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我家廊檐上有一架木梯直通南屋二楼，这架梯子又厚又重谁也挪不动。它便成了我幼时登高爬低的好去处。为此我常遭到大人们的呵斥。渐渐地，我由爬到三磴四磴上胡吼乱唱，再坐在五蹬六蹬上手舞足蹈，直至上到楼门口。

一天我打开楼门进到了楼里，光线较暗，借着楼门口的光亮，慢慢看清了里面的东西。楼里除了一些杂物外，靠两边山墙整齐的摆放着两排立柜，拉开柜门，里面装的全是一摞一摞的书本。拉开一个是书，再拉开一个还是书，厚厚地，满满地，我很失望没一件能让我玩的东西。

但是自此以后，那里成了我一方自由天地，清静自在无忧无虑，任我翻东翻西没人干预。只在大人们不见我时叫我几声，我从楼门口伸出脑袋扮个鬼脸：“嗨嗨，我在这里。”母亲瞪我几眼要我下来，我偏不肯，骂我几句便又忙她的事去了。从此，只要不见我就叫我一声，我又嗨嗨一笑，她们叮嘱一些小心摔下来的话，便不管我了，似乎我进了保险箱。

起初，我只把较薄的书拿出来翻着玩，后来就把成套的书抱下来，拔出骨针，摊开外壳，从里面取出一本，尽是竖排的字，连一个娃娃都没有。每页上端留有很大一块空白，不知是谁在里面用红笔圈圈点点，还在空白处写上字。没意思，一点儿也不好玩。叫我感兴趣的是捉书鱼，这小东西全身皆白，头上还有两根小胡须，一闪一闪地躲得极快，偶尔摁住一个，取开手指已经不能跑了，但身上的小爪子还在动，拨开它，纸上还留着一层白色粉末，再看我的手指上也留下一些银粉。我断定它们不是好东西，是吃书的虫子，便每每和它们打游击，看你跑得快，还是我的手指追得快。

那时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父亲很少在家，但一回家就教我读书写字，从“人口手足刀尺”开始。父亲很严厉，我害怕，教过的字我尽力记住不敢懈怠。父亲见我记性好脸浮笑容，可正当我也高兴时，父亲又是一脸的严肃。

我该上学了，学校里只有一个先生，个头不高脸皮粗糙，戴一顶瓜皮帽，穿一件土布长衫。教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书里面还是没有画。

但先生教我的《百家姓》并非无用，我在书柜里发现了整柜的新版书，那上面有胡适、鲁迅、俞平伯、胡汉民、周作人、罗斯福、史太林（斯大林）等人的名字。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个叫夏丐尊的，特别是那个“丐”字，很像我用泥巴做的手枪。因为许多字认不得，便记下来问父亲，父亲很奇怪：“你怎么知道问这些人名？”我指指楼上：“楼里书柜里的。”“很好，多看看。”这是父亲给我的极大鼓励。

楼上成了我玩耍的好地方。况且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有的书里还有许多人物绣像，如当阳桥上怒目圆睁的张飞，手拿禅杖光着头皮的鲁智深，握着团扇倚窗而坐的林黛玉等等。更好看的是一轴轴的花卉、虫鱼、老虎、骏马，画得真真切切如活的一般。

书里面说些啥，我一点儿也不懂，只觉得好看好玩而已，充其量当作识字的工具。随着年龄的增长，认得的字越来越多，我对这些书的兴趣才渐渐浓厚起来。里面不但有丰富的知识，而且有动人的故事，常常令人爱不释手。

一天，我家涌进了很多人，搬走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地主、富农、贫农、下中农，更不懂土地改革是什么意思。我家楼上的八个书柜被掏空后抬走了，书从楼门口扔出来，扔得满地都是却没有人要。有个女人来了灵感，捡起几卷字画说是糊“袼褙”用得着，这一下提醒了大家，女人们争着先捡字画，再捡新版书，后捡线装的。最后连男人们也动了心，捡几本夹在腋下，带回去作为给女人的礼物。我至今也不知道家乡话“袼褙”两字该怎么写，但我知道这是女人们用浆糊把纸和破布，粘成一大张一大张的硬纸，贴在墙上，风干后，揭下来做布鞋用的。

也许是书太多了，也许是有的人不忍心捡，过后还有少部分书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父亲和我把剩余的残书收集起来，放在家里的角落里。从此父亲不再教我读书认字。而我还是把这些残书当作珍宝，不时翻翻看看，仿佛在和它们说话，和它们交流。

谁知两年后，村里修公共碾房要搪石灰墙，石灰里要用纸浆，村长用背篓把剩下的书，一古脑儿全装了去。望着背篓渐渐远去，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村长背走的不仅仅是残书，他背走的是我童年的朋友，童年的梦。

