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各自打算盘自

从“洪杨之乱”以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没有完全好转，又遇到现代化转型，确实处处都需要银子。朝廷手里能动用的流动资金，以“关余”为大宗，封疆大吏们想办事，眼睛也都盯着这笔钱。

李鸿章和左宗棠，均是位高权重、雄心勃勃，想干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那时办洋务、建水师，包括打仗，有点像时下地方政府超过经济承受能力大搞形象工程。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让形象工程上马创造政绩，就得自己想办法筹措部分资金。方法是现在仍被广泛运用的——企业垫支，政府埋单。对于胡雪岩而言，这显然是一笔利润丰厚的大买卖，更可助左宗棠捞到更大的政治资本。此时，胡雪岩为左宗棠找到了一条筹饷的新路子：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这种贷款没有抵押，由政府担保。担保人是通商口岸的海关，审批人是各省巡抚。各省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一定会将款项加利息归还给外商。这为左宗棠解决了大难题。

办起事来，如果只是手拿朝廷批文，伸手向东南沿海五省要钱，肯定靠不住的。各省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财政非常困难，付款不可能及时，要是先把银子拿到手里，让各省慢慢去还贷，最为稳妥。

借外债打仗，在清廷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不合祖制。但国库空虚，战事要紧。朝廷权衡之后还是同意了。这件事的操作，左宗棠不便出面，胡雪岩当仁不让。他早已步入洋场，跟上海滩那些洋行大佬们混得很熟，由他出面，当然是马到成功。从这时起，胡雪岩就充当了政府借贷外债的经纪人。经手这么一笔巨款，中间的好处不言而喻。当时上海向中国人放贷的洋人很多，给中间人的回扣颇为丰厚。

如1877年的借款，出现四种利息。汇丰银行年息10%，左向清廷呈报时，改为月息1%。这样，年息就变成了12%。其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词，每月加息0.25%，折合年息为15%。遇闰年，则达年息16.25%。几种洋债利息，高的年息18%，低的年息9.75%。当时，刘坤一致书左宗棠，以为借洋款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两之多，当为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不可频频举洋债。左宗棠冷笑，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高息不但能速集巨款，满足军用，还能迫使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有洋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不敢拖欠，左宗棠不用求人，督抚们自会上紧。与此同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各省，财政是有限的，如果支付了高息，也就是把有限的资源一下子给了左宗棠，也就没有多余的银子支援李鸿章了。左宗棠利用“洋债”把朝廷有限的资源吸收到了自己这边，李鸿章自然叫苦不迭，北洋水师第一次购买外国巡洋舰是在1879年，而大规模购置军舰则是在1880年之后，就是这个道理。

左宗棠借英国人的银子，还有一层意思——以夷制夷。李鸿章求和，多半要跟赔款打交道，左宗棠主战，战场上“以夷制夷”，先发制人，借洋款来打洋人。西征，借英国人的款来对付俄国人。英国人为什么借款给左宗棠，就因为他对付俄国人，那时，英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俄国人。为防俄国人南下地中海，英国人扶持土耳其；为防俄国人东扩至太平洋，就鼓动日本人；为防俄国人南下印度洋，他们欲与中国联手。因此，西征借款对于英国人来说，既有商业利益，又有国家利益，而左宗棠以高息且高调方式向英国银行借款，那是做广告，西征得到英国人的支持。

左宗棠在汇丰银行贷款，银行本身并非贷款主体，它只是债券经销人，替中国发行国债，因此，每一笔西征借款，都以债券形式在市场上公开销售，通过发行债券，左宗棠西征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凡购买债券者，主观上虽未必都支持西征，但客观上，高息使他们以购买债券的方式投了西征一票，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及其地缘政治空间。

左宗棠把高息作为最好外交手段，他借英国人的钱来遏制俄国人。因此，中法战事一起，左宗棠欲如法炮制，以高息“绑架”英国银行，跟他一起投入到战争中。

高息也给胡雪岩留了回扣空间。银行发行债券，年息8%，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不算回扣，仅利差就是一笔巨大的利益。胡雪岩是独立商人，以利润为生命，左宗棠自己领兵打仗尚且要饷，胡为他筹饷，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左宗棠只好擅自作主，让胡雪岩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了。可胡雪岩万万没有想到，吃利差和拿回扣，成为日后对手置他于死地的要害。

