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评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

田小野

 

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历代的官方的正史都是用于对自己的宣传，水份很大，要用抽水机来抽。严格意义上的所谓“信史”，或许从来就不存在，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后来者只能逐步接近历史，却永远无法还原历史。

 

近年民间的口述史火爆起来了。在描述历史的过程中，微小的历史细节，往往比宏大叙事更能真实、深刻地体现历史的特征。口述史作为野史，无疑能使我们得到许多正史所没有的真实的历史信息，尤其是来自独具慧眼的研究者所选择的重要课题、所圈定的可信当事者的口述。刘小萌在他的《中国知青史》之后，今年初又出了一本《中国知青口述史》。

 

纵然感受才是真历史，但是历史的当事者的口述，就一定是这段历史的最佳诠释吗？他们所口述的就是绝对历史吗？他们的记忆，不会有时过境迁的模糊不清？不会有难言隐痛的遮掩回避？不会有历尽苦难的自我升华？……我几乎是手不释卷地读完了刘小萌所作的、包括有13位知青口述的、厚达50多万字的《中国知青口述史》。

 

（1）

我的第一感觉是：真实，这本书的确获取了大量的真实的历史信息。

 

小月（书中唯一的化名口述者）是某大学著名教授的女儿，她19岁时在雁窝岛的大豆地因救火而烧伤毁容，她在对自己文革中的表现有这样一段叙述：

“那个年代我对党的忠诚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父亲受批斗的时候，我每次都跟着抓他的学生一起走。大学生见我是个孩子对我说：‘回去吧，你放心，我们不会打你爸爸的。’我的回答令他们大感意外：‘我不回去，我也要革命。他是他，我是我，我要和他划清界线。’因为这个，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姑姑，都不理解我，也一直怨恨我。觉得你爸爸都那么倒霉了，你还落井下石？可是我从小到大，包括父母和老师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都是大义灭亲。就是说，你的至亲好友犯了罪，你都要毫不犹豫地跟他们划清界线。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党的女儿马小翠的故事。她的一个亲戚是地主，她的父母早死了，她就在这家长大，后来把亲戚干的所有坏事都告发给党了，她的亲戚想害死她。学习党的女儿马小翠，为了党的事业大义灭亲。从小到大，我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我爸要是对不起这个国家和社会主义，不管怎么样，我也得打倒他呀。可是当父亲双手涂了墨汁，被当做‘反革命黑手’批斗时，我虽然站在那儿，也跟人喊口号：‘打倒××！打倒××！’”

其实当年有许多与小月家庭境遇相似、年龄相仿的青少年为了与父母与家庭划清界限，“大义灭亲”，都做过类似的蠢事，有的给父母刷大字报，有的是在家里开父母的批斗会，还有帮助造反派抄自己家的，不容忽视的是，在文革运动冲击下，因绝望而自杀的人，相当一部分的绝望，是来自家庭和亲情！

尽管如此，时过境迁，今天却很少有人会象小月这样如实地回忆、承认并重提自己当年的“大义灭亲”，当时究竟有多少人为了政治理想（或者说是政治目的）背弃甚至出卖了亲情？现在恐怕已经很难统计上来！这是一块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也是一块永远无法还原的历史！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也可以看作口述史，其中不乏震撼人心的真实，但是，当李南央把她私人家庭的恩怨以一种公共的政治名义进行控诉和清算的时候，我以为，她实际上是在重蹈覆辙，重蹈她母亲的覆辙：她母亲曾为了政治的目的，对她父亲“大义灭亲”；今天的她，同样为了政治目的，对她母亲“大义灭亲”。

 

