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隶属万绥镇。唐朝以前, “万绥”是写成“万岁”的，因为这里出了齐梁15个皇帝，史称“齐梁故里”。据说唐太宗登基后，发现这江南居然有个地方叫“万岁”的，而且帝皇之气犹甚。太宗心忧，就把“万岁”改成了“万绥”，同时兴建了一座形似巨大印章的正方形“东岳庙”，以震慑这股帝皇之气。

“东岳庙”里供奉的是“大老爷”黄飞虎。“东岳庙”每年要举行两次庙会。一次是农历三月廿八，是“大老爷”的诞生日。另一次是农历十月初六，是“大老爷”出会的日子。

后来这庙会渐渐演变成农贸集市。尤其是三月廿八。这天正好在农忙前夕。四村八邻的村民们，便在这天肩挑车推，带着自家的农货农具，镰刀扁担，赶来万绥交易买卖。

这一天，也成了外地的亲友们来万绥串门的日子，尤其是从万绥嫁到外地的。我们万绥人在这一天也要割肉买菜，穿戴整齐，来迎接亲友们的到来。除了过年以外，三月廿八这天，我们不仅能又见到亲戚们，还能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吃上一顿白米饭，甚至红烧肉红烧豆腐。所以过了元宵节，我们小孩就开始盼着三月廿八。

大概是1972-73年吧，我上五年级。“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着。我们公社的党委决定，要废除万绥三月廿八作节的旧风俗。

于是，三月廿八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公社大队小队总动员，红卫兵红小兵齐上阵。高音喇叭，横幅标语，“三月廿八不作节”的口号声，铺天盖地，热闹非凡。

我们“红小兵”自然要冲锋陷阵了。在三月廿八的前几天，我们就打着横幅，到各个村里游行宣传喊口号。当然还得做父母和叔叔婶婶们的工作。虽然自己心里也嘀咕，到嘴边的肉又没了。

三月廿八这一天，我们早早来到学校，接受任务：中学生去村里游行挨家挨户检查；小学生去拦路拦桥。

我和我上三年级的弟弟华，被分配在一个小组里，去拦守罗妃桥。

我们小组的十来个小人，都是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的小学生。平时大家也都很熟。大概因为我是五年级的吧，我当小组长。

罗妃桥在万绥镇南面罗妃桥村的北面。据说是梁武帝萧衍的一位罗姓妃子曾在这里住过，梁武帝并为她修了一座石桥。这个村后来就叫罗妃桥村了。

罗妃桥有一长多高，桥面是四块一尺多宽，一丈多长的沙皮石。这是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每次走过，我们都有些害怕。好在沟不宽，桥不长。

我们把“三月廿八不作节”的横幅插在桥南桥北的路上。把从学校搬来的长凳，堆放在桥的两端，把桥给堵死。“红小兵”们分成两拨，占据了罗妃桥的两个桥头。看到有人从路上走过来要过桥，我们就先要盘问是哪里人。如果是我们万绥的，就放他们过桥。如果是外地的，我们就把他们围起来，大家一起举着胳膊，高喊“三月廿八不作节”，逼他们回头是岸。

虽然我是小组长，对这样的活动我提不起精神来。把大家分好小组，用长凳堵死路后，我就坐到了桥边一棵树下，背靠着树，打起盹来。耳边口号阵阵，有时甚至对骂声声，我还是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春困困死人了。

突然，我弟弟华过来把我推醒了。我一看，桥的北头，四五个“红小兵”围着一个推着手推车的老人，在振臂高呼，“三月廿八不作节”，“三月廿八不作节”。

我一看，哎呀呀，那个老人不正是我和弟弟妹妹最敬重最喜欢的“路远公公”吗。

在我们那，“公公”是“外公”的意思。我家的这个“路远公公”，其实是我妈妈的“寄父”，大概相当于西方的“God Father”吧。他住在离我们万绥18里路以外的大桥镇。我的亲外公，“银泉瞎子”，是我们村里的。他眼虽瞎但脑子好使。夏收秋收后，他趁粮价低时收进稻麦。等粮价高时再卖出去。在大桥镇开粮店的“路远公公”就是他的客户之一。一来二往，他们两人很谈得来。于是，就让我母亲认了个“寄父”。

我家几乎所有的亲戚，奶奶的娘家，妈妈的娘家，姨夫姨妈家，姑妈家，全都在一个村里，更不要说亲叔叔和一大堆的堂叔堂伯了。唯一一家离得远的亲戚，就是我妈妈的这个“寄父”家。所以我们习惯叫妈妈的寄父为“路远公公”。

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但在我们小孩看来，这说得一点也不对。所有亲戚里，我们小孩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路远公公”。那时，“路远公公”已经60多岁。他身材高大，身板笔直，鹤发童颜，永远是笑哈哈的样子，一开口总是笑声朗朗，长得和年画里的老寿星一模一样。他家屋后是一条小沟，屋子周边是大片大片的毛竹园。他儿子在上海工作，家境比我们家要好许多。“路远公公”烧得一手好菜。什么油焖豆腐，油面筋塞肉，油焖鸡蛋等，只有到他家做客时我们才能吃到。但因为离得远，只有过年拜年时我们才去他家一次。

我一看，赶紧起身，冲过去高兴地叫起“路远公公”来。“路远公公”也朗声笑了起来。他的手推车上放着几个新的竹篮。我知道，那是给我们的礼物。每年这个时候，“路远公公”都要给我们小孩送割猪草用的竹篮。

其他几个“红小兵”还围着“路远公公”不放。我说，快放行。可他们好像不乐意。

我生气起来。都是什么些虾兵蟹将，还不听话。我也懒得和他们再说了，就转过身来，抬脚把那些拦在桥头的长凳踢翻踢远。我弟弟华也过来帮忙搬开这些长凳。

“路远公公”笑哈哈地推着车过了桥。几个“红小兵”一边重新排长凳，一边嘟嘟囔囔有些不高兴。我也懒得理他们，就又跑到树底下打盹去了。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缺吃少喝的，我上小学中学时，整天犯困。有时在课堂上被老师叫起来，站在那，我还是困得前仰后翻。

中午放学回家后，村里还有些”红卫兵“在游行喊口号。我们就把门关上，陪着“路远公公” 吃了顿白米饭和红烧肉。

我前两个月回老家时，老家的乡政府已经正式决定，从今年起，十月初六不再作节了。种地的人少了，乡里不少村庄也被拆了平了，没多少人赶集了。但三月廿八还照样作节。我弟弟华对我说，你还记得那次“路远公公”来过三月廿八吗？你发起火来，把桥上的长凳都踢翻了。

是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