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1948年，孔令平第一次看到他的母亲和父亲激烈争吵：“父亲鉴于局势的变化，曾要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外婆去台湾，而母亲却坚决反对去台湾，母亲认为她的当年的同窗和老师曾在重庆一同参加抗日的活动。而这些同窗多半都去了延安，已经成为中共所依靠的各级干部，她完全可以在中共占领全国以后，重新找到安静的生活。”争吵的结果是：这个家就留在大陆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个家---像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家，从此跌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

孔令平的父亲孔祥嘉，1948年在顾毓秀的举荐下出任过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一介书生而已。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却被逮捕，1956年瘐死狱中，一个教育家就这样被毁灭了。

以为自己应该是中共统战对像和“盟友”的母亲方坚志，1941年创建嘉陵中学，一个对教育、对学生无限爱恋的教师，连“有一口饭吃”的卑微的梦想也破灭了。她，33岁就成了“寡妇”、“反革命家属”，从此生活在恶梦和苦难之中。

1957年，正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孔令平和母亲一起跌入毛泽东的阳谋陷阱，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方坚志在领导的诱导下，委婉曲折、小心翼翼地向“党组织”提出关于孔祥嘉被逮捕和去向不明的疑问，便被划为右派份子，送去“监督劳动考查”，每月仅22元生活费，上携年过七旬的老母，下牵年仅13岁的小儿。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孔令平的罪名是：“趁党整风之际与母亲密谋策划共同为反革命父亲翻案。”孔令平母子犯的都是株连罪。

1960年，孔令平被逮捕，判处18年徒刑，送去劳改。

1961年，孔令平的外婆在饑饿和挂念大外孙的痛苦中死去；跟着，母亲和弟弟被送到一家农村医院去接受改造，受尽屈辱、折磨甚至殴打。

十年浩劫期间，孔令平因为直呼“打倒毛泽东”，被申报死刑(没有批准)及加刑至20年。1967年，年仅23岁的弟弟无故被枪杀，母亲痛不欲生，自杀未遂。

1979年，孔令平虽然被“平反”了，但入狱20年的工资一直没有补发。

1999年，母亲逝世。孔令平至此成孤家寡人了。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然而，共产党却偏偏“得天下英才而毁灭之”。一是毁灭作育英才的学校和教师，二是毁灭可以成英才的青年、少年甚至儿童。

孔家就被毁灭4个：两个教师，两个学生。

在1949年以来，在暴力土改、大规模的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风、肃清反革命、反右派运动中，到底有多少英才或者准英才被消灭？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毛泽东夫子自道的“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4万6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就够触目惊心了。

反右派运动后，几十万右派分子被送到劳改劳教农场、矿山，遭到集体虐杀。例如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改中队300人中，饿死、累死、病死、打死、自杀死227人，死亡率达75%。

关押了3千多人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由于刻意饑饿、超体力超强度劳役、严酷的寒冷、精神和心理的摧残，以致在农场撤销的1960年，只有200多人存话下来，死亡率达90%以上。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饑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人，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顾雪雍（1957年的辽宁省《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在2009年证实，这剩下的200个后来也全部饿死。

顾雪雍就是在这1,200人快死光的1959年被补充去的劳动力。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个文化落后、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但是1957--1958年间也抓了1,040个右派分子。

南华县划的96名右派分子中，67人被送到元谋县新民农场，结果被打死、累死、饿死、工伤死了46人；熬出来的21人，也都半死不活，剩下半条命了。所谓“劳动教养”，表面上是“最高行政处分，（受教养者）仍享有公民权利”，实际上也是“蹲监坐牢”的囚犯，而受到的迫害则更凶残、更歹毒。

右派分子在这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中，名誉被摧毁、人格被侮辱、精神被折磨、生活受虐待（饑饿、严寒、酷热、有病不给医、居无室、睡无床）、劳役的超时超限、肉体上的酷刑，长达数年甚至20多年之久。“南冠楚囚，倍受煎熬，一个个束手待毙，朝不保夕”，引起大面积死亡。

元谋县新民农场关有几个小脚老太太（也是右派分子，她们大都是以前的小商小贩，公私合营的时候把她们变成“单位”的职员。反右派一来，就拿她们凑数。这说明一，那些地方知识份子确实太少；二，共产党真的是没有人性）。

还关了几个未成年的儿童。杨洪祥、董发林是两个12岁的小学生，一个小哑巴刚刚满10岁，小水是8岁的儿童。

熊翔，是15岁的小学生。因为喜欢收音机，常常帮同学、熟人修理，被公安局当作特务抓了去劳动教养。“15岁的特务”，也只有残民以逞的共产党“新中国”才制造出来的“奇迹”。

小狗蛋，是13岁的孤儿，拿无人管的废铁去卖，被定为“破坏生产”的“坏分子”送进劳改农场。(魏光邺：《生命的祭坛》，作家出版社，2008年，北京)

四川省王建军的《五八劫》和杨泽泉的《回眸一笑》，写的也是在中学生中抓右派的故事。云南省不但在中学生中反“右派”，还在小学生中反“右派”。谢富治之灭绝人性，更甚于李井泉。

楚雄师范学校在把接近一半的老师打成右派分子后，又把17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宣布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并将他们送去劳动教养。