自此，我们这个不知起于何时，十里八乡闻名的书香门第，既没了门第，又没了一点儿书味。之后，弟妹们也没有了上学的资格，顶多带回来几本小学课本。

偏又是我不识时务，念了几句书，多认了几个字，又爱上了书。平时连馍也舍不得买一个的我，遇到心爱的书，千方百计也要买到手。后来师范毕业有了点收入，星期天步行二十多里，也要到书店去买书，爱书之癖阴魂不散。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如火如荼“荡涤着社会上的一切污泥浊水”。1966年7月30日，我们进了城固县教师集训会。按照领导的布署，先学习一周上级文件，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这叫‘务虚’，下来再接触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开展革命，这叫‘务实’。可是，革命左派早已按捺不住革命激情，没过四五天，就揪出一批批牛鬼蛇神。革命左派的头脑既然已经武装起来了，那拳脚更是武装的十分了得。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个个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只有呻吟的义务，没有争辩的权利。甚至连痛苦呻吟的资格也不给你，骂你是装死狗耍赖皮，从地上抓起来，再给你一顿拳脚，迫使你站端站好，乖乖的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一切整人的手段也花样翻新。戴尖尖帽游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坐喷气式’（让人弯着腰两手向后举起游街）、‘剃阴阳头’（把头发剃去一半，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是牛鬼蛇神）的现象陆续出现。最惨的是女人，一旦揪出来总要给你制造点桃色新闻，这样，既可以在批斗乏味时，强迫你交待乱搞男女关系的细节，调调胃口。又能证明她本来就是坏女人，该整！倘若你争辩几句，几耳光下去，鼻子不流红，牙龈也会出血。还在脖子上挂一双臭鞋，手提铜锣，边敲边喊着自己的罪行游街示众，甚至游到娘家婆家去，让你颜面丢尽。我们集训组的刘秀英（城固城关镇人）老师就是这样的遭遇。

街上整天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牛鬼蛇神戴的尖尖帽，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城固钟楼北边，有一焚烧旧书旧画的火堆，烟火缭绕月余不熄，被红卫兵抄出来的旧书旧画，都在这里当作战绩，化作袅袅青烟，成了灰烬。一个个漂亮的古旧瓷器，在清脆而暴烈声中摔成碎片。

隔壁又传来“听听嗵嗵”的打人声，“唉哟，唉哟，打死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挨打的是孙德坤老师（城固城关镇人），他的奋争得来的是更多的拳头：“把反动书籍交出来！”“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孙德坤！”

我的同学李有德，本来根正苗红世代贫农，在集训会上红得发紫，即将升任双井毛岭学习组的副组长（组长由县委派来的干部袁崇新担任），但他太自信，在会上揭发别人揭得太多太猛，打击面太大。对立面很快联合起来，暗地里派人回校，在他的宿舍里查出一本有关海瑞的书，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抛了出来。几分钟前，他还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转眼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贫下中农的可耻叛徒”。对方以牙还牙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阵连拳带脚的“文斗”过后，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两褪颤颤，满头是汗，鼻涕眼泪一大把。有人从角落里捡起一个破纸盒往他头上一扣，作为临时的尖尖帽。从头天中午到次日临晨，不准坐、不准喝水、不准吃饭、更不准睡觉。让他检查为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窝藏反动书籍的罪行。半夜里他实在受不了，哭着哀求：“让我坐一会儿。”回答他的是有意无意的鼾声。真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矣。

看着老同学实在可怜，几次我都想替他求点情，让他坐一会儿，但思前想后又不敢了，倘若引火烧身，那我的结局，会比他更惨。

书，都是书惹的祸。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红卫兵代表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时，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叫宋彬彬。毛主席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毛主席是口含天宪的伟大领袖。“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语）。他的话似乎是随口而出，但在神州大地无疑是震天惊雷。如果说在此以前，造反派打人还多少有所顾忌的话，如今可以放开手脚，任其所为。

于是打人和侮辱人格的事，步步升级手法翻新难以尽述。面对如此惨象，谁不提心吊胆心惊肉跳？我惶惶不可终日，仿佛不管坐着躺着，身下都有火药桶似的，随时可能引爆。因为要揪出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那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况且我留在家里的书有巴金的、老舍的、艾芜的……。哪一本都是打倒你的铁证。更要命的是还有一本《燕山夜话》，是我星期天步行往返五六十里，从汉中新华书店买回来的。这本书正是全国重点批判的大毒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这本书的作者邓拓，以及吴晗、廖沫沙三人身上开刀的。当时谁有这本书，谁就是三反分子。这个逻辑听起来有点儿荒唐，但事实就是如此。周公小学的老师杨民芳（城固杨家滩人），正是从他的宿舍里搜出一本《燕山夜话》，被打得死去活来。

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书读得越多越蠢。我很责怪自己，我咋这么傻？饿着肚子买书干啥？花钱买回来的是一颗颗定时炸弹，招灾惹祸，太不值得。也许是今天中午、也许就在下午、也许是明天早晨，村里的红卫兵随时会来抓我。半夜里我常常惊出一身冷汗。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生怕床底下随时会窜出一条眼镜蛇来。

运动越来越深入，批斗越来越升级，在集训会上，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王其浩、魏善庆、胡治轩三个“阶级敌人”，先后“自绝于人民”。王在看守人员睡着后，翻过院墙跳入汉江而死；魏在被押解回家乡批斗的途中投井而亡；胡服毒自杀。他们的尸体先要运回本村去“斗尸”，再被运到集训会上“斗臭”，时值盛夏高温，几番折腾，不斗也已臭不可闻。

