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里的中国

如果一个村庄里的吃喝拉撒、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还不能说它最为中国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村庄里的大事情。什么是国家之大事？无非是政治、权利、外交、战争等等吧。

先说政治和民主。

早些年，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实行民主选举了。老百姓可以投票选村长。有一年，这个中国的中心村落选村长，两个竞选者，一个挨家串户去拜票，到哪一家都提着礼品问寒问暖，许下许多愿。另一个就索性早上在大街上包了两家专做牛肉、羊肉汤的饭店——我们那儿的村人早上爱吃牛羊肉——他包了这两家牛、羊肉馆，让村人到街上随便吃、随便喝，还随便往家里端。结果是，后者比前者更大方，花钱更多，他就当上村长了。情况和我在《炸裂志》中写的一模样。现在，村里的村支书也要村里党员选举了。我哥哥是党员，每到选举的时候，他都吓得不敢回家，因为想当村支书的都要找他、缠他，请他喝酒吃饭，希望他投一票。结果他只要投票选举了，就要躲到外边不回家，躲开这场民主的事。而有事不得不回家，就半夜偷偷溜回家里去。

我哥对我说：“要民主干啥呀，民主把我变成了一个贼，让我人都不敢再见了。”

说说政治学习吧。

政治学习是中国的大事情，目的不仅是让你有政治觉醒，更重要的是让你和中央高度保持一致。不久前，我回了我们家，走在村街上，我们村长老远跑过来，我以为是迎接我，谁知他见了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回来了？ 回来回家吧——我得抓紧去学习总书记联系群众路线的文件哪，要抓紧和中央保持一致呢，一天都不能和中央分开来。”

我愕然。我想笑。

我也深深的有一种惊惧感。知道政治学习这件大事情，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几乎从来都没放松过——哪怕是偏远之乡村。

第三，看看我们村庄的战争观——战争是一个国家权力、政治与外交最极端的形式。从我们村庄对战争的大略认识，正可以体味许多国之大事、重事与核心。

我们那个村，从我记事起，见过世面的人，最关心的国家大事就是战争了：一是关心什么时候解放台湾；二是关心中国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国。我大伯、我叔叔，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也就几年前，每年我回家提着补养品坐在他们的病床边，他们都拉着我的手，让我替他们分析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问我到底什么时候解放台湾，能不能打败美国。我当然告诉他们，很快就要解放台湾了，也一定能够打败美国。我解释说，很快解放台湾而没有去解放，是因为台湾人毕竟是同胞，真打过去得打死多少同胞啊，所以迟迟未解放，还是以为和平解放好。说对付美国也不难，中国有原子弹，打不过、逼急了，就发射几枚原子弹，也就把美国问题解决了。

我伯伯、叔叔、村人们，他们都相信我的话。我这样说完他们就对民族、国家更充满信心了。

现在，我们那个村，全村人都关心钓鱼岛。都骂中国领导人胆小、笨蛋、腰不硬。他们说：“日本人算什么，往他们日本放两颗原子弹，不就一了百了，一清百清了。”

这就是我们村的政治观、战争观、权力观、外交观和民主自由、人权观。所以，把我们村庄的事情放大一点点，它就是整个中国的；把中国的事情缩小一点点，它就变成我们村庄的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村庄就是最现实的中国；而最当下的中国，也就是最当下的我们的村落。

村庄里的文学

这样一个居于世界中心，又近乎等于中国的村庄里，他有没有文学存在呢？

有。当然有。不仅有，而且它的文学，无与伦比、经典伟大，艺术价值之高，堪为空前绝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放到那个村，都显得轻微、渺小，不值一提。世界上多么现代、前沿、探索的作品，放到那个村，都显得陈腐，旧败、传统和落伍。而世界上古老、经典如《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神曲》、《唐吉诃德》、莎士比亚戏剧等，这些伟大的传统精华，放在这个村庄，却不仅不显得传统和落后，反而会显得现代和超前。

比如说，现代之父卡夫卡让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感叹和敬重。可在那个村庄里，上千年前就传说人生转世、脱胎换骨，如果你应该变为猪、变为狗，但因为走错了门，结果成了人；有一天你正睡着时，神还会把你从人变为猪，变为马。这比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变为甲虫早了一千年。

