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国内的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国际上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自此，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都成了我们的敌人。为了走出孤立，获得同情，只好团结“第三世界”的力量。中国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大把大把的钱撒向国外，而且是有去无回，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了壮大对抗苏联的力量，最高领导人竟然拿国内人民的生命作赌注。直到现在，一些细节才渐渐露出水面。

曾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他写的回忆录里，披露的一个情节，由其令人震惊：毛泽东指令邓小平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起草一篇公开反击苏共的文稿，文稿写成后，毛泽东及中共当时不惜血本拉拢越共，派邓小平带着文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用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这20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时值大跃进重创国力，几千万人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毛竟置六亿国民的生计于不顾，倾国库欲“收买”越共，以壮大与苏共“决战之势”。

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据统计到1978年，援助金额达到200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助占93.3%，无息贷款占6.7%。”（陈小平：《20世纪50至60年代“中苏论战”的背后》）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人吃着白白送给的中国大米，拿着中国送给的先进武器，，打的却是中国人。在我校（丘山初级中学）任教的南空部队家属说，当自卫战士攻进一个山洞，发现越南军队囤积的大批“中粮”时，那情景简直是怒不可遏了。

中国援建非洲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这是西方国家和苏联都不愿意承担的事，而中国竟然同意了。

周恩来在召见对外经委主任方毅询问他的意见时，方毅说，援建坦赞铁路“少说也得有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困境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的数字援外，恐怕国力吃不住。”但为了“政治考量走出孤立，获得同情，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中国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无息援助9.88亿人民币，援建坦赞铁路。

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一亿英镑投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够大方的了，但这是全国人民的血汗，不是个人的私产。

上世纪60—70年代经济困难的中国，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实际造价一增再增。以后，看还款遥遥无期，只好免除援建的一半债务，说是源于传统友谊。

截止到1978年，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人民币。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常年风吹雨淋，中国专家看得心疼直掉眼泪。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阿国人员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在中国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时运去粮食180万吨。

时任中国驻阿大使耿飙在回忆录所述：“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人民币，阿总人口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霍查曾经丝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还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为什么会如此无赖？源于赫鲁晓夫批判中共时得到了阿尔巴尼亚对我们的支持；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时，又得到阿方的狂热吹捧。

对此，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白岩松有一篇评论：“为什么中国到处援助别国，却缺少朋友。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支援一些国家，却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反目成仇；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国家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成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援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

这一切无偿的对外援助，都是为了对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

上级强调，鉴于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我们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明辨是非，坚决和苏修作斗争。每周的政治学习时间不得低于10小时，这是“雷打不动，雨淋不垮”的铁律。为此，学校安排每天早晨5点起床，15分钟洗刷后，学习半个小时；晚上十点学生下了晚自习，再学习70分钟。才算达到了上级规定的学习时间。

毛岭小学升学率一连几年都是城固县的第一，为了保持荣誉，五六年级学生天天要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其他四个老师分配到五六年级教室里，和班主任一起监督辅导学生。十点，安排学生就寝，至少也要20分钟，我们政治学习70分钟后，才能备课改作业，在业务学习时间内，备课本和学生作业本要接受领导的检查，同志们的评议，督促你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这样紧赶慢赶完成当天工作任务后，一两点就寝成为常事。往往感觉刚睡下不久，第二天的起床铃响了，就是再疲惫不堪，也得赶快起床。学校六个班级，八个人员，校长总务一除，一人一班，采取包班制，一周上课达三十节。工作繁忙、精神紧张、营养不良、常常累得人连说话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和我同时分配到毛岭小学的两位同学，都曾有过退职回家的想法，但我不能，家庭出身，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迫使我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

60条、40条、前10条、后10条、23条，条条勒紧国民的心；一评、二评、三评、四评、直到九评，评得人头晕脑胀意识不清。

关于中苏论战的前因后果，老百姓谁有兴趣管那些玩意儿？老百姓整天发愁的是怎样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哪能顾得了什么修正主义、马列主义，什么褐鲁晓夫、白鲁晓夫的事？只好上级咋说就咋说，上级咋办就咋办。只知道原先几乎天天要喊的“苏联老大哥”，现在不但不是老大哥了，反而成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是我们的敌人。

自中苏两党论战开始，政治学习内容越来越多。学完了文件，照例要开展讨论人人发言。所谓发言，就是每个人把学文件时记下来的内容，用自己的话大致重复一遍。谁敢别出心裁、胡乱发挥、自找麻烦？

这天晚上，当两个老师依样画葫芦发言后，王正文开了腔：“学习党的批修文件，我看不但要学好，更重要的是结合每个人的思想实际，不然，照文件上的内容重复一遍又一遍，讨论就成了形式主义。像最近一天下课后，我路过六年级教室门口，听到李老师在讲，‘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通过中共中央几评的学习，我认为李老师的观点不正确，这是苏修的观点，是和苏修头子赫鲁晓夫穿的是一条裤子，走的是一条路子，唱的是一个调子。赫鲁晓夫不就是提倡人民国家人民党吗？而我们的党，是以工人阶级为先锋，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是人民的党，这一点李老师应该清楚。如果不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泛泛而谈，这样的讨论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意义。”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一向胆小谨慎的李老师急忙说：“王老师提得很对，我由于没有学习好，觉悟不高，认识不清，今后还得好好学习。”