我把刘小萌这本书中小月的口述部分发在了网站上，她的悲惨遭遇即刻引起了网上天南地北的知青们的关注，小月19岁救火毁容后，一直在自费整容，几十年基本上过着自我封闭的单身生活，去年办了内部退休后，她个人的生活空间更封闭了。在网站的BBS上，一个叫芦花鸡的河南知青网友说，让她上网来，让她上咱这儿来，和大家交朋友！可她没有电脑怎么办？又一个叫乐乐的知青网友说：大家凑吧！我出主机！——于是北京的知青网友又凑钱给小月买了个新的显示器。乐乐带着我们去小月家送电脑那天，法国研究中国知青问题专家米歇尔恰巧在北京，也兴致冲冲赶到小月家，他说：我想知道真实！想知道中国的知青们现在在想什么，干什么？……

 

在文革与知青上山下乡结束以后，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记忆，大都在两个端点之间游移，一个端点是受苦受难，另一个端点是青春无悔。受苦受难与青春无悔，谁也不能否认其真实性。但是，我看到刘小萌的这本《中国知青口述史》中，有两段不同的记忆，一段是张玲的：

 

“在知青组，我还当着伙食委员，有一天，一个同学建议：咱们是不是改善伙食啊？改善伙食还不好说，那就买只鸡去吧，于是就去买鸡。有一家鸡喂得最好，捡肥的买了一只。等到吃完鸡，有个同学就问我了，你走的什么路线？他们家是富裕中农啊！你怎么不到贫下中农家买鸡去？”

 

还有一段的郑梦彪的：

 

“有两个知青谈恋爱，因为那时没有地方弄到避孕套，一不留心，女的有身孕了。这事出了，两个知青很快结了婚，在山区扎根，这就意味着永远走不出大山了。于是，我应他俩的邀请，走了30里弯弯山路，和他俩喝酒。仗着酒性。我看着这位男知青一前一后用力踢女知青的身子。女知青忍着痛，喊，再来，用力。呀！那夜，雨大雷响，知青点坐落在僻静的山凹，没人听见这呼天抢地的哭声。一团黏糊糊的血肉团踢下来了。”

 

如果今天的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正视我们的过去，极左的人格和蛮野的人性也是两个端点，在这样两个端点之间游移的知青历史，同样是真实的！

 

这本口述史还包括了当年的一些官方知青典型，他们大多后来又被关进监狱，特别是辽宁有个毛远新，这类知青典型就比较集中。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先进典型，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是又是怎样看待和对待自己的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的？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柴春泽回忆当时说：

 

“我对毛远新的感觉不一般，因为他是毛主席的侄子，我觉得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能见到毛主席的侄子也是幸福的。特别是1975年访日回来后，他让秘书通知我和魏礼玲（时任辽宁团委书记），听取汇报后，留我们一起吃饭。我想，60年代，毛主席请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吃饭，是他们的幸福，同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一起吃饭也是我们的幸福，因为这些都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吃饭时我曾提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要发生革命变成社会主义，日本资本主义这么发达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变不成社会主义？我问了两遍，毛远新说：‘这可能与国际环境有关吧。’”

 

吴献忠以一个女知青典型的身份也曾被关进监狱，她说：“在黑山监狱的三年，跟继业的情况一样，就那么关着，也不定罪。以后宣布开除党籍。……我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党要我当学生，我就当个好学生；党要我下乡，我就当个好知青；党让我当干部，我就当个好干部；党让我当犯人，我就当个好犯人。”

 

许多时候历史是“任意打扮的小女孩”，个人的口述往往也未能幸免，尤其在我们国家，路线变了，政策变了，人们的想法和说法也会变，各种对历史的解说也会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可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柴春泽还是吴献忠，不管今人和后人对他们将作何种评价，他们都没有违背本心而作假，言谈话语之间透露着真实与可信。毕竟，黑暗或是光明，荒诞或是光彩，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当事人的历史！

 

（2）

 

我的第二感觉是：多元，这本书具有海纳形形色色的口述者甚至异端者的宽容的视角。

 

中国知青运动，从时间上看，官方发动的自上而下的知青运动在八十年代退潮以后，民间自发的知青运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在这本个人口述的书中，官方所树立的知青运动的带头人和典型人物，诸如曲折、柴春泽等，与民间自发的知青运动的领袖，诸如欧阳琏、丁惠民等，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知青运动的方向：官方的知青运动的走向是“上山下乡”；民间自发的知青运动的走向是“返回城市”。

