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在神州拔地卷起，破四旧的浊浪滚滚袭来。红卫兵小将们先是在街上剪瘦裤腿儿，剃阴阳头，很快的就开始抄家了。父亲已经死了，单位里的红卫兵却还是来抄家。祖父房里成箱的线装书，首先被定性为四旧；父母留学美国时带回来的洋装书，当然更是崇洋媚外的罪证，统统被丢到后院，架起来烧毁。熊熊的火光冲天而起，惊动了隔壁工厂里的师傅，他们隔着篱笆对小将们说，不能再烧了，这样不安全，会酿成火灾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师傅们的话不敢不听，小将们总算罢手，把烧剩的书统统丢进汽车间，贴上封条。然后将家里的红木家具、首饰细软装上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我们被扫地出门，搬到隔壁的房子去，家里这幢楼房便空了出来。当时毛泽东正在兴头上，拼命发动红卫兵为他造声势，于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我家的空楼房正好成为据点，一支小分队便进驻了进去。小将们白天在街上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晚上便到资本家的楼房里来歇息。这一日，他们带着革命的激情回来，忙了一天，不免觉得肚里空空，有人提议去吃宵夜（上海话称作“夜点心”）。小将们都只有十五、六岁，虽然革命激情满怀，口袋却是瘪的，碰到民生问题，还得去找钱。忽然有脑子灵活的建议，汽车间大门贴着封条，里面一定是资本家的金银珠宝和钱财，不就是钱吗？当时的红卫兵有御赐的生杀之权，怕过谁来？于是一拨红卫兵撕开另一拨红卫兵贴的封条，十几位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用力打开了汽车间的大门。夜色朦胧，偌大的汽车间里没有任何金银财宝，只见地上堆着线装书，空气中还弥漫着灰烬的焦烟味。小将们失望之余，只好聊胜于无，弄来一辆板车（上海叫“黄鱼车”），把所有的书籍一批一批拉到废品回收站，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卖了七十五元人民币。废品回收站隔壁是一家馄饨店，大家坐进去大快朵颐。吃饱喝足，心满意足地唱着红歌，回到资本家的楼房里睡觉。有了革命的本钱，明天又可以精神抖擞地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战斗了。

            第二天早晨，邻居偷偷地来通风报信：“你们家汽车间昨天被红卫兵小将们打开了！”母亲和我大惊失色，这是父亲单位的红卫兵贴的封条，如果他们怪罪下来，说我们擅自撕开封条，这便如何是好！我赶紧走去隔壁，只见汽车间大门敞开，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个角落里还堆着一摞线装书，大概是天黑，小将们没有注意，遗漏了。

            过了两个星期，这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不见了。去哪里，是找到更好的据点，还是解散了，一概不知。我又偷偷走去隔壁，见那一摞书还在，便悄悄地捧回家去，劫后余烬，只能做一点念想了。

            我的曾叔祖父有一个藏书楼，他的收藏中有很多家谱，是研究历史的珍贵材料。曾叔祖父和他的几个也喜欢藏书的老朋友觉得书是应该让人看的，与其藏在家里，不如开放给社会。于是一位老朋友将自己的一幢小楼捐出来，其他人则将自己的藏书捐出来，成立了一个合众图书馆（合众人之力的意思），希望对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化有一些帮助。解放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称为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几位捐书人聘请了当时有名的古籍版本目录专家顾廷龙先生主持整理各家的捐赠。我祖父当时也帮忙整理曾叔祖父的赠书。曾叔祖父为了酬谢祖父的辛劳，让祖父挑选一部分自己喜欢的书留下。这些书后来便为红卫兵小将们继续革命筹集了一笔资金。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顾廷龙先生出任上海图书馆馆长。有一次我去请益，顾先生还特意问起“你祖父的那批书文革中怎么样了？”我告知原委，顾先生长叹一声，便不再言语。我问道：“废品回收站的书籍都送到造纸厂去化作纸浆，当时上海图书馆有没有派人在纸浆炉旁抢救一些回来呢？”顾先生连连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上图是自顾不暇。”于是两个人都默然。

            那一摞劫后余烬的古籍，我出国的时候送给了一位同班同学。其中有一部元版的《韩昌黎集》，算是比较珍贵的，可惜四帙缺一，另一帙化作了小馄饨。我记着曾叔祖父的理念，书与其藏在家里，不如开放给社会。物尽其用，方见其价值，不必归于己。曾叔祖父藏书中最珍贵的一批家谱，现在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向大众开放，念及于此，心里还是很安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