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周，我们又来充饥，小小的食堂门口添设了两个“门官”，凡就餐者先要出示粮票，验明正身方可入内。昔日外国租借地门口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大大伤害了国民的自尊心，今日没粮票者不能进去，虽没有挂牌，但实质又有什么不同？
饭堂里的墙上贴了一张红色的标语：“为树立无产阶级正气，抵制资产阶级老爷作风，凡就餐者一律持饭票自觉排队领饭。”
这真是一条一箭三雕的好标语，既减轻了食堂工作人员的负担，又推卸了责任，如果端上来的饭被人抢了，食堂就不必负责赔偿，而且还冠冕堂皇，有强烈的阶级意识。
东门桥是当时汉中人流最多的地方，旁边有一家打小圆馍（又叫烧馍）的食堂。几个饿鬼一合计，两个人便在店门口打了起来，还有人跟着起哄大喊大叫假装劝架，吸引食堂工作人员的注意力，刚打好的十几个小圆馍，眨眼工夫不翼而飞。于是汉中人有了“胡打乱吆喝，东门桥上刁（抢）烧馍”的民间谚语。
县城里最红的饭店要数黉学巷食堂（在原城固剧团旁边），这里不收粮票，只卖一样饭菜——糊辣汤。每天九点左右开张，中午十一二点关门打烊。“没来的不喊，来迟的不管。”全城独此一家，生意非常火爆。
说是糊辣汤但汤里不放辣椒，只是在一大锅水烧开以后，把粗糠撒进去再加上几片发黄的菜叶就熬好了，五分钱一小土碗。
喝糊辣汤先要排队买票，再排队领汤。排队买票的队伍比巷道还长，一直排到大街上还得打拐。卖票的像乐队指挥一样，掌握着一切进程的节奏，领汤的人多了，卖票的抽屉一锁，端着小茶壶步入后院，你就是急得喉咙里伸出手来，他像没事人一样，等到饭堂里不那么拥挤了，才慢慢腾腾、悠悠然然地开锁卖票。
饥饿的人们像是被饿鬼召唤集合来的，把小小的两间土坯房填塞得难有插脚之地。凡是交了饭票端到糊辣汤的人，不管是在屋内，还是在廊檐下，或是在街道上，呼噜噜一阵猛喝，有的还伸出食指，把沾在碗里的残羹刮在一起拨进嘴里，或者伸出长长的舌头把碗内舔食一遍，交了小土碗，急忙又到后面去排队。有的自己带个搪瓷缸子，买到的糊辣汤往缸子里一倒，然后边排队边喝，把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优选法”用到了现实生活里。
食堂里还专门派人站在门口，防止有人连小土碗也喝了去。
喝糊辣汤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居民和学生，星期天瞅着人少一点儿，我们也去抢购一碗。
不到半年，机关学校喝起了谷粉汤，火爆兴盛的黉学巷食堂没有了粗糠供应，只好关门停业寿终正寝。
肚子的问题天天考验着我们的意志和耐性。
这天，一张大字报披露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全校最著名的大炼钢铁英雄、劳动模范奖章获得者尚培祥（城固橘园人），半夜到厨房里撬开窗子去偷为学生担柴准备的馍，被炊事员逮了个正着。
一颗用自己的汗水和意志挣来的、耀眼的明星陨落了。平时走路一贯昂首挺胸的他，一下子变得低头含胸目不斜视，生怕别人看见自己的眼睛。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句话得到了实施。
一天，学校停了课，要我们到野外去找野菜或採集树叶，加在饭里可以增加“叶蛋白”补充营养。野外哪有那么多的野菜等着我们去採？即使有，也让人早採光了。大家只能摘回一些树叶。我和同学周大奎徐兴中（他以后是镇巴县教育局局长）到县文化馆去摘了许多冬青树叶，冬青树虽是馆里的风景树，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没人出来阻拦我们。
第二天中午，我们吃上了含有“叶蛋白”的谷粉粥。到了上课时，各班教室里几乎空无一人，大家齐排排躺在宿舍床上。症状一致：肚里疼痛、欲拉不下、欲吐不出、浑身冒汗、手脚无力。
这一下惊动了县上领导，派县医院的医生住在学校，大夫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哪种树叶有毒，建议调来绿豆熬在谷粉粥里，一连喝了几天，症状慢慢消逝，幸好没有死人。
有时班长传达学校党委会议精神：我国已经找到了解决粮食问题的最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小球藻。小球藻不但营养丰富，而且生长迅速，报纸上也把小球藻吹得神乎其乎。
1960年放暑假的时候，学校把每个学生的脸盆收集起来，用于生产小球藻。校领导在全体师生会上讲，开学后我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人人可以吃饱肚子，似乎个个会变成大腹便便的胖子。
