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爹的大女儿(我叫大姐姐)在湘潭钢铁厂工作,她在那当干部。
大姐姐那时二三十岁的样子,长得很象姨爹,个子不高,黑黑的,扎着齐肩小辫。看上去是那种很能干,很来事的人。她的丈夫姓陈,高个子,白皮肤,不怎么吭声。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是钢铁厂的技术员。记得大人们谈到陈姓大姐夫时,总是对他的身份颇有微言,仿佛大姐姐嫁了个技术员是明珠暗投,可见那时臭老九的地位低下。他们那时有一个三四岁的儿子叫陈波。那孩子脸圆圆的,红润润的,真就是象红苹果,非常可爱。后来看到"闪闪的红星",我一心一意地认为圆脸的潘冬子就是长大的陈波演的,直到我发现潘冬子的演员的名字是祝新运。
那年的暑假,大姐姐厂里有车到湘潭来,于是大姐姐接我去她家住了几天。记得车子过了长长的大桥,开了好久好久,在我头昏脑胀,几乎要中暑了时候,才到大姐姐家。
大姐姐家住在筒子楼的二楼顶头,一间大房子隔成的三间小居室。里面是大姐姐夫妻的卧室,有个小小的凉台;中间房里摆了小饭桌,椅子;最外面一间放了张大床和小写字桌,剩下的只是门转动的90度空间。第一天晚上我睡在外面的大床上,但天亮醒来,发现我躺在了大床底下。大家笑我睡得太死,从床上摔下来都醒不了。
按辈份,陈波该叫我姨。他一会儿叫我"三毛小姨",一会儿叫我"三毛姐姐"。更多的时候,调皮的小家伙就直呼"三毛"。我也极力在陈波面前做出一副大人的样子。那几天陈波生病了,要吃药片。4岁的孩子不容易吞咽药片,磨成一大堆苦药粉,更是难下咽。于是我就拿酵母片给他做示范。我吃一片,大姐姐就在旁边大惊小怪:"啊呀,三毛小姨真能干"。陈波有了榜样的力量,也踊跃欲试。可几次都吐了出来。我越发逞能,宣称我吃药连水都不用:放了一片在嘴里,一伸脖子就把酵母片强咽下去。不记得后来陈波是不是吃了药,可我强行吞下的酵母片,噎得我难受了好一阵子。那种硬东西卡在喉咙里的感觉持续了好些天。
吃过晚饭,大姐夫带陈波和我去近处的小池塘,去捞红虫喂家里的金鱼。夏日黄昏,雨后斜阳。细小的红虫在水面密密地游动,池塘水面倒映着云霞斑斓的天空。晚风中,只有蝉声阵阵。
站在人生的某一个轴点向回望去,生命的记忆是一幅幅饱含着情感,永不褪色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