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纪的四十年代，芭芭拉出生在一个来自东普鲁士的、居住在德国中部的玛堡的德国家庭里。听说，那是个近着罗曼蒂克的莱茵河中游的好地方，是个美丽而安静的小城。她和她家的孩子都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一个大而不尖、高而不耸的严肃的普鲁士大鼻子。这个鼻子到年龄渐大以后在芭芭拉脸上变得很突出，使得她的脸上常常都有一种严肃以至于严格的神情。 在她小时候，德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德国大地遍地破烂。德国人很穷，家里有时会不够吃。爸爸妈妈有时会发愁到哪里去找钱，小孩子穿着大孩子穿下来的旧衣服，这都是芭芭拉和那一代德国人共同经历过的故事。那时候芭芭拉是个疙瘩不过的小姑娘，她不能用别人的马桶，要不然会尿不出来。所以妈妈总很少带她出去，如果带她出去，就得同时带着她的小马桶。芭芭拉在那时就开始练习憋尿，也有憋得直打哆嗦的时候。 五十年代，芭芭拉家随着欧洲整体经济在战后的复苏开始富裕起来。那个年代的欧洲人好容易熬过了战乱的贫穷颠沛，开始一砖一木地盖起了新房子，挂上了新窗帘，在街边的咖啡座里铺上了印有鲜花的桌布。多么香的咖啡多么香的长枝玫瑰，人人在天天向上的生活中长长地舒开一口气。芭芭拉上学去了，在那个年纪，女孩子比男孩子成熟的早，常常是女孩子爱上了胖乎乎不懂事的男孩子。女孩子满心满心的寂静之情。 六十年代，芭芭拉进入玛堡大学学习亚洲文明和日语。在玛堡大学她认识了一个来自台湾的青年，他参加了高雄的暴动。农民和学生的暴动被国民党镇压下去了，他逃过追捕来到德国读书。后来，芭芭拉和这个男孩子结了婚。 六十年代在欧洲，是一个青年人伟大的时代。富裕的青年在欧洲大地兴起了反抗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及反抗传统的学生暴动。学生们上街游行，学生们和警察大打出手，学生们唱着新兴的强劲的摇滚乐，唱着列侬的歌：“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 德国的青年在那时方才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相，愤怒的青年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教科书、报纸和面容平淡的或者严肃或者慈和的成年人。他们叫着要把真相告诉孩子，要把传统通通推翻，让孩子自由地尊严地成长。 芭芭拉就天天走在这样的游行队伍里面。时隔三十年，有一天我和芭芭拉到她的一个朋友家吃饭，朋友从西班牙度假回来，带来了口味不同的起司和西班牙的甜薯。大家在厨房里吃着，一抬头，看到厨房的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报纸。报纸上是六十年代的毛泽东，透过千山万水，在德国人家的墙上对我微笑。 芭芭拉笑起来：“海克和我，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学生运动的时候，你们的毛泽东被许多欧洲青年崇拜过。在这里，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反传统的英雄，他的像章也有人在衣服上挂过。在柏林，还有书店专门卖他的著作。” 芭芭拉的朋友海克对毛的画像挥了挥手，说：“有三十年了，他是我们的过去。” 由于学生运动中学生们高呼的用全新的态度教育儿童；由于学生们要上街游行，学生的孩子没有人管；由于芭芭拉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漂亮的黑眼睛男孩子力星，芭芭拉和朋友们在一起开了一间尝试用新方法来进行教育的幼儿园。她不相信传统的德国教育，也不相信曾经欺骗过她的教育系统了。 在她的照相本里，还留着在玛堡的幼儿园的照片。发黄的相片里有着那时欧洲灿烂的阳光，小孩在木头的滑梯上玩，在院子的沙坑里造着会塌的房子。一群群年轻的幻想着改良这个渐渐富裕而乏味起来的社会的大学生，壮志凌云地凝视着前方。他们穿着六十年代的衣服。芭芭拉在微笑着，她梳着顶部高耸的长发，黑白的照片上看不出她年轻时头发的颜色。