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上班，闲来无事，忽发奇想，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民意测验，测验的对象是同事A和B，测验的问题是关于香港。目前香港的局势无疑是华人社会的焦点，各种信息观点鱼龙混杂，大相径庭。对于海外华人，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社会调查来反应不同群体的立场观点。我的测验样本实在太小，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只提供读者一个有趣的观察视点。 测验的问题是：根据你所了解的信息，你是支持香港政府，还是支持香港民众？为什么？

先交代一下测验对象的背景，A和B均为二十多岁的第二代华裔移民，都来自同一个大陆城市天津。二人成长背景相似，不同的是，A五岁随父母来加拿大，从小在这里长大接受本地教育；B十二岁随父母来加拿大，在中国大陆完成了小学教育，然后在这里读中学上大学。所以A的中文水平听仅限于听说，而B的中文水平要远高于A。

测验结果：A表示支持香港民众。理由：上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理应听取民意，做出改正。A对香港的示威活动知之甚少，连民众为何上街抗议都不清楚。

B表示支持香港政府。理由：示威者是搞港独，反政府行为。B对香港局势比A了解得更多，他知道示威者发起的反送中运动是抗议政府修订一个法律条例，可他不了解这个条例——《逃犯条例》是怎么一回事，对香港法制的影响，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他更不知道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彻底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义、撤销示威者控罪、追查警察施暴、实行双真普选，其中没有一条跟搞独立、反政府有关。

结论：A和B做出的选择都不是基于对香港事件全面真实地了解。深谈下去，发现他们对大陆政府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许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五十年不变”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对这次反送中运动的政治历史背景的了解。所以他们的选择只是基于个人的主观直觉判断。

我们大多数人通常不也是凭着自己的主观判断做出某种选择吗？现实生活里，我们只关注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听信自己熟悉、信赖的媒体并受其影响，有谁会像社会学者那样，深查事情的来龙去脉，经过理性的分析，得出客观结论？如同A和B，海外华人在香港问题上撕裂为二，各站一边。可即使同在一个阵营的人选择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比如，有人反对香港的示威活动仅是出于对港人的好恶和偏见，“我讨厌身边的香港人，他们对大陆人过于傲慢，或者港人就是崇洋媚外的汉奸”。这样得出的选择自然是非理性的。

我身边的青年A和B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表面上看，A和B应该是站在同一阵营的人，他们有着相同的移民家庭背景，接受了本地的大学教育，说着一口流利的、没有外来口音的英语，喜欢吃中国饭，甚至可能喜欢同一品牌的衣服和同一位本地流行歌手，然而他们的选择却截然不同，这反映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显然，完全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A是西方民主思维，政府服务于人民；而接受过大陆小学教育的B还残留着中式专制思维，政府具有不可挑战的至高权利，反对政府的就是坏分子。

A和B不禁让我想到在香港事件中涌现出的两群不同信仰的年青人，一群是香港青年，他们是这次示威抗争的主力军，那些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年青人却勇敢地直面水炮车和催泪弹的打压；另一群是大陆海外留学青年，他们也走上了街头，打着五星红旗，驾着豪车，操着国骂来展现自己的爱国风采，他们忘记了，被他们辱骂、切齿痛恨的香港敌人，每次在中国大陆遭受重大灾难之时都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汶川大地震港人捐款达200亿。那些开着豪车炫耀的爱国青年们应该回家问问你们有钱的父母，他们当时为灾区捐了多少钱？政治观念可不同，但二者人品素质高低，当下可见。

影响一个人的三观有多种因素，教育肯定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想探究这两群年青人差距的根源，翻开他们学过的小学中学课本，或许就可找到答案。香港课本教学生做人，而大陆课本教知识。大陆不仅仅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很多课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没有教育孩子们感恩、商量、博爱，反而在课本中灌输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和仇恨。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大陆留学生们表现出的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的狗血爱国行为了。笔者就是在这种政治教育下，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敌人的仇恨长大的。讽刺的是，这些敌人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我们的朋友，而且一时是朋友，一时又是敌人，我们的仇恨就像发高烧打摆子一般不时地抽搐亢奋一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先生曾经对内地语文教育中的政治倾向太重之事提出中肯的批评。

