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廷娶一个属于贱民阶层的船娘为妾，卫道者讥其“不学”，他自己也承认“好色”。然而宝廷辞世后，其好友、晚清另一位大诗人陈宝琛所撰的挽诗中有两句诗值得玩味：“梨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这两句充满感慨的诗，揭破了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本文作者黄波，原载于《随笔》2011年第4期。
纳妓自劾，轰传海内
光绪八年，大名士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记了一道“上谕”：
侍郎宝廷奏，途中买妾，自请从重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宝廷著交部严加议处。
不久，他又在日记中抄录一份“邸报”：“诏礼部右侍郎宝廷照吏部议，即行革职。”
这就是当时轰传海内的“纳妓自劾”事件。
事件的主角宝廷，字竹坡，其家世十分显赫，他是宗室出身，隶满洲镶蓝旗，系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可谓天潢贵胄。宝廷还是晚清诗坛之一大家，文章学问俱佳，于同治七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七年，朝廷擢授内阁学士。他在出京赴福建主持选拔举人的乡试的时候（著名学者钱仲联谓，宝廷出京，是去任福建学政一职，主管当地教育事务，并非主持乡试，待考），途中于浙江衢州乘船，迷恋性质在“船妓”与“船娘”之间的舟女，纳为妾。按照清朝法律，官员纳妓为妾是要受处分的，尽管这一条款在实际生活中的执行力大成问题，晚清官员纳妓早成风气，但如果当事人自请其罪，朝廷和法律又怎么好意思继续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呢？
宝廷自劾的折子也很有意思，折中写道：“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归至衢州，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弟兄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屡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李慈铭于日记中痛诋宝廷“素喜狎游，为纤俗诗词，以江湖才子自命，都中坊巷，日有踪迹”，意思是此人猎艳成癖，还揭露了宝廷此前娶船娘失败的“阴事”。据李所记，宝廷主持浙江乡试时，就曾经买过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鞋头船娘也”，“入都时，别由水程至潞河。及宝廷由京城以车亲迎之，则船人俱杳然矣。时传以为笑。”用现在的话说，宝廷想纳船妓的心情太急切，结果被人“放了鸽子”。而这一次，当然不肯再上当了，因此要和新纳的船妓“同行而北”。
李慈铭嘲笑宝廷“明目张胆，自供娶妓，不学之弊，一至于此”，还不忘捎带一笔，讥其并不懂欣赏美女，因为听说新纳的船娘“面麻，年已二十六七”。
宝廷过去在翰林院的时候，前工部尚书贺寿慈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后来贺寿慈东山再起，出任都察院的长官副都御史，这是监察官员维护风纪的职位，宝廷认为贺氏现有身份与前认李春山妻为义女的行为悖谬，乃上疏弹劾，弄得贺氏弃官而去。这次宝廷纳妓自劾，惹动好事者为诗嘲之：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查。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此诗首联即指宝廷两娶船妓，颈联拿宝廷的宗室身份与江山九姓渔船上的美女作比，因宝廷诗集名为《宗室一家草》，以“草”对“麻”，自然成趣；颔联上句写宝廷当年在翰林院弹劾贺寿慈事，“乌柏”典出《汉书·朱博传》，借指御史府，“弹乌柏”者，弹劾他人之奏折出手也，上句实为了衬托下句，喻其言行不一；尾联讽其宁愿弃官而婿于渔家。就诗而论，确是妙趣横生的雅谑，李慈铭在日记中录下了这首诗，并附加按语曰“一时传诵，以为口实云”，实则他就是此诗的作者。
像李慈铭这样的人对宝廷嬉笑怒骂，被朝廷革职的宝廷本人的态度又如何呢？
果然是诗人，也以诗应之：
江浙衡文眼界宽，两番携妓入长安。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
