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在国内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生物系当了多年教师，搞了一些科研项目。尝试着用英文写了几篇论文，自觉水平还可以，就斗胆投到国际上在我们专业中颇有声望的杂志，没想到还果真接连被录用了。国际上的同行就很快发来信函索要论文的复印本。这是国际学术界的一种惯例，一则表示对你论文的重视，二则借此机会在同行之间建立联系。有意思的是，所有索取复印本的信函都不约而同地送我一个博士的头衔，称我为某某博士。这使我如芒刺在背一般，很不舒服。因为我虽然在大学任教多年，却只有一个硕士学位。能不能当一个名符其实的博士呢？当时国内大学可以授博士学位的单位很少，就萌生了出国读一个博士学位的念头。经过联系，一位名叫迪克·普拉特的生态学教授愿意接受我为他的博士生，並且可以提供资助。他所在的大学是美国公立常春藤名校之一。但是根据该校校方规定，外国学生必须有 TOFLE 和 GRE GENERAL 的成绩且在考分须在其分数线之上才可录取。于是，已四十多岁的我被卷入到当时方兴未艾的“出国潮”之中，混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间，化了半年时间苦攻这两门考试，没想到居然都只考一次就顺利地超过了分数线。普拉特教授获悉立即发来该校生态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和校方提供研究助学金资助的证明。于是我便很快拿到签证，告别妻女踏上了留美的道路。

    一旦被录取为博士生，就好像坐上了一条驶入大风大浪中的船，或者拚搏前进或者失足落水。在美国被大学录取绝不等于能毕业拿学位。全美国本科生的毕业率远低于50%。在美国高校中辍学者比比皆是。至于博士生能如愿毕业的比例更低。作为公立常春藤之一的该大学要求更为严格，获得博士学位也就更难。我一到学校就听到不少有关的规定，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条: 第一，获取助学金（Assistantship) 的研究生助理的各科平均成绩必须都是 A 或 B。有一门课得 C 就会失去得到助学金的资格； 第二，博士生新生第二学期一开始就有一次资格考试 （Candidacy Exams) ，包括笔试和口试。这会淘汰一批不合格的博士新生。这两条规定就像两个紧箍咒一般地伴随着我入学的第一阶段。自从跨入该校校门，我就不得不全力以赴，为继续获得资助，为不被资格考试淘汰而努力。

    我所在的这个专业是当时新成立才几年的一个专业，叫跨院系生态环境专业 。也就是由各个院系的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教授们组成的。它並不挂靠在生物系，却挂靠在农学院的森林资源学校。森林资源学校所在楼名叫 Ferguson Building。该楼里除了有行政办公室，教授们的办公室，教室与实验室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叫 9号房间。 是我们生态环境专业所有的博士生的办公室，每一个博士生都有一个办公桌，条件不错。这样的一种设置给了我很好的语言环境和学术环境。当时我们一共约有二十多个博士生，分属于不同的导师。入学年头不同，最长的已经在这儿呆了八年。那一年入学的包括我在内有四名博士生和十几名硕士生。据说那一年这十几名研究生是从三百多名申请者中选取出来的。我和非洲马拉维来的 Jeremy 是当时仅有的国际学生。其余的都是清一色的白人学生。与我同时入学的另三位博士生凯伦，爱伦和伊利莎白都是二十多岁的女生。凯伦的办公桌与我的紧挨着，因此我们就有较多的交流。这是一位身材苗条，十分精干的女士，长着一对深邃的蓝眼晴，对人非常友好。她的丈夫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为一个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两人从外州搬来之后，很快就在这里贷款买了一栋住房。据她丈夫告诉我，因为凯伦读博士学位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在这期间，付房贷比付租金更划算。看来美国学生也是很会算账的。

