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当我炒菜往锅里倒油时，总是尽量不要倒得太多。多吃油对心脏不好，这个人人都知道。但是油瓶里的油还是消耗得很快。我们三人每月差不多要吃六斤油。很难想象从前我妈妈是怎么做的：那时我们全家五口人，一年只吃五斤油。

小时候，村上每年分两次油。各家各户带着自家的油罐子排队。大家不免要掀开别人的油盖子看一看, 比一比谁家剩的油更多。勤俭节约是美德。谁都希望能剩下一点点显摆显摆。我们家里总是剩得最多，好自豪约！

那时候我们家缺粮吗？我是不记得挨过饿的，只记得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好吃。春天的树上的榆钱，槐花，香椿；地里的荠菜，薄荷，苜蓿。夏天树上的毛杏，风刮下来的小柿子，青苹果。秋天地里的红薯秧子，萝卜缨子，油菜苗子。这些东西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香甜。多年后，当我们都长大成人，发现我们姊妹没有一个比父母高时，才意识到那时我们是很缺乏营养的。

春天的苜蓿长得很快，可以割很多茬。我们村上有一块地专门种苜蓿， 是用来喂大牲口的。那是公家的地。谁要是在那里采一把苜蓿拿回家自己吃，应该算是偷盗。苜蓿出芽的时候，妈妈和村上的一些妇女们经常在天黑后出门，半夜里她们细细索索地回来。第二天，各家各户的饭桌上就有苜蓿芽吃。有时苜蓿就是我们的主食。

终于，一天晚上，有人被枪打了。那是民兵惹的祸！只有他们才有枪。

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民兵，说是防御外敌入侵的后备梯队。和平时期，民兵常于地边站岗放哨，保护集体财产，他们有枪。那个人就是被看地的民兵打伤的。

这件事影响很大。上面立刻命令不准再开枪，子弹也全部上缴。但地边的岗哨并没有撤。于是每天晚上，村上的人就外出到其他村觅食，别村的人到我们的地里来觅食。民兵们在巡逻，但偷盗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为什么不撤掉岗哨呢？也许上面没有下命令吧。为什么不把苜蓿割了分给村民呢？也许上面没有这样的政策或者命令吧。为什么老百姓不就在自家村上偷，摸黑跑那么老远呢？也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尊严吧。

我们小孩们要到地里捡玉米根当柴火用。收玉米时，玉米秆被砍倒运回村上，做村上大牲口冬天的饲料。种麦子时，玉米根被从土里翻出，废弃在地上。这成为我们做饭时烧的柴火。通常，玉米收获后不久，离村子近的地里的玉米根就被捡光了，我们不得不到远处去捡。把这些柴火背回来是一件很累的活，尤其是冬天寒风呼啸的时候。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村边罐厂的墙边躺着一些不知何年留下的玉米秆。它们已经风化了，叶子都没有了，光秃秃的秆子那么伸着，都发黑了，显然不能再作饲料了。有一天，我们想偷懒，一个小伙伴建议大家把那堆玉米杆分了，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到很远的地里去了。大家都很赞同这个主意，高高兴兴地每人背了一捆回家。那天，父亲刚好在家里，他问我玉米秆哪来的。我就照实说了。

“送回去！”

拿集体的东西确实不对，但这些玉米秆谁还会用呢？我是在有意偷盗吗？这真是无言以对，无可辩驳。送回去！是莫大的屈辱！这个处罚太重了。我心里激烈地对抗着，执拗地坚持着，站在院中不动。小伙伴们放下柴火来找我玩。他们看到我站在院里，依然背着那捆柴。便给父亲解释了一切。但是父亲坚持要我把那东西送回去。小伙伴们都很难过，默默地离开我们家。我站在那里很久很久，拒绝吃饭。天黑了，我终于受不了了，背着那捆柴出了门，真像背着一座沉重的大山。。。我把它扔在了我家门前的壕沟里。父亲一定能看到的。但是他没有再说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那壕沟。