“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说得何等坦荡！宝廷后来还有诗曰：“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纪红裙。”表示自己为了“红裙”不惧被人弹劾，又倡言“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更可见其人对女性之态度。
为了娶船娘，宝廷不怕失败，一娶再娶。难免叫人疑惑：这“九姓渔船”上的船娘，究竟是何种尤物？
船娘妖娆
清末民初人曾朴所著的《孽海花》虽名为小说，但实则多据真人真事敷演而成，而且有幸被作者选为小说角色的人物，均系当时之显贵和名流。宝廷眷恋钱塘江船娘，不惜弃官迎娶，即为小说中活色生香的段落之一。
《孽海花》第七回写道：“钱塘江里有一种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内来往，从不到别处。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带，总要坐这种船。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妖娆女子，名为船户的眷属，实是客商的钓饵……做这项生意的，都是江边人，只有九个姓，他姓不能抢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
曾朴已经将船娘的性质和江山船、江山九姓船之得名说得十分清楚。但为何以江山船谋生的只有九个姓，而且“他姓不能抢”，其实还有一段传闻。据徐珂《清稗类钞》所记：“九姓渔船，惟浙东有之。人有谓为陈友谅部曲之子孙者凡九姓，不与齐民结婚，以渔为业。盖友谅败于鄱阳，其部曲九姓，悉远窜至严州之建德，而拿舟往来于杭州、严州、金华、衢州也。”
《清稗类钞》这里说到的陈友谅，是元末大乱中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群雄之一，而且一度实力和声势均在朱元璋之上，但终在鄱阳湖大战中为朱元璋所败。权势角逐中失败者如果不自行了断，其命运当然都掌控在胜利者手中，陈友谅身死，残部还有不少人马，据说这些余部共有九姓，他们逃到杭州、严州、金华、衢州一带，以操舟为业。朱元璋为了表示惩罚，将这九姓打入另册，列为贱民，不能与其他百姓通婚，因此乃自成一系统，在江上营业的“江山九姓船”也就具备了垄断性。自然，《清稗类钞》只是野史，这里所写只能聊备一说了。
江山九姓船的船家靠水吃水，其主业当然是客、货运和打鱼了，船娘之登场，应该是市场需求的一种自然产物。起初未必全为“神女”，或为照顾船家生活或为招徕客人。江山九姓船虽无外人掺入其中，但九姓内部也肯定会有一种竞争关系，可想而知，第一个“引入”船娘的，在竞争中必然具有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因为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肯定会群起效仿，这样一来，船上是否有船娘势必成为这一行业的准入门槛之一了。随着船娘的普遍进入，人性的欲求自然也会被激发出来，但如《孽海花》所说，船娘都是客商的钓饵，纯粹是为了给客人提供性服务恐怕也不尽合实际。我们只能说船娘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性也可能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可能是否会成为现实，则完全视主客双方的意愿。
不能将船娘等同于船妓，从宝廷的痴迷也可窥出端倪。像宝廷这样见过大世面的人，如果要纳妓，何必要几次三番到钱塘江上去找呢？而且他喜欢的这位船娘，“面麻，年已二十六七”，在常人眼里未必十分漂亮。经常出入欢场的宝廷之所以眷念她，只有一个合乎情理的猜测：她终究还是一个渔家女子，并非欢场老手，和纯操妓业的女子相比，她的健康、活泼和纯朴足以让一个见过大世面的老男人沉迷。
不纯为妓女却被当时人们视为船妓，这里反映的是社会对贱民阶层的轻视。前引李慈铭日记，“吴人所谓花蒲鞋头船娘也”，这种社会意识已从此一口语中表露无遗。“蒲鞋”，浙江兰溪的方言，即民间草编凉鞋，浅口，穿脱方便，“花蒲鞋头”，指蒲鞋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花蒲鞋头”和“船娘”绑在一起，即指船娘虽然漂亮，毕竟是轻贱之物，人人可穿人人可踩也。
“清流”的漩涡
宝廷娶一个属于贱民阶层的船娘为妾，卫道者讥其“不学”，他自己也承认“好色”，但也有人认为，作为宗室的宝廷行此常人眼中的“悖谬之举”，实则大有深意。
宝廷辞世，其好友、晚清另一位大诗人陈宝琛所撰的挽诗中有两句诗值得玩味：“梨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