 

民间的知青领袖往往来自压迫最深的底层，牵引着云南知青梦的领袖人物丁惠民回忆说：“我连一个知青，开会时放了个屁，指导员就追上去，让他低头认罪，逼他站了几个小时。说他影响了开会。那时候吃什么，南瓜、芋头，这些东西容易产生气，吃多了，就容易放屁。因为放屁要拖上去站两个小时。唉，这种事实在太多了，促使我越来越关注知青的命运。”

 

欧阳琏作为新疆知青要求返回上海的带头羊，同样有一段悲壮的历程和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他们为啥逮捕我们？目的是取消已经发放给上海知青的户口。……我想得很天真，中央工作组已经跟我见过面了，过几天他们一来肯定会问：‘咦？欧阳琏呢？哦，被逮捕了。’就会把我保出来。……这中间，我逐步知道了一些情况：我们几个是中央下命令逮捕的，而且是以‘反革命颠覆罪’逮捕的，阿克苏已经宣布戒严，各团场已由野战部队直接实行军管，在塔里木河，机枪都架起来了。”

……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官方的知青运动已经落潮，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在东北、云南、新疆自发的要求返城的活动之后，又一次掀起要求返京的知青运动，他们采取上访、请愿、写公开信、组织万人签名、集会、静坐、游行等多种形式，前后持续两年之久。面对民间的知青运动，官方在1986年春节组织了山西省“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汇报团在北京举行专场报告会时，还受到中央书记处胡启立、郝建秀的接见，郝建秀的讲话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少数人借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上山下乡是错误的。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实行的做法，不但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

 

山西“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的报告会，在庄伟亮的口述里是这样的：

 

“他们在上面，知青就在底下鼓倒掌，喝倒彩，后来就有人往台上冲。……汇报团有一个女的来自雁北地区，在报告中介绍，自己是老高三的，在农村找了一个放羊娃，比她小了好多岁，讲着讲着，还摆了一个挺酸的姿势：‘啊，我们终于相爱了。’知青们哄堂大笑。其中另外一名汇报团成员在现场就休克了。据说她以前没有什么病，纯粹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这些官方的知青典型，与民间知青领袖相较，完全是另一类人。刘小萌在他前一本《中国知青史》，依据文献提到的一些官方知青典型人物，这次以本人口述的形式出现在这本书中。如果我们对照前一本书，来读这本《中国知青口述史》，读这本书里刘小萌的[采访前记]，可以看出今天的刘小萌，对这些旧日的典型人物似乎更多了一份宽容和理解。

 

曲折，在刘小萌的前一本书中，对曲折等人掀开上山下乡第一页，他评价说：“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式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词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感情，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

 

而在这本《中国知青口述史》里，刘小萌对曲折的评价则是：“历经曲折而不沮丧，环境变了，年龄大了，惟独积极进取的精神没有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拳拳之心没有变，这是曲折的一个优点，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柴春泽，在前一本书中，刘小萌干脆称他是个有写信“癖”的人：“在‘极左’培养的‘反潮流’典型中，他（柴春泽）一向以有写信之‘癖’而称名。通过写信的方式，兜售‘同党内资产阶级对着干’的货色，成为他乐此不疲的擅长。”

 

而当刘小萌今天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的电大教员柴春泽面对面坐在一起时候，刘小萌写到：“对于春泽这些年来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一些报刊已有报道。我最感动的是他说的那句话：‘如果说当年对知青犯了错误，现在带的学生，他们的父母许多都是我们这样的知青，现在努力工作，就算是对当年错误的一点补偿吧。’话语不多，当是肺腑之言。”

 

吴献忠，她是辽宁省反潮流知青典型群中最早成名的一个。吴献忠的突出表现，是坚守农村，对招工招生不为所动：一次谢绝进工厂的推荐，两次谢绝上大学的推进。北京几所重点大学到辽宁省招生，县、社党委决定送她到北京上学，她却向领导表示“甘愿在基层当一辈子农民！”在前一本书中，刘小萌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委在将她的形象塑造成供全省群众学习的楷模时，居心叵测地将向她学习的重点由当初的‘扎根农村’转移到所谓‘反潮流’上。于是，吴献忠志满得意之际，也就成了她步入迷津之时。”