我们平时吃玉米面馒头。冬天时，馒头常常冻得像砖块一样硬，啃起来满嘴冰渣 --- 如果切成片，煎一下就会好吃很多。如果玉米面馒头里搅上一点麦子面的话，那就更好吃了，这叫两搅。在我的记忆中，麦子面都是黑的。搅了麦子面的馒头总是褐色的，而纯麦面的馒头是黑褐色的。有一天，爸爸给我们煎了纯麦面的馒头，薄薄地抹了一层猪油，还撒了一点盐。那味道真是棒极了！我禁不住对爸爸说：“原来我以为两搅抹猪油最好吃，现在我才知道纯麦面的最好吃!”

“还有更好吃的呢！把白面馒头煎到金黄，抹上猪油洒上盐，比这个还要好吃。”爸爸说。我知道白面馒头，我们一年能吃到一两次。但是白面馒头已经好吃的不得了了，怎么还有人想到让它更好吃呢？我真是有些纳闷。

我们的村子比较大，几乎每家都私养家畜，补贴家用。家畜是吃草的，因此草很缺。有时我们不得不到20里以外的一个小山村去割草。那里人口稀少，山地很多，有多余的草。一天我和妈妈正在那里割草，突然听到山下的大喇叭里传来哀乐，播音员的声音很慢很重。风吹得听不太清楚。妈妈听了半天，突然说：“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怎么会死呢？我们立刻停止割草，赶紧回家。我的父亲那时在城里上班。听到消息后他来到街上看人们的反应。那天街上静极了，人们都脚步匆匆，没有人敢停下来张望或闲谈。

每个公社都为毛主席设了灵堂。每人都准备了黑纱和白花。那气氛使小学生都觉得该做些什么。做什么呢？没人知道。在学校里，大家排队等候校长正式宣布消息，校长刚要开口，我突然哭起来，全校师生都哭起来。大家哭呀哭，校长只好挥挥手，大家都哭着解散回教室，在教室里继续哭。我很后悔开启了这场哭：哭总是要有个结尾的！总不能一直哭下去吧？可我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哭。时间走得很慢很慢。我透过衣袖偷看老师，她的头伏在桌上，一抽一抽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终于有人来到我们的教室，说：“节哀吧！不要哭啦！”我真是如释重负。大家都眼睛红红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尴尬。哭，真不是件见得人的事情。

几天后，我们列队去毛主席的灵堂。每个人应该对着他的遗像鞠三个躬。我觉得我有勇气完成这个动作。我们从一个门进去，从另一个门出来。一进那个黑乎乎的大厅，队伍突然加快了脚步，我跟着跑起来，连一个躬都没鞠成。灵堂里，两队持枪的士兵站在成堆的花圈旁，那时候电力不足，开不了几盏电灯，光线很暗，真是挺吓人的。

毛主席死后两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1981年，我们村上开始包产到户。原来集体的土地和东西被平均分给每人。只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收获了吃不完的粮食，蔬菜。我们再也没有吃过玉米面馒头。玉米被用来喂鸡，猪和羊。我们有了很多鸡蛋，猪肉，和羊奶。土地一下子那么多产，连草都长得到处都是。

当所有的艰难都过去后，只有快乐留下来。我的一个同事就喜欢给他的孩子讲过去：“。。。从前，我们每年只能吃一回鸡蛋，那是在清明节。。。”

“噢，多幸福！只吃一回！那么你为什么每天早上都要逼我吃鸡蛋？”小孩急切而不满的问。

“从前，幸福？这是我说的吗？我。。。我。。。，我这是，——想说什么呢？”同事的笑凝固在半空里，“我为什么要逼他吃鸡蛋呢？我，不是，怕他缺营养嘛? 家家不都是这样吗：一杯牛奶，两个鸡蛋。。。？”

是呀！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主导着我们的生活，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我们都随波逐流，争先恐后，而不在乎我们要去那里。真如我们从前在文革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