“梨涡”即酒窝也，梨涡云云，用的是南宋名臣胡铨的故事，胡铨以气节著称，但贬官途中却为一个名叫黎倩的女子而动心，后来大儒朱熹于此大为不满，赋诗讥之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陈宝琛的意思是说，宝廷当年颇招物议的纳船娘，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过错，而是他佯狂避世的韬晦之计，显示他对时世有先见之明。
陈宝琛这两句充满感慨的诗，揭破了艳事背后的政治阴霾。
原来，陈宝琛和宝廷均为当时人所称“清流党”之一员。
所谓“清流”，比喻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此义古已有之。《三国志》中说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唐昭宗时，尽杀当朝名士，有的被投入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顾炎武诗“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均可见“清流”应该算是一种褒词。晚清的“清流党”当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并未形成为一种组织，主要指以传统儒家规范为标准，侃侃论政的一批言官和谏官。他们的特点是坚执己见甚至敢批君主逆鳞，持论甚高却又未必均有裨于实际。晚清“清流党”中最著者，除了陈宝琛和宝廷，就是后以办洋务出名的张之洞，和后来成为李鸿章女婿的张佩纶。这四人当时均供职于翰林院，志趣相投情谊深厚，又都长于诗文，抨击同僚指陈时政也往往毫不留情，因此最为人所侧目。宝廷死后多年，张之洞已是封疆大吏，一次拜宝廷墓，还对当年的少年豪举不胜向往，赋诗曰“翰院犹传四谏风”（一说“四谏”不包括陈宝琛，另一人实为黄体芳）。
晚清官场派系很多，在大臣之中，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和这些清流最为接近，于是陈宝琛等人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因“清流”与“青牛”谐音，时人便称李鸿藻为“牛头”，张之洞、张佩纶为“牛角”，陈宝琛为“牛尾”。牛一发怒是要顶人的，这种绰号，也象征着当时一般官员对他们的敬畏之心，因为清廷向来优待言官和谏官，弄得不好，被这些清流狠狠参上一本，是要吃苦头的。
可是，清流党看似风光，但随着清朝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清流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经常成为其抨击对象的“浊流”不待见他们自不必说，另外，由于他们所持的儒家高论虽然看起来很美，但往往缺乏可操作性，究竟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掌握大权的地方督抚们眼里，动辄放言高论、侃侃谈兵谈洋务的清流简直就是自己大展施政宏图的障碍。而这时中央政府在恭亲王的主持下，其思路也是希望在中西文明碰撞的非常时期，尽可能避免不必要而又大伤元气的争论，走一条务实的变革之路。清流党的不合时宜性越来越凸显出来。罩在清流党身上的阴影也日趋浓重。陈宝琛说宝廷“早羡阳狂是镜机”，就是指他很早看到了这种危险，而提前以一种放荡不羁的方式进行趋避，逃离了是非的漩涡。
局势的演变似乎也验证了陈宝琛的判断。在宝廷被革职后不久的光绪十年，中法之间发生马尾海战，清政府官员和将领不战而逃，中方损失惨重，清流党成员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在清政府的事后追责中，开列的惩处名单包括：陈宝琛、张佩纶曾保唐炯（云南巡抚）、徐延旭（广西巡抚）堪任军事，卒至溃败偾事，徐、唐定斩监候。张佩纶以马尾一役，调度乖方，暨保举非人，因而革职查办，后被发往察哈尔军台效力赎罪。陈宝琛则依部议，降五级调用。清流党多以知兵自许，这一次既在保举军事人才上大大走眼，张佩纶在前线的仓皇遁逃更将书生的荏弱暴露无遗。本来书生谈兵，无论多么慷慨激昂，都只宜姑妄听之，难怪清政府将张佩纶派往前线会办福建海防要被舆论认定是在有意挫辱这些高调派了。
而在此之前，另一位清流党要角张之洞于光绪七年出任山西巡抚，在当时关心各派势力消长的人看来，已有分化、瓦解清流党的嫌疑。这种阴谋论无法细究，但一个事实确是清楚的，到了光绪十年，清流党的声势近于消沉。而从时序上看，这些事情也确是发生在宝廷纳妓自劾之前后，于此观之，说宝廷洞烛先机也不能算太离谱了吧？
“清流”是非辨