 

读这本书的13篇[采访前记]，我觉得，刘小萌与吴献忠的对话最意味深长。吴献忠一再强调，对以前的所作所为从不后悔，因为这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决定的，这包括下乡不后悔，不上大学留在农村不后悔，甚至蹲了监狱也不后悔。我们不妨摘两段对话看看：

 

刘：共产党已经不要你了，那你还信共产党吗？

吴：信。

 

刘：你现在是公司的董事长了。按过去的理论，这可是资本家啊，难道跟你的共产主义信

仰不矛盾吗？

吴：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前夜。”

 

刘：许多知青下乡初期，跟你的思想一样，以后在农村多年，目睹社会的黑暗，对左的东西逐渐有了认识，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你在农村待了那么多年，难道就没有注意到种种黑暗吗？

吴：现在社会上的黑暗不是更多吗？！

 

最后吴献忠说她最大的愿望是，如果有了钱，盖一座知青大厦，从服务到设备，什么都是一流的。有钱的知青来，没钱的知青也来，大家欢聚一堂……对此，刘小萌在他的[采访前记]里竟然说：“同样美好的理想，同样博大的胸怀，我衷心希望献忠梦想成真。”

 

也许吴献忠真的“不后悔”，也许吴献忠由于内心的伤痛太深，只能用“不后悔”来掩饰，只是刘小萌对她这种抱残守缺的宽容，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无论是读刘小萌的前一本《中国知青史》，还是在与他的接触交往中，刘小萌都是个非常理性、非常冷峻、政治观点非常鲜明的人。他多次说过，他本该一头钻进清史的故纸堆，六四以后，如果不是出于男人的政治热情，他不会关注知青问题。……今天这本书里的刘小萌是怎么了？答案其实就写在对吴献忠的[采访前记]里：

 

“说实在话，我与献忠在思想观念乃至对历史的看法上有着深刻的歧异，但对于她那种执着和精神上的独立，不能不从心里给予足够的尊重。在一个日趋多元的社会里，为什么偏要强求大家想法一致呢？只求一个‘真’字，不就足够了吗？”

 

由于我们一代人生长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历史环境，使得与生俱来、不止不息的的政治热情，成为知青一代的特点，同样，缺乏宽容的民主精神也是这一代人的特点。就象生活在父权专横阴影下的家庭，它的子女的民主训练往往是不充份的。改革开放以来，从思想领域的“自由”与“新左”之争到网络上知青的政治讨论，我们每每都能嗅到“大字报”“大辩论”时代的滚滚硝烟。

 

西方有句名言说，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思想的目的是认识真理，由于每个人对“真理”的理解不同，因此这种“真理”只能表现为“自己的”真理，因此，真正的独立思想就应该包含着多元化的倾向。正是因为思想的多元化，社会才能出现摩擦、碰撞，乃至整合，从而使生活在充满活力与朝气中不断前进。

 

因此，我觉得，真正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知识精英，总是赞成并且力主多元化的思想局面的。宽容应当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

 

（3）

 

最后还想说的是：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不但故事感人，而且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史料。

 

首先因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政治运动，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如此寻找历史当事人的口述采访，是一条廓清历史谜团的可行之路，特别是这样一本多人的口述合集，较之许多单人集，在真实的基础上，体现了历史的多元的视角。

 

再者对于中国知青运动，目前是近距离看历史，已有的许多的结论，难免下得为时尚早，这是我在读安海燕的生动而丰富的口述时想到的，那些已有的结论（包括刘小萌的前一本《中国知青史》中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已经形成的结论。

 

呵呵，也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写的。

当然啦，历史也是人民说的，历史更是人民听的。

我们中国有句民间俗话是：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82671&page=43&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