳池出现过。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打人，而且打的是个完全不认识的同龄人。我无法解释自己的动机，似乎挥手的当时脑子是完全空白的，既没想要取悦于什么人，也没想到要报复什么人。好像这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难道是因为目睹了太多的辱骂和毒打，这便成了一种集体疯狂的正常行为？那么，我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所承受的那两个耳光呢？！ （见我的旧文《那两个屈辱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