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分歧是常见的现象。只要是建立在充分史实基础上的讨论，是不会导致无谓争吵的。近几十年来关于曹操的争议不断，其中以郭沫若先生和谭其骧先生为最。他们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摆事实讲道理。

他们的分歧何在？重温郭，谭二人在学术上的讨论，我们也可以从两位君子之争中学习到点什么？

在商榷文章中，谭其骧列举了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有毁有誉，甚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也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话。至于小说戏曲中都说曹操坏，不说他好，那又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是否要符合于历史事实的问题，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

谭其骧具体论述了曹操的历史贡献，归纳为四项大功：

1．结束了汉末豪族军阀间的混战，统一了北方。

2．征服了乌丸和鲜卑，保障了边境的安宁。

3．打击了名门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澄清了吏治。

4．恢复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发展了生产。

同时指出了曹操的四项罪过：

1．打了农民起义军。

2．曹操一生打的仗大多数属于统治集团间内部的战争。为了结束混战，求取统一，这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在战争过程中杀人太多，这也不能不算是一大罪。

3．摧抑豪强兴办屯田诚然对人民有利，但所谓屯田制，实际上是一种用军事手段强制束缚军民在土地上进行官六私四或对半分的高度剥削的制度。并且不论是佃兵（军）或屯田客（民），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得受政府设置的农官的直接管辖，身分因而降落，走上了农奴化的道路。

4．在道德品质方面，他的忌刻残忍实在也是不可饶恕的。

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是是非非，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应该恶之则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爱之则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的笔底下，似乎曹操简直没有什么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么大不是，我看郭老这种看法在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

郭沫若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并不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谭其骧指出：“黄巾起义已经基本上瓦解了东汉政权，何待曹操出来推倒？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是轻徭薄赋，但曹操的措施是把农民编置在国有土地之上，在农官直接控制下进行农奴式的生产，榨取十分之五、六的高额租赋，怎么能说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建安晚期同样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说明在曹操统治下，农民的生活未必比东汉桓灵以来好多少。曹操击溃青州黄巾军后，收编为青州兵，从此青州兵不再是为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战斗，而是为曹操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了，怎么反能说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

郭沫若说，由于曹操的锄豪强、兴屯田等措施，“把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把人民被奴役的情况扭回了过来”。谭其骧问道：“难道说人民被编置在土地上当农奴，就是调剂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望，扭转了被奴役的情况？”再说当时兴屯田的也不限于曹氏一方，孙氏在江东也推行了，规模也不算小，可见这也算不得是曹氏政权的特殊优点。

郭沫若认为历史上关于曹操杀人的记载，不见得完全可信，他举攻陶谦一事有三种不同记载为例，认为《曹瞒传》是吴人做的，说曹操坑杀数万口是明显的敌对宣传；《后汉书·陶谦传》把杀人数字夸大成数十万，更是典型的曲笔；只有《魏志·陶谦传》的记载比较可信，而所载“死者万数”，“这里可能是战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败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杀”。谭其骧指出：史料中记载曹操杀人的事很多，就连《魏志·本纪》中也说他“所过多所残戮”；就算《吴书》出于吴人而不可信，难道《魏志·本纪》也不可信？同样是《魏志》，为什么只有《陶谦传》可信，而《本纪》就不可信呢？

郭沫若认为曹操杀孔融二子一事不可信，理由是此事在郭颁《世语》里并无明文，孙盛《魏氏春秋》和范晔《后汉书·孔融传》才予以肯定，并说《三国志》注者宋人裴松之曾对孙说加以批评。谭其骧指出：这是郭老一时疏忽，误解了裴松之的原意，裴的原意对孔融二子同时被杀并无异议，只是对孙盛所述孔融被捕时二子“时方奕棋，端坐不起”一节认为违反常情。同时曹操经常夷人三族（父母、兄弟、妻子），并非只杀孔融一家。至于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事，也有三种记载，谭其骧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存疑。

郭沫若说曹操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办法的”，执行了这一政策是有功的，谭其骧说那又未必。他认为曹操迁边疆部族于内地，“无论对内地而言，对边疆而言，对汉人而言，对少数民族而言，都没有好处，它的唯一好处只是增加了统治者的剥削对象和兵源而已”，“退一步讲，曹操时代乌丸为患于边地，迁之内地，犹可说是有利于安边，但如后来他西征张鲁时，又迁汉中的窦人和武都的氐人于关中陇右，那只是为了怕留在汉中、武都为刘备所煽动或利用耳，于各族人民何益？徒然使氐、窦背井离乡，颠沛失所而已。”

郭沫若又说“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样，是政权的延续不太长”；谭其骧认为此说也有问题。“晋之代魏与汉之代秦情况不同，而略同于隋之代（北）周、赵宋之代后周，正如隋人宋人无需乎说宇文泰（北周开国皇帝）、柴荣（后周开国皇帝）的坏话一样，西晋人也无需乎说曹操的坏话。事实上西晋人确也未尝故意诬蔑了曹操，袒护了刘备。”

谭其骧的结论是：“总之，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有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这案子基本上无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