善人说善语，恶树结恶果。人生下来是被动的，无法选择父母家庭、社会环境、学校教育，通常你长在哪棵树上就会成为那棵树的果子。然而人不像植物那么简单，人有灵性，内心善恶交织，能够自我提升，也可自甘堕落。贫民窟里长大的未必就成为无赖，含着金勺长大的未必就有出息。前哈佛大学的校长讲过一句话：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学生能够辨别“有人在胡说八道”。多么深刻有趣的一句话。假设你从小被关在一个封闭的黑屋子里面，有人点亮了一只灯泡，每天在你耳边说，这就是太阳，久而久之，你自然会对这个封闭环境中产生的“胡说八道”信以为真。我不责怪你，因为你没见过真正的太阳。可现在你有机会走出黑屋子，亲眼看见天空中的太阳，可你仍然闭目塞听，拿灯泡当太阳，我只能一声叹息，一颗从恶树上掉下的恶果，不指望从你嘴里听到什么善言了。

回到前面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选择支持谁？香港局势像一盘混乱的大棋，黑白混杂，真假难辨。别说我们不在香港，就是置身其中，也难从个体生活的局部看清全貌，更别说作为一名普通百姓了解的信息有限。不过我们不必纠缠和放大某个局部事件的对错，应该通过对大方向问题的思考来理清思路。

谁造成了香港今天动荡混乱的局面？

是香港市民吗？从2019年的2月13号，香港政府宣布修订《逃犯条例》这一天起到九月份，香港爆发了多次大型集会游行活动，抗议政府的独裁专断，明确提出“五大诉求”。据社会调查，93%的示威民众认为自己是属于“和理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八月十八日，有170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参加了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流水式集会，在没有警察的干预下，示威活动和平进行，没有任何暴力事件的发生，充分体现了港人的克制和理性。

在我们谴责暴力和破坏时，要弄清其产生的根源。面对市民一次次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香港政府的态度如何？不作为，不回应。这种故意的拖延势必激起民怨，导致反政府行为的出现。一旦愤怒的市民采取了激进行动，引发骚乱，政府便以暴乱定性，驱警镇压。由于警察滥用暴力，导致港人抗争反弹，警民冲突日益恶化，街头遂火光四起，变成混乱战场。直至九月四日，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才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回应“五大诉求” 。如果她在三个月前回应民意，做出答复，平息民怨，暴力从何而来？香港街头何必经受这么长时间的血与火的煎熬？所以香港政府对香港的乱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谁代表大多数的香港人？因为这是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

如果只听大陆媒体的报导就会造成一种错觉：走上街头的只是少数港独分子和搞破坏的暴徒，多数香港人都是拥护政府的。的确有很多建制派的民众支持政府，但他们是大多数的香港人吗？据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自宣布完全撤回修例后，对她的支持率略回升至19%，反对率则仍高达75%。相反，大陆媒体对一次次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却冷处理，压制信息的传播，或片面宣传报道。在报道街头的暴力事件时，对警方的暴力执法只字不谈，煽动国人对港人的愤怒和敌对情绪，对众多没有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的大陆网民来说，甚至不知道香港示威游行是为了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香港政府代表的是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什么还会有上百万人上街反政府？其实很简单，如果想了解大多数的香港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搞一次全民公投不就行了。中央政府不是答应“港人治港”吗？那就顺应民意，让香港人民投票做出自己的选择，不是大陆的十四亿人为香港做决定，也不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权利机构。

最后同事A和B问我：你说我们对香港的局势不够了解，那你对香港局势有足够的了解吗？我说：没有，我了解的信息也有限，不过身在北美，我至少可以获得两边的信息，而不是被一边的信息所左右。他们接着问：如果没有足够可靠的信息依据，那你怎么知道去支持谁呢？我回答，我明确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清楚谁在胡说八道。他们又问：如果我们缺乏可靠的信息依据，也不知道谁在胡说八道，那该如何选择？我回答，那就请站在自己良心的一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