    同时入学的博士生根据导师的建议和自己的想法选的课都是不一样的。由于考虑到初来乍到，听力上会比较吃力，而且作为研究助学金的获得者每周必须化二十个小时参于与本人论文无关的研究助理工作，因此我只选了两门大课。一门是数理统计学，一门是水生生态学。尽管我的托福成绩和 GRE 成绩相当不错，可是真正到了美国的大课堂，第一周就像是在云里雾里一般,没有听懂多少。讲水生生态学的白胡子老教授威廉姆斯博士是生物系很有名望的教授。但是他上课的时候很少有板书，举例很多，而且讲课中用很多缩写名词，使我常常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那位教数理统计的教授瑞安博士讲话速度极快，讲课时点到为止，跳跃性很大，每堂课的信息量又极大。听他的课十分吃力。好在这两门课都有课本，每次课后还需捧着敎科书好好消化。凑巧的是凯伦所选的课中也有这两门课。她学习成绩相当优秀，我有搞不懂或者课上没听懂之处，可以在办公室里就近向她请教。而她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每次向她请教，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帮助。记得数理统计学的第一次小考试，我只得了67分，十分失望，这不是得了 C 了吗？可没想到那一次整个大班成绩都低，说明他题目出难了。于是瑞安教授对分数进行了调整，每个人的成绩有所上调，我的被调为78分，算是B-。那次考试凯伦却得了 A。我问她有什么窍门？她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个复印件，原来是她搞到的这门课的教科书后所有习题的详细解答。她告诉我，除了完成瑞安教授布置的作业之外，她每次课后还做了该课本中有关章节后所有的习题，再根据这份解答来判断自己是否掌握了知识。原来美国好学生也是搞“题海战术”的！有了这一秘诀，我很快就对这门课有了把握！长话短说，那段时间我起早贪黑，笨鸟先飞，比其他学生多下功夫，逐渐适应了这两位教授的讲课风格，英语听力也迅速提高。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两门课平均成绩都拿到了 B, 保住了我进一步获得助学金的资格。

    考试一结束，顾不上放假过节，立即马不停蹄地转入资格考试的准备。如果说修每一门课之后要通过考试有一定难度的话，那么博士生的资格考试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就像是海底捞针，无从下手。我请普拉特教授推荐一下参考书，他建议的是“普通生物学”。是啊，生物学是生态学的基础学科，攻读生态学博士的候选人员，自然需要精通生物学。于是我捧着厚厚的英文版的“General Biology”啃了起来。有一天我与凯伦聊天时提到资格考试范围太广，我心中无数，不知道应该如何复习。凯伦是个有心人。她告诉我，她与爱伦正在找以前历届博士生收集他们当初的考题。哇！这可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她还告诉我，她准备与爱伦，伊利莎白一起复习准备这个资格考试，问我是否願意参加。这太好了！我当然参加。于是第二学期开始后我们四个人就每周抽出时间来一起准备资格考试。她们很快就收集到了以前历届生态专业考过的三十多道资格考试题。虽然每年参于出题的教授不同，所出的题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了这一“题库”，我们几个对资格考试大体会出什么类型的题，心中有了数。同时在一起复习过程中，我从这几位年轻的女博士生那里还学习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记得就在资格考试前二三周的光景，一天我们一起复习时，凯伦给我们三个看她的一个同学寄来的一个精美的明信片。上面印有蒲公英的图和一段文字“Go confidently in the direction of your dreams. Live the life you’ve imagined！”（“自信地朝你梦中的道路走去吧！去过你想像中的生活吧！”）。伊利莎白看了明信片，立即叫了起来说 “Yes,  I like Dandelions!” 这一天我跟她们学到了 DANDELION即蒲公英这个词。其实我也很喜欢蒲公英！记得童年时代，有一名中国画家作的版画，画的就是一个吹蒲公英的女孩子。那时候该画在国际上获了奖，因而在中国家喻户晓。它曾鼓舞着当时的青少年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蒲公英的英文名字我却一直不知道。我虽然是学生物的，背过不少动植物甚至微生物的拉丁学名，但是对于它们的英文常用名称却所知甚少。除了常见的动物，农作物，水果之外，绝大部分生物的英文名词都没有去学习过或下功夫去记过。试想光常见的昆虫就数以百计，怎么记得过来？不过那一天我却记住了蒲公英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很好奇，怎么蒲公英这个词里会有狮子（lion) 这一词根呢？晚间我查词典才知道那是因为其叶子很像狮子的牙齿的缘故。来到美国后，我住的第一个公寓就叫狮子门公寓。就读的这所大学的美式足球队又以狮子为标记。看来与狮子有缘哪！