在那个村庄里，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个村人有一双“猫鹰眼”，白天什么都看不清，可晚上什么都能看得到。天色愈黑，他看得愈远。所以谁家的秘密，男人女人的龌龊事，村里的贼又偷村里谁家什么东西了，他心里一清二楚，那双眼宛若村里黑暗秘密的探照灯，这神奇、这魔幻，比马尔克斯的神奇、魔幻不知真实了多少倍。

但丁的地狱、炼狱够传统经典吧，可我们村庄流传的地狱篇、炼狱篇，比但丁的还早两千年，比《神曲》中的描绘的情节、细节更为惊心动魄，有教化意义。《唐吉诃德》中的风车大战，形象生动，是西班牙最为形象的精神象征。可在我们那个村庄里，传说中推磨人与磨盘的战斗——他要用他的力气、韧性和毅力，推着石磨不停地走，不歇地转，直到把石磨的牙子磨平，把石磨的石头磨得消失，让石磨和又粗又大的磨棍一起说话，唤着认输才肯停下推磨走动的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神父布道的情节，在那个情节中，耶稣本人就假扮成最普通的教民在那儿听神父布道，看信徒忏悔。我读这本书时，到这儿有一种颤栗感。可后来，我看见我们村的人，他们最微不足道的宗教行为，都比这伟大的文学情节更为动人和震撼——我们村，有个七十几岁的老奶奶，她不识字，从未去过教堂，也从未去过什么神庙烧香或磕头。她一生未婚无子，一生默默无闻，种地、拔草、养鸡、种菜、扫院子、打秋果。她活着就如在世界上不曾存在样；她一生最惊天动地的事，人们也不曾记住过。可是她，一生中无论是在中国绝对“无神论”时期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开始物欲横流的改革开放时期，她每天一早一晚，只要起床、出门，都要站在她家上房屋的窗台前——那窗台上永远摆着用两根筷子绑起来的十字架，她就在那筷子绑的十字架前默默的祈祷和“阿门”。

两根筷子捆绑的十字架，几十年从未间断的每天的祈祷和祝福，一生未见过教堂是什么样的人——这位老人，她的虔诚心、朴素心，远比《卡拉马诺夫兄弟》、《红字》等经典作品中有关信仰的情节、场景更为动人和震撼，我每每想起来，心里都止不住的跳动和哆嗦。

一切伟大、丰富、悲痛和欢乐的文学故事和情节，凡我从书上看到的，仔细一回忆，那个村庄都有过、发生过，都比我小说中的描写更为真实和震撼。只是我的愚笨，使我不能从那个村庄发现和感知。我太多的看到了那个村庄的街道、房舍、庄稼、四季和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我被那个村庄日常的、中国的物质、物理、生理的生活所淹没，疏忽了那个村庄的超越物质、物理的精神和艺术。直到现在，我写作三十余年，才逐渐感悟到，原来我家乡的那个村庄，本身就是一部世界上最为伟大的作品。是世界上自有文学以来，所有作品的成就加在一起，都无法超越的作品。

中国的伟大小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那建筑、那奢糜，我们村庄是没有，可《红楼梦》中的人物我们村里全都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刘姥姥，全都活在我们村庄里。《山海经》的传说和《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就是不在我们村庄，也与我们那儿那块土地相联系。李白坐在我家门口的山上写过好多诗。白居易和范仲淹，觉得我家那儿山水好，风水好，就埋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那儿实在是一块文学天堂的百花园，天下文学人物与故事的大观园，可是我，不仅没有能力把它们写出来，甚至没有能去发现、去感觉、去想象。

我一切的无知，都源于对那个村庄和那片土地认识的不足，如同我们看到一切沙漠的干旱，都在于我们内心没有绿洲。而现在，当我意识到，我的村庄正是沙漠中的一片文学的绿洲时，我的年龄、我的生命和力不从心的命定的限度和烦恼，也正在限制着我穿越沙漠走进这片绿洲的脚步。但我在，我已经知道那个村庄，正是一部最伟大的作品，是一片瀚海中的岛屿，沙漠间的草原，而我，也正跋涉在朝那儿行进的途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