李老师三十多岁，是六年级的班主任，代本班语文数学两门主课。他治学严谨、踏实肯干、教学方法得当、成绩十分突出。为夺得全县升学第一名立下汗马功劳，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被评为县、地区级的教学模范，曾出席过省上的表彰会，很受师生的爱戴。同时也使田校长的职务，由学校负责人、主任、副校长、校长一步步得到提升。因此，李老师很受田校长的器重，互为知己。

但李老师有他的短处，家庭是上中农成分，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其父李培斋当过团头，大哥李振蕃当过国民党的保长。本人在审干时被稀里糊涂认定是国民党党员。在现时，“事事问出身，人人看成分”的政治氛围里，同样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王正文自调来毛岭小学后，表面上和田校长平平静静，时间长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总想取而代之。今天的意外发言就是发起进攻的第一步，先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这一声枪响，预示着学校的未来将在不安中动荡，我们似乎坐在火山口上。

“郝老师，那天王正文的发言，明里是说李老师，实际是冲着我来的。现在，李老师的思想压力很大，你俩回家要同走一段路，希望你明天在路上好好劝劝他，给他打打气，千万不能影响这一班的教学工作。”

“谈是可以的，但起不起作用，我心中没数。”

“尽力而为，现在只能这样。”

第二天走在路上，李老师很沉闷，两眼只盯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眼看快上到三郊园对面梁上，离分手没有多长的路程，我不得不开口。

“李老师，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事已自此，是无可奈何的事。大不了被下放回家当农民，天下的农民一大层，想通了也就没什么可怕的。心里要是背上包袱，会影响身体健康，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本来很累，你更劳累，思想上再想不开，久而久之，就是钢骨铁筋也会垮的，身体不好，别人无法替代，别忘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你的肩上。”

“唉，这人哪，真难活。我只说好好工作，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谁知道手不惹红红沾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说没说那些话，我又不敢辩驳。自那天学习会以后，几个晚上没眨一眼，睡不着啊！”

“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就是这样，有的人偏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无事生非，搅得人心不得安宁，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既然遇到了也只能忍着。就拿毛洪海来说，就为了一头牛崽，连房子也被拆了，咋办？还不忍着。王书记广书记脸面比我们大多了，还不叫人骂上骂下，再丑的事还不叫人当众抖露出来？这都是我们亲眼见到的例子，人家能忍我们为啥不能忍？我看，王正文的矛头并不是指向你，针对的是田校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敲打你是假，和田校长争权才是真。”

“事情谁都明白，在人家眼里，我已经和田校长绑在一起，没法摆脱纠缠。”

“怕也无益。索性来个不理不睬，看他能咋的？工作上该咋办还是咋办。今后讲课时小声点，窗外多长双眼睛，尽量不给人留下口实……”

李老师依然情绪低落，我对我说的话也感到苍白无力，倘若我遇到这样的事，在这种政治气候中，也会茫然失措忧心忡忡。

期中考试过后，晚上政治学习时，田校长说：“这回考试，大家的成绩很不错，在全公社同年级里名列前茅，可见老师们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只是个别班级成绩不够理想，还得继续努力。王老师，二年级是倒数第二，是不是学生在智力上有些笨吧。”田校长笑嘻嘻地说。

看得出来，田校长故意轻描淡写，怕触怒对方。要是放在别人身上，他是不会这么客气的。

“不是学生笨，是我笨。”王正文若无其事地回答，“不过，在教育思想上，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我的看法和你有分歧。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

“列宁没有说过，在全是知识分子的国家里就能建成共产主义。”

“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不能片面理解教育方针！”

“不能单纯只看学习成绩！”

“身为人民教师不能误人子弟！”

“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要彻底铲除！”

……

两人越吵嗓门越高，大有拍案而起的架势。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争了，都是为了学校工作。”老师们只好打圆场。

“田校长，这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不是你吆三喝四的时候！”

“王老师，毛岭小学现在由我负责，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毛岭小学是党的学校，不是你一个人的天下！”

“也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地方！”

“别吵了，田校长，还是学习文件吧。”

会议室沉寂了一会儿，田校长平静了一些，右手抖抖索索地拿起文件，声音有些发颤地读了起来。

唔，地球上两个最大的政党，中苏两党公开决裂；小小的毛岭小学，两个共产党员也公开叫板。夹在其中的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期末考试后，二年级的成绩还是倒数第二，要不是徐范岭小学的徐利民所教的二年级垫底，还会滑到倒数第一上去。这次，田校长在期末总结会上只字未提，大概他有点儿怕起了对手。

“还是恶人好啊，要是我们谁得了倒数第二，还不批评你个狗血喷头？”

“俗话说，鬼都怕恶人。这年头谁大谁有理，谁恶谁吃香。”

“真理变成了橡皮口袋，扯过来是理，扯过去还是理。”

私下里，老师们议论纷纷。

王正文的三次公开叫板，使学校变成了一潭死水。大家都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往日吃完饭，都要谈谈闲话说说笑话，现在吃过饭后，一个个溜回自己房间，当起了寓公。谁都清楚，在言谈中被人抓住了话柄，倒霉的日子就会接踵而来。倘若王正文果真当上了校长，未来比现在还难。

想不到中苏两党的论战，也会在芝麻大的毛岭小学掀起不小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