海克那时正和他的父亲因为代沟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和父亲断绝了来往。 那个时代的青年，是骄傲的青年。“年轻就是一切”，这个口号响彻整个社会。想当初，青年们蓄着叛逆的长发，中年人只敢悄悄地循序渐进地步步加长自己的头发，这是何等的气概。 芭芭拉在那个大时代里开着一间儿童书店，她说从此要做一个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人，把整个真实的世界交到孩子的手里，让他们认识真实的世界，开始真正的人生。在发黄的相片上，芭芭拉抱着小小的孩子，从大街上走进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七十年代，芭芭拉生活在西柏林，她关掉了玛堡的幼儿园随丈夫来到西柏林，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间小书店，它的名字叫克鲁茨堡儿童书店，这时时代又已经变了。 学生运动已经过去，列侬和滚石乐真正的精神，那种狂飙青年横扫一切的豪壮渐渐被生活腐蚀，成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商业手段。当年的青年进入了生活，生活不能避免地富裕起来。慕尼黑天空蔚蓝，街道干净，教堂里装饰着鲜花，街道上停着越来越漂亮的汽车，城堡里修缮一新，在夏天的傍晚演出古典作品的音乐会。当年的青年领着幼小的孩子散着步，随手采一丛路边紫色的丁香，偶尔想，这种生活是否是大学时代所反对和蔑视或者是惊怕的呢？树林蓝天咖啡的清香以及整个看上去美好的生活象打得雪白的膨起的奶油一样扑起一倒，就把这些疑问遮没了。 这时芭芭拉的父亲告诉她一句普鲁士老家的谚语：“二十岁之前，你的心没有热过，你就没有生活过；二十岁之后，你的心还是热的，你就有一点傻。” 德国这个民族，好象是个一直要用手去试心的温度的民族。很早很早以前的豪夫，就写过一个石头心、胸口冰凉的人。 其实生活才是那只左右你的心的温度的手，当你离它远的时候，常常你的心都是热的；当你离它近的时候，就象接近了雪柜，常常那温度就会凉下来。 而且是很难挡得住的一只手。 这时候芭芭拉的孩子上小学了，芭芭拉的丈夫在柏林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想起慕尼黑碰到的一个人，慕尼黑是一个美丽富有但又说不出来的乏味的城市，象桃红柳绿大胖儿子的农家年画般完美的城市。有一个休假日我到城市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啤酒花园喝啤酒，就一个人。我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啤酒是最具有巴伐利亚风格的，排在我后面买啤酒的一个男人帮助了我，然后我们共同找到一张有空位的长桌，他把带去的报纸推到一边去和我聊天。 我的经历如此简单，所以一会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帮我强调了一下：“你虽有工作不愁什么，但一个亚洲人远远地跑到欧洲来，还是很孤独的。” 接着他就说他的生活。 在六十年代他是个大学生，在慕尼黑大学上学，还是个学生运动的领袖。在街上和警察打架，没事会高唱甲壳虫乐队的歌，喊着“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的著名口号，拒绝富裕的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当时的慕尼黑，就已经是这种生活的全德国的样板了。从他是大学生的时候开始，他就想离开这个城市到别处去，但他没有做到。 如今他变胖了，他点点他的大大的脸和变小了的眼睛，说：“这是因为胖了，从前我不是这样的。”他一直没有离开慕尼黑，并跟着这座年画一般的城市一起变富。他开了一间电视公司，制作节目出售给私人电视台。他到西班牙买了一所别墅，他喜欢温暖的南欧，那里地价便宜适合置地并且有种奢侈昏黑的享乐气氛。他如今不再和警察打架，而是个标准的三十岁以上的中产阶级，开一架德国产的跑车而不开日产汽车。 他用大杯子碰碰我的，说：“为学生运动干杯。” 接下来他说喜欢中国的菩萨，看上去那么平静和不在乎，他在自己卧室里就放一尊金像：“那种非常胖的裸体的神，脸上哈哈大笑着。”我点点头说：“是如来。”（按：搞错了吧？如来还是弥勒？