共产党常常作出“关心少数民族”的样子，例如它在这个楚雄师范就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班，说什么“体现民族政策”。结果却把这个班的5个优秀学员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动教养。

禄丰县几喇山是彝族的一个村寨，那里的小学校只有一个教师，由于条件艰苦和风俗的原因，很少有人愿意去，可是共产党却把先后两任教师都打成右派分子。不把农民和少数民族彻底文盲化，共产党人是死不瞑目的。

从来的中原政权都是压迫、剥削、欺负、坑害少数民族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例外。所不同的只是，共产党比他们的前辈更狡猾、更毒辣，心肠更黑罢了。不信就请看看几十年来中共怎样屠杀藏族和回族的人民，就知道了。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过去的破坏，固然不遗余力，但对未来的摧毁更是非常彻底。对教育、生态环境、资源的糟蹋，是肆无忌惮。对“祖国的花朵”、“未来的主人翁”是心狠手辣。

新民农场1958年成立，先后送去832名的劳教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右派分子，到1961年底至少便死去348人。最严重时，一天死过8个人。新民农场就是对知识份子群体灭绝的人间地狱。

这样的人间地狱，遍布从黑龙江到云南，从江苏到新疆广袤的国土上。

据吴弘达、廖天琪等编写的、劳改基金会出版的《劳改手册》统计，到2008年为止，中国还有1,413个劳改劳教农场、矿山和工厂。

当我这篇《序》写到这里的时候，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高锟以及两位美国科学家同时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条消息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的确是毁灭英才、毁灭科学的刽子手。

高锟出生于上海，他有幸于1944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赴英国伦敦大学读书、做研究，免于被毁灭而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李政道也是出生于上海，他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的老师束星北却在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外又加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当李政道1972年“荣归”而收到周恩来“光荣”接见的时候，束星北却正在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这个启蒙了李政道的、在中国科学界“罕见的”、“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不但不能参与核武器研制，还被剥夺了教学、做研究的资格，连吃饱饭的权利也没有了，他只能在极度的饑饿状态下做超体能的苦役和打扫厠所。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杨振宁如果不是在1949年前跑去美国，那么他在1957年多半也要当右派而不会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

李远哲生于台湾，他在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崔琦生于河南，1951年赴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达赖生于西藏，1959年逃出中国，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高行健生于江西，因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而宣布退出中共并选择流亡，使他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一个中等水准的中国学生在西方也可以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然而最优秀的学生在中共的牢笼里只能当“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大老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

总之，能逃出中国，哪怕就是到了香港、台湾，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学习和工作，都能对科学对人类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1949年时不肯离开中国的，或者1949年以后主动以及非主动回到中国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所以，胡锦涛一伙所谓“辉煌60年”，只不过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无耻的自吹自擂罢了。

武宜三定律说：爱中国绝没有好下场，爱共产党绝没有好下场。

孔令平先生的这一本书，再一次为武宜三定律提供了证据。

武宜三正在编写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将为武宜三定律提供更多的证据。

2009年10月10日于避秦山庄

孔令平(1937—)，生于南京市；重庆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

1941年，母亲方坚志创建嘉陵中学。

1948年，父亲孔祥嘉在顾毓秀举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

1951年，父亲被捕。

1955年，毕业于重庆市第13中学，并考入重庆大学机械制造系。

1956年，父亲瘐死狱中。

1957年，因受父亲殊连被划为右派分子，由学校押送到南桐矿区丛林煤矿劳动考查。母亲方坚志为孔祥嘉被杀害的不明和疑问，在机关托儿所领导诱导下，委婉曲折、小心翼翼地向“党组织”提出疑问。便被指反党，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7年，年纪23岁的弟弟无故被造反派枪杀，痛不欲生的母亲自杀未遂。

1960年，被南桐法院逮捕，判处18年徒刑，送重庆市第二监狱（孙家花园）劳改。

1962年，送四川省甘洛彝族自治县劳改。

1963年，送西昌盐源县969信箱劳改，再送该农场古柏分场劳改；由于进行了为期4天的绝食抗议，被押赴二道沟分场禁闭反省一年。

1964年，放出小监，又进行为期10天的第二次绝食抗议。

1966年，关押于盐源农场第6中队，并叫去成都参观农业学大寨的图片展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疯狂的斗争会上直呼“打倒毛泽东”，六中队管教何庆云宣布场部管教已因反毛泽东及反文革，被申报死刑（后因农场第一把手高德胜反对，死刑没有准）。

1967年，召开宣判大会以加刑至20年。

1968年，为抗议连番斗争，在农六队进行为期七天的绝食抗议。

1974年，管教科再次警告，再反对毛泽东定杀不赦。

1979年，平反回重庆，在中级法院的法庭上当庭责问丁审判，入狱后将连续百余次申诉为什么置之不理，要求该法院补入狱20年的工资，并保留控告该法院的权力。

1980年，在重庆24中任教。

1984年，由重庆大学出面第二次落实政策，始到重庆专用汽车厂工作、办理退休。

1999年，母亲逝世。

2005年，写完个人传记《血记》和《我的母亲方坚志》。

作品有：《血记三部曲》（未出版）和《我的母亲方坚志》。

------摘自孔令平：《血记》、刘武：《一个青年大学生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