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坡，这个60年代末曾经家喻户晓的劳务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逐渐销声匿迹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特殊的“行业”。

那时，人力架子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之一。通常在一些较长、较陡的马路坡下，有一些年轻人腰缠一条带有挂钩的麻绳等在那里，每当有送货的架子车要上坡时，这些挂坡客便摇动手中的铁钩不断地吆喝“挂坡咧，挂坡咧！”，他们期待架子车车夫的雇佣，然后二者协力拉架子车上坡。

挂坡的酬劳依据坡道的长短、坡度以及货物的轻重而定，从三、五分钱到八分、一角不等。机会多时，一天能赚到两、三角钱。

呼健，是我儿时的伙伴，我们之间的友谊与“挂坡”有着紧密的关系。

呼健的父亲曾是政府机关的中层领导，母亲是护士，家境很不错，在市中心住一个独立的小院。我们的课外学习小组就设在他家。

突然有一天，呼健没有来上课。放学后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按常规来到他家参加课外学习小组活动，刚拐进他家的那个街口，就被整条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惊呆了：呼健的父亲因某些政治问题被“揪”出来了！而且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们当时不是很明白具体的细节，但是有一条很清楚：呼健的父亲在一夜之间，变成“阶级敌人”了！

这个变化对呼健家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家立刻被抄了，所有贵重的东西都被封存。父亲随时会被揪出去批斗，没有任何收入；母亲因“包庇”的罪名受到牵连，工资降级。全家不仅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生活上也立刻陷入窘境！

其他几个同学因呼健家瞬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的“老窝”，不再来他家课外学习了。而我因父亲是右派，和呼健属于“同类”，继续留在“老窝”里，与呼健结成了“难兄难弟”。

有一次，我看到呼健的母亲准备晚饭，只有红薯和榆树叶煮的菜汤。呼健的妹妹撅起了小嘴说：“同学家都有白面的馒头”，呼健的母亲听罢转身进了里屋，我看到她坐在里屋的床边悄悄地抹眼泪。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呼健流泪，只是变得沉默寡言了。

有一天做完作业，呼健小声对我说，他要去做“男人”的事情。他从床下拿出一根麻绳，麻绳的一头有个挂钩。他把麻绳系在腰间，挂钩掉在侧旁，看到这典型的“行头”，我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

我们步行十几里路，来到北门外的龙首坡，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等待挂坡的人。呼健当时只有12岁，但个头挺高，加上他主动招呼、要价低，生意还不错。记得碰到一个比较重的车辆，我在后面帮他推车，这属于“双挂”，得到了比较高的报酬。回来的路上，我看到他全身是汗，那原本稚嫩的肩膀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第二天上课时他告诉我，他全身酸痛。但是，他会坚持下去。

从此，他几乎每天做完作业都来这里挂坡。肩膀上多了一条衬垫用的毛巾，白皙的皮肤逐渐变成了古铜色。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更加领会了这句话中的含义。

他们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了，餐桌上偶尔也会出现白面馒头。我看到他的妹妹笑了，笑得那么甜！

快过年了，呼健的母亲用呼健挂坡挣来的钱，为他们兄妹俩各做了一套新衣服，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布料——条绒！

我们那时没有相机，没有拍下他们的新衣。但在我的脑海里，这两身新衣的印象始终清晰，它们是我至今所见到的最漂亮的时装！

现在的龙首坡，车流如梭，已经看不到当年的架子车和挂坡客，挂坡这个行当已经淡出社会了。我也和呼健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现在在哪里，不知他是否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汉。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优秀男人的品质——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