他们的罪名不是说了反动言论，就是查出了反动日记，要么是窝藏了反动书籍。

又是书惹的祸。

倘若他们不上学读书，也许不会有这样的下场。

书能杀人，古已有之，今更甚之。

但是直到七十多天的集训会结束，还没有来人揪我，是家乡的红卫兵发了慈悲？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的家是不可能不被抄家的。

会上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被严密看管。其它的可以回家了。唔！我长出一口气，我终于熬出了头。像我这样的“狗崽子”，能安然走出集训会的大门，获得自由能有几个？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虽说此时秋叶已经飘零，我们还穿着单衣，但心情为之一振，仿佛太阳含笑、鸟儿歌唱、草木起舞、秋光胜似春光。

为庆祝逃过一劫，我特地给父亲买了一瓶城固特曲，给弟弟妹妹买了两包点心。高兴之余又很忧心：因为凡参加集训会的人，一律不准写信，家里的情况一概不知，父母是否安在？弟妹们情况如何？

回到家里，见父母还在，我第一句便问母亲：“我的书……？”

“烧了，我早烧了。”

顿时，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几十天来，它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原来在我走后，母亲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每日天不亮就起床，把我的书撕开，一页一页地填进了灶膛，烧了洗脸水。到红卫兵第一次来抄家时，我的书和日记，连同那该死的《燕山夜话》，早已化成了灰烬。

啊！母亲，多有预见的母亲，有胆有识的母亲。她不但能干还十分聪明。尽管她只读过几年私塾，识字不是很多。我想，母亲和儿女的心是相通的，又觉得人世间似乎真有心灵感应，在我忧心忡忡时，她就知道我在担忧着什么。

日子依然在惶恐、屈辱中煎熬着。只有太阳和月亮，悠悠然然按时而出，按时而落，不因尧存，不为桀亡。

这是暑假里最热的一天，太阳已经把大地炙烤得有了焦糊味。正晌午时，我们正准备吃饭，突然闯进来几个红卫兵，命令我们把堂屋里的麦草捆搬出去，在严密的监视下，父母亲顶着烈日只得照办。搬完了没发现什么。又命令打开一个个麦草捆，突然，一个纸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首的红卫兵一把抢了过去：“变天账！变天账！”他连连惊呼，几个红卫兵一齐围上去欣喜若狂：“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台词）

这个纸卷有两尺多长，一连剥了好几层才露出两根卷轴。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一卷，是一幅墨竹图，上面有几行字，另一幅全是字。

“老实交待！变天账是不是藏在这里面？”

“不是。”

“在哪儿？”

“我没有变天账。”

啪！一个耳光重重地落在父亲脸上，跪在太阳地里的父亲嘴角流出了血，和着满脸的汗水，一滴滴地往下淌。紧接着又有几拳落在父亲身上。父亲像个不倒翁，打倒了又弹起来，照原来的姿势跪好。

我不相信父亲有什么变天账，那不符合他的性格。我把头转过去，我不想看也不忍心看。我只为父亲感到悲哀，早年在外上学时，和他最要好的同学陈洪钧，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几次遇到危险，都是父亲给他通风报信，才躲过国民党的抓捕。父亲还多次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如今他同情的革命胜利了，自己却无休无止受到革命的惩罚。

红卫兵在字画上没发现什么，对着太阳照，也看不出什么，一个红卫兵从邻居家端来一盆水泼在上面，还是没发现什么，于是拿来一把菜刀把字画摊在地上一层层地刮，仍就一无所获。最后把它撕个粉碎，扔在父亲脸上。把两根木轴拿走，当烧火棍用。

听说查出了变天账，村里人有近前看稀奇的，也有远远看热闹的，估计折腾得差不多了，队长适时敲响了上工钟。

这顿饭自然没吃成。

“滚！还不快去上工。”为首的红卫兵一声断喝，跪着的父母艰难地爬起来，拿了锄头，头也不回，去接受劳动改造。

望着父母远去的背影，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事后我想，父亲是个胆小谨慎的人，何以冒着风险收藏这两幅字画？看来这两幅字画一定有些来历，也弥足珍贵。过后，想问问父亲那是谁的墨宝，但话到嘴边又嚥了回去，我不愿父亲伤心，那是他永远的伤疤，永远的痛。

以后听村里人说，红卫兵本来是突袭追查金银财宝的，没想到查出两幅一文不值的字画，又以为是暗藏变天账，结果一无所获，才扫兴而归。

父亲也是幸运的，这些农村里的红卫兵大多不识字，没有追究窝赃封建文化的反动罪行。倘若像教师集训会那样，左一分析右一联系，这里上纲那里上线，批你斗你就会没完没了，父亲不知又要遭受多少罪。

书，我家的书。它给后辈儿孙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不是精神食粮而是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是灾难，是折磨。这也许是我们的祖先当初没有料到的。

2009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