    不久，我们的资格考试如期分二次举行了。第一次是笔试，共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二至三道题，每部分只要选答一道题即可。那天的主考官正好是我的导师普拉特。他发了卷子给我们之后，略作交代就离开了。他说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休息室倒咖啡，甚至去小卖店买点儿吃的。考场无人监考，一切靠自觉，没有过度紧张。我一看考题，六个部分中除了有两道题是从没见过的之外，其余的题都与我们准备过的相类似。因此笔试就轻松过关了。至于口试安排在一个多星期之后，估计是笔试部分已经批阅完毕了。对于我来说口试难度远远超过笔试。一则以前在国内受教育时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二则这对英语的听力和口语能力的要求很高。万一提的问题中有一两个关键词是我不知道的岂不就砸了？据说每次口试都会至少有一道题是指定某一物种让你分析其生态习性等。而这正是我的短板，也是我所最担心的。万一连他们所问的物种是什麽都不知道，那不就糟糕了！口试的三位主考教授事先已经公布。分别是普拉特，亚伯拉姆斯和基纳博士。我的导师普拉特是这届资格考试委员会的主席。这对我是比较有利的。毕竟经过一个学期，对他的口音，思路等都相当熟悉。另两位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都与森林生态系统有关，且没有选过他们的课，比较生疏。但是到此时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口试应试的那天，我与凯伦，爱伦和伊利莎白四人坐在考场对面的小房间里等候。第一个被考的竟然是我。我整了整衣服，沉着地进入考场，三位教授并排坐在一排桌子后，前面有一个椅子显然是我的位子。普拉特首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这一环节成了我的镇静剂。然后普拉特第一个提问，让我谈谈浮游生物在淡水生物链中的作用，这正是我的强项，普拉特显然是在暗中帮助我。于是我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听得三位教授直点头。亚伯拉姆斯教授是专搞森林中植物种群演替过程的研究的，他的题目是要我举例描述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初级种群演替与次级演替之间的关系。我自然避开森林生态系统，选择了湖泊生态系统进行了回答。从亚伯拉姆斯博士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基纳教授是三位中最年长者，他主要问我有关“种”的概念方面的问题。这是生物学及生态学中比较难的部分。概念不清楚就很容易出错。他不是要你死背概念，问得很活。他问我如果你拿到一个未知的生物，有很多特征，你主要看什么特征？我略有迟疑，想了一下之后说我会主要看其生殖系统的特征。没想到一下说中了！他说他很赞赏这一回答复。是啊，物种的定义就是一群在形态与遗传上类似且能够繁殖出正常的后代的生物群体，生殖系统自然是最重要的。然后他又问了一些有关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问题。最后他说下面我要给你一种生物的名字，让你分析一下该物种在自然选择中的生活史对策。我顿时心头一紧，我的短板终于要来了！紧张的我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接着说请你分析一下 DANDELION 的选择对策。哇！DANDELION, 那不就是“蒲公英”么？很多单词常常是学了就忘，要好几个反复，不知为什么这个单词却没有忘。莫非是因为它有一个“狮子”的词根，或许这里有某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起作用。来不及多想了。我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吹蒲公英的动作，三个考官都会意地笑了。于是我彻底放松了，心里暗暗欢呼，真是天助我也！接下来我就开始谈论蒲公英这一物种的特点。它们繁殖率高、寿命短、个体小，虽然不像大多数哺乳动物那样有完善的保护后代的机制，子代存活率低，但却有较强的扩散能力，适应于多变的栖息生境，从而在自然界中顽强地繁衍生息...... 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的口试在谈论蒲公英中结束了！然后他们让我回到对面小房间里等待结果。只等了几分钟，又开门让我进去。普拉特教授宣布：“你通过了！祝贺你！” 随后三位考官站立起来，一一跟我握手祝贺！我好开心啊！我的心好像蒲公英被吹了一下似的，要飞翔了！此时我又想起凯伦那张明信片上描述蒲公英的那句话......

    我考完了，接下来凯伦和爱伦也先后进去应试，她俩都顺利地通过了。最后轮到伊利莎白了。她的口试时间比较长，好像不是很顺利。她口试结束后出来见到我们就哭了。不过还好，最后还是告诉她通过了。我们这一届四个博士生都一次性通过了资格考试，据说在该专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晚间，我拨通了国内的电话，向妻女，向父母报告了这一好消息！不知为什么，夜里上床后，蒲公英那白色伞形飞絮就一直在我脑中縈绕。我们这些远渡重洋来到海外的华人不就像一颗小小的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落到了这个曾经陌生的地方吗？然后，我们不就像蒲公英一样在新的地方顽强地扎根生长了吗？虽然困难重重，但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会遇到很多素不相识的像凯伦，像普拉特这样的朋友们的帮助，他（她）们就像天使般地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手。

此外还会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巧遇，那么多冥冥之中似乎已有安排的事情让你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我们又何必求其解呢？还是向蒲公英学习，勇敢地前行，带着希望，带着信心，不断地飞向远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