好象不懂东方也是某些伪小资的标志，西方他们又懂多少也是个问题） 接下来他说他离了婚，孩子和财产分给了太太，他是独自一个人。 接下来他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英国花园，离这里开车过去才五分钟，那里有一座中国塔，让我去看看那里的塔是不是真正的中国塔。 我看看他的眼睛，那只变小变灰的眼睛躲闪了一下。 我说不。 他点点头，继续喝啤酒。他拿起他的大杯子对我举一举，说：“为巴伐利亚的蓝天干杯，这是全德国最蓝最干净的蓝天了，为了这样的蓝天，许多德国人都愿意住在慕尼黑。” 把啤酒喝光以后，他站起来说：“真的吗？你肯定吗？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吃晚餐，我请你到以萨尔河边上的传统餐馆里去吃巴伐利亚烤猪，那里常常有日本人。” 我说谢谢，不。 他拿了报纸说：“我得去找厕所，喝得太多了。”他灰色头发的头，在喷泉那儿闪了一闪，就消失在彼得教堂边的石子路上了。 突然想起来，留在心里的这幅不经意的情景：那灰色的头发和闪烁着阳光的如珠的喷泉有着一种悲哀。他也是芭芭拉的同时代人呐。在他炒房地产的时候，芭芭拉开着车，将采买来的书放到她的书店里。 她的书店实行一种共产主义制度。每个人不是按照工作的多少获得工资，而是按照这个人的需要。这个书店里除了她是全职管理者以外，都是有着自己一份正式的工资和正式的收入的人。但芭芭拉丈夫养家的钱足够了，芭芭拉就在书店里收几百马克的工资。 她的书店里卖她认为是真正有意义的儿童书。比如她卖安妮的书，那是个被纳粹杀死的犹太小女孩（严格的说，安妮•弗兰克是病死在集中营里的，不是死于毒气室，不过说她是被纳粹杀死的并不错），她在一个阁楼上和几户犹太人家一起藏了几年，就像童话书里的在秘密的夹板里生活的小人一样，在那样狭小的阁楼里，她度过她的青春期，记下她的日记。在盟军就要打到德国，大战就要结束的时候，她和那些人被纳粹发现了，几个月后，安妮死在集中营里。后来安妮的日记在德国出版，到过芭芭拉书店并买回这本书的德国金发的孩子，再也不会象从前那样对纳粹德国的话大吃一惊了。 比如她卖了一本关于性的图画书，那是一本用稚嫩的笔法画的小孩子看的书，给小孩子画出了爸爸妈妈怎样创造一个小孩的全部过程。图画书上裸体的爸爸和妈妈，用真实而可爱的样子造爱和爱抚，那是芭芭拉书店里卖得相当好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不远处，有一些椅子还有一小罐糖，小孩想边看边吃，想坐下仔细看，都是可以的。从那里出来的小孩子都知道自己不是鹳鸟啄来的，不是上帝用泥巴捏出来的，也不是从妈妈的肚脐眼里爬出来的；也都知道爸爸妈妈因为有爱情，他们彼此拥抱彼此亲吻，然后才造爱。这样的书这样的爱情也都可以一边吃糖一边懂得。 比如她卖一本写土耳其孩子的书，土耳其人在德国经济起飞的时候，被大批招进德国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不足，然后他们就留在了德国，然后就在今天的德国碰到排外的事。用德文写成的土耳其孩子的故事，是德国孩子看德国并学习懂得为别人设身处地想的第三只眼睛。 这就是的芭芭拉书店，有一间隔离出来的小小儿童阅览室的书店，那间孩子秘密的所在，是为了孩子可以背靠一个安全的角落静悄悄地看书并且想一想自己的心事。读一本严肃的书，孩子象所有的成年人那样，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她的书店里不卖好卖的动物饲料，那种乐融融傻乎乎、笑完就算的书。那是儿童书中的畅销读物，在超级市场里和糖这样的商品一样打上条码卖。 她的书店每个星期四晚上，从六点多到十二点，是店员学习的时间。在这个晚上，他们彼此交流读过的值得读的儿童书，做图书推荐目录，准备进书和向家长老师学校图书馆推荐有意义的好书，交流到世界各地参加图书展的情况，讨论儿童读物的问题。 这一时期，芭芭拉的孩子力星正从一个漂亮的混血孩子长成一个漂亮的混血少年。他上了小学，有时候他不做功课，老师让力星带回来一个字条，抱怨力星没有按时做功课，芭芭拉在老师的字条下面写：“你是老师，你应该让他做功课。我是妈妈，没有管他做功课的义务。” 芭芭拉的功课是尽量帮助孩子理解家里所有的事情，让孩子参加到家庭的核心中来，在孩子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不给他加任何压力而使得他想到芭芭拉他们这一代高呼过的字眼：代沟。 