开学了，小球藻没见着，倒是每个脸盆里装了多半盆粪便，臭不可闻。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自己的脸盆，有的连自己的脸盆也找不着。
后来又说研究出了“增量法”，一两粮能蒸出三两粮的饭；
我国用植物秸秆研制出了人造肉……
画饼如果真能充饥，也倒是好事。只是不但不能充饥，反而刺激了食欲，让我们的肚子感觉更加饥饿难受。
班里有几个同学得了浮肿病，过了一周又增添了几个。这十几个同学，每天早晨“特供”一勺豆浆，缓解病情。
自此，学校里再也想不出别的招数，遂下令停止了体育课、早操、课间活动和一切体能活动。要求我们就是走路也要轻脚轻手严禁跑跳，饭后一律回到宿舍里躺在床上。上课能听则听，不能听不要勉强，尽量减少体能的消耗。
1959年年末放了寒假，回到村里，见到乡亲们着实吓人一跳，有的脸似篮球黄如涂蜡；有的面黄肌瘦皮包骨头，都有些变了形的脸叫人一时难以辨认。言说去年大炼钢铁粮食没有收回来，到了今年一开春，食堂里没有东西煮，社员们只得到苕地里，挖去年没有收回来的红苕。这时的红苕早已烂了，吃起来很苦，为了活命，再苦也得下嚥，成了公共食堂餐桌上的主粮。秋种没能按时种上，今年夏粮收得很少，全靠种点蔬菜和挖野菜度日。秋季虽说有人下种了，因为虚报产量，公购粮任务很重，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又把“多余”的粮食平调走了。
“队里的干部就那么听话，连村里人和自己家人的死活也不顾？”
“公社派人住在村里，卖了公购粮以后还要一一翻仓，村干部也是没有办法。唉，人民公社害死人，公共食堂害死人，小百姓被逼的没有活人的路，只有死路一条……”村里的长辈悄悄说。
1960年的冬天，在学校里隐隐约约听到饿死人的消息，又隐隐约约听到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阴阴阳阳悄悄解散。听到这些话，我的心好像没在胸膛里，慌乱地胡蹦乱跳，白天在教室里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担心家人的安全。即使快要放寒假了，我一天也等不住，死乞白赖请假回家，因为在暑假来校前，村里就有人“病”死了。
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在，只是脸色青黄，微微有些肿胀，但只要没死人，就已经是天大的幸事。
母亲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为了让弟妹们多喝点儿食堂里的菜粥，父母每次都尽量少喝一点。一次，大妹惠琴就是不肯吃饭：“大大和妈要上工做活，吃少了咋行？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她的话使正在狼吞虎咽的弟弟妹妹一个个放下了手里的碗，直到父母劝慰着大家，端起碗大喝了几口，大妹才开始吃饭。母亲说到这儿，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有这么懂事的儿女，吃再大的苦，干再累的活，受再大的气，心里也是热乎的。”
57年因整风整社挨了打的队长郝志发，二次出山当了队长。他的复出，多亏几个老人的劝说。老人们不但劝他，还得说服村支书郝德清睁只眼闭只眼，不要责怪他以往的“过失”，不要向上汇报后来的不是，让他放手大干拯救全村百姓，支书无奈，只好答应。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在沟滩地里（村里最肥沃的土地）补种蔬菜，第二件事是叫社员在不显眼的地方，悄悄地少量开点地自种自收，而且人人张大眼睛，只要见到公社的人来了，立即通风报信，到集体地里干活。
“不要紧。郝家沟好就好在离公社远，食堂也散了，慢慢地会好起来。”父母亲安慰我。
第二天，我带着父母的嘱托，到南郑县山口子去看我的姑婆，姑婆家果然困难的如父母所料。按理，这儿是个旱涝保丰收的好地方，南面是山，山脚下一马平川，姑婆家就住在这一马平川里。一条从巴山小南海暗河里流淌出来的冷水河，就是遇到百年干旱，也是水量充足连绵不断，浇灌着万亩良田。十年前，其所以把从小在我家养大的姑婆嫁到这儿（姑婆是我太爷爷的外甥女，家道中落，无力抚养，被太爷爷收留在我家），这也是重要的一个因数。有山烧柴不愁，有田吃粮不难，可就是这块世代富饶的风水宝地，偏偏灾难最重，浮夸风把收到的粮食，几乎刮了个干干净净。
姑爷在外教书，每月四十七元工资，这对于农民来说简直是大富翁了，然而此时黑市红苕卖到一两元一斤，黑市米卖到五六元一斤，一斤瘟死的猪肉竟然卖到二十五元，还稀缺的像宝贝一样。当干部的，当老师的，一月的工资还买不到十斤米，就这，想买也很难买到。所以在外工作领工资的人，被称作是一挑萝卜的干部。
姑婆家上有老下有小，全靠在山里找东西和在田里掐苕芽（紫云英）过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