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光绪于“庚子事变”中被八国联军逼得出京逃难，途中幸遇知县吴永办差尽力才免于冻馁。吴永此人十分钦敬李鸿章，其口述回忆录《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记录了李鸿章与他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那时李鸿章已是人生暮年，回首宦途不禁感慨万千，愤激地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又曰：“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
在这里，向来自负的李鸿章令人惊讶地流露出了一种人生失败之感，而之所以如此，他当然不会认为是自己才识不足，而是归咎于办事多遇牵制，以致未能尽才，自己主持的国家大事，也为之“阻挠不少”。牵制自己的力量，李鸿章则直指清流，比之于明末国家将亡时仍然大闹意气的东林党人，说他们少不更事，不考究实际，但求立异鸣高。李鸿章此处所说的言官升任封疆后，即对言官态度大变者，当隐指张之洞。张之洞当上封疆大吏后，不仅明里暗里和过去的清流朋友划清界限，议论也平实得多了。对这种转变当然不宜乱下道德判断，而应考量其身份之变化。不言而喻，“看人挑担不觉沉”，一旦自己亲自去挑担，感受又怎么会一样呢？
吴永记录的李鸿章的感慨可以说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在其书信中，他就曾多次对朋友发牢骚曰：大臣在前面办事，言官们拿着笔跟在后面指责这挑剔那，事情怎么能够办好！
在李鸿章看来，言官谏官等清流们的最大弊端有二：脱离实际和泥古不化。检视史料，意外的是，对清流的这种认知并非李鸿章一人而然，在一些被后世公认为思想开明的先觉者、改革者那里，“守旧”几乎成了清流们一张无法摆脱的标签。
著名古文家、李鸿章幕僚吴汝纶在书信中感叹：“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
曾国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在日记中把清流分为上中下三种：“上焉者，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悬虚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从而诋毁之，以忌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此处曾纪泽揭破了一个事实：名为清流，实则成分复杂流品不一。既有好名之徒，更有为了派系利益宁愿作违心之论的人，也不乏为了谋取私利而刻意诋毁他人者，而在曾氏看来，把这些名不副实的清流排除在外，清流之最上者，也不过能“自守”而已。
精通洋务、最早倡议向西方文明学习的郭嵩焘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清流党首领李鸿藻，他在致友人函中愤慨地说：“李兰荪（李鸿藻字兰荪）之意，竟欲东讨日本，西击法郎西，直不知其意欲何为？当国二十年，乃有此昏谬，覆国亡家有余。徒与一二无知少年，肆口狂论，自命清流，而使元勋宿将，慨然流涕，以求引避，能不寒心？”又曰：“数年前在京师即知高阳（此指李鸿藻，因其为河北高阳人）必误国，今始验也。”
……
然而，一个容易为人忽略的事实是，李鸿章所痛恨的言官，多为其未能收买者。像对宝廷等人嬉笑怒骂的李慈铭也点过翰林，也喜欢大言高论，但其笔下从未拿李鸿章开刀，自然不在李鸿章痛恨之列。而李慈铭之所以善待李鸿章，实因为后者对他多所笼络也。从李慈铭的日记中可知，李鸿章除了给过他一些优差，每每到京公干，李慈铭都会和其他穷京官一样上门大打秋风，蹭点银两来花。
专司言责的人能够做到不被收买，是否应该承认，真正的清流，其人品和气节仍然有可取的地方？清流固然常常不知变通，但其迂执的议论最后发生作用，怎能独怪于他们？如果不是由于执政者缺乏主见和定见，又因为对出现权臣的危险过度敏感，隐藏着利用言官谏官对大臣制衡的心理，清流的一些高调又怎能进入决策层，乃至对国事产生负面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批不畏权势、勇于言事的清流们，大吏们的气焰会嚣张得多，晚清政治也会更加污浊。
回到本文的主角宝廷。据《花随人圣庵摭忆》所记：“竹坡先生之贫特甚，罢官后，徜徉京西诸山间，得诗数百首，春寒如严冬，而着袄袍，面破棉见。……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闻先生殁时，无以为殓。”
“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作者的这种感喟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引起强烈的共鸣。无论如何，我愿意对宝廷等那些真正的清流们保持一份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