高新技术产业战

1882年1月，胡雪岩给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他说自己为此可动用的资金在一千万两以上，这笔巨款几乎可以买下李鸿章过去十年辛苦创办的全部洋务企业。最让胡雪岩费思量的，是官场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果然，李鸿章和他的搭档盛宣怀，在电报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建议清政府架设线路，叫外国人掌握中国的电信大权，不仅丧失利益，且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不约而同都有了这个念头。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于是，左宗棠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局。李鸿章得知后十分生气，盛宣怀却指出，左宗棠贸然提出开办电报局，必成众矢之的。果然，慈禧太后对电报这个新鲜事物拿不定主意，守旧大臣群起反对，电报之事就被搅黄了。

此时，盛宣怀拉上太古洋行的郑观应，在李鸿章的防务区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了一条电报线。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等宗室大臣到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信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设立电报局的计划很快被奏准。

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

做期货叫板国际资本

在李鸿章和盛宣怀的阻挠下，胡雪岩办洋务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之后，胡雪岩把自己的全部资源投入了生丝期货。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这使得中国传统手工缫丝业濒临崩溃。洋商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517两，到1875年，已下跌至285两，再过八年更暴跌至200两。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胡雪岩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博。

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着激烈的较量。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

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权。

1880年前后，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看准时机，1882年5月，生丝出产之时，胡雪岩出手了。胡雪岩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果然，市场上5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八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两万包”。胡雪岩见丝就收，近乎疯狂。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

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两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近四成。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

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赫德二十八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与胡雪岩比起来还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八百万两白银，谈判后，同意加到一千万两白银。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以致丝价大跌，几家大型丝商破产。

胡雪岩的处境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变得非常脆弱。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废掉”胡雪岩。

信息战和信心战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天下皆知。左宗棠收复新疆，其声望与地位达到顶峰。李鸿章发现，左宗棠之所以能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是因为胡雪岩在后面的支持，所以提出“倒左先倒胡”。1883年，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当李鸿章得知胡雪岩要耗巨资打生丝大战，而左宗棠又不在两江的消息后，就与盛宣怀筹划置胡雪岩于死地。

胡雪岩丝毫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李鸿章和盛宣怀的陷阱。胡雪岩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处处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由于盛宣怀掌握着电报局，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阻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当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积压在蚕丝上时，正好赶上要支付军费，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八十万两。和往常一样，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时也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补上。若在平时，这八十万两银子根本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只好眼巴巴盼着上海道协饷能尽快到账。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二十天。

胡雪岩等不来这笔救急钱，汇丰银行又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开始催款了。按理说，八十万两银子对胡雪岩来说也不是大钱，可因为和洋人叫板，胡雪岩已经得罪了洋行以及整个买办集团。当时号称“洞庭山帮”的买办领袖席正甫，正为汇丰银行工作。在他的策动下，整个上海滩竟没有一个人借胡雪岩银子。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八十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贷款，阜康银行库内正好缺乏现银。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胡雪岩急忙赶往上海催办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邵友濂得到风声躲出去了，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适逢中法开战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局动荡，胡雪岩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周转失灵。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渡过难关。无奈大势已去，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黑手竟是盛宣怀。

正当胡雪岩的“阜康集团”轰然倒塌时，1885年初，左宗棠的楚军在西南边陲获得“镇南关大捷”。李鸿章却罕见地在世界外交史上搞出一个特例，以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新约》。左宗棠辛苦取得的胜利，竟被李鸿章送给了法国人，他愤恨地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1885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病故。这时，李鸿章又上了一道足以置胡雪岩于死地的奏折——奏折中声称，胡雪岩向洋鬼子借高利贷，吃了朝廷的回扣。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下令一查到底，胡雪岩被抄家、革职。从此，北洋、淮军系压倒了湘军，李鸿章和盛宣怀这对政商新典范笑到最后，控制了大清帝国的主要财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