芭芭拉家里常常有儿子的小朋友来玩，他们在玩的时候可以使用家里的厨房。小朋友中有一个孩子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他喜欢的，就会吃个精光，再响亮地嘬一嘬拇指上的汁。所以轮到芭芭拉也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西班牙的油梨，她会及时到厨房去藏起来一些，她说：“那些我也要吃的啊。” 八十年代，芭芭拉常常和丈夫领着孩子到西柏林境外的森林里去散步。那是冷战时期，离森林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波茨坦绿桥，那是东西方的最边缘，两大阵营被捕的高级间谍都是经过这座桥交换的。森林里有蘑菇，有一种非常小的蓝花，叫勿忘我。 八十年代，芭芭拉开着她的儿童书店，成为柏林儿童读物促进会的理事。这个年代是德国的儿童读物不停地描写战争罪恶，检讨法西斯对人类带来的灾难的时代，也是商业性的儿童读物走向空泛的年代，那种新奇而轻软的读物破坏着儿童读物是为了思考的习惯。芭芭拉的书店里的每一本书，在上柜卖之前，都必须先经工作人员读过。 回忆起这些，芭芭拉说：“永远不要用不真实的生活的描写去欺骗儿童。”那个时代，青年已经沉寂和冷漠起来，“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和“年轻就是一切”的口号已经听不见了。滚石乐队最初刺耳的乐声，对观众的仇恨和嘲弄，面对观众在台上小便的大不恭气概，已经开始演变成了刺耳的迎合，对观众的谄媚，披金挂银领导观众的时尚的口味的取宠的迈克尔•杰克逊。那是一个红尘万丈而来的时代，没有太多的理想，也就没有太多的幻灭。芭芭拉看到心满意足的工人，开着招摇过市的德国产的大车，富贵逼人地款款前行。 那个时代，芭芭拉的头发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灰色的。她整壶整壶地喝茶，喝咖啡，仍旧吃很多的蛋糕，总是觉得自己银行里有三千马克的存款就心满意足，因为小时候看到妈妈为钱发愁，现在自己到了妈妈这样的年龄有这些钱，很多似的。她仍旧可以憋一天不上厕所，一旦去到厕所里，可以尿一个“长长的长长的大尿“，芭芭拉指着自己的小腹，想到小时候的情景。 细想起来，这世上一代一代的人，都是怕老的，那句“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的口号，也许从人本上说，是来源于青年对老年的惧怕、憎恨与骄傲。更不要说女人。 柏林的女用化妆品整楼整楼地卖。在这个年代，芭芭拉进入了四十岁，脖子上开始有了褶皱，爱喝葡萄酒的她，在酒中又亮又蓝的眼睛，照亮了眼边深深的皱纹。听说这个年龄的女人会紧抓住两样东西：化妆品和爱情，也许她们会象选择化妆品一样选择一个可以重新振奋她的新的爱情，那是她心灵的化妆品。 我从没有问过芭芭拉的四十岁是怎样度过的，从来没有想到过去问。我猜想芭芭拉是个爱家的人，她曾说她和丈夫“工作”得很努力，想要三个小孩，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能再有小孩。 那时芭芭拉常常在家里铺满了地毯的地上小跑着去拿东西，有时是一本书，有时是一瓶酒，有时是一束花，有时是把脏衣服塞进大竹篓子里。在拐进走廊的时候她会在空中来一个急转弯，这是她每星期去打排球练出来的。她是个在家里欢快地小跑并一跃而起在空中急转弯的女人。 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内心安然并且如同她表现出来的那样欢快坚定、充满了理想主义地度过她的八十年代，但她那时是个象美洲豹一样轻捷有力的成熟的女人，她懂得生活，听上去象一个榜样。 九十年代的时候，我见到了芭芭拉，在慕尼黑。见到她的普鲁士人的大鼻子时，我想起在上海开一个国际儿童文学交流会议的时候曾见过她，她在发言中谈到了她的书店和书店的管理方式，那种准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式。记得当时坐在我旁边的记者正和我聊天，他并不喜欢儿童文学，对红卫兵非常反感，他停下聊天听了一会儿，说：“德国人太富有了，闲着没有事，玩一种共产主义理想。” 芭芭拉邀请我去柏林，去看看她的书店，和那个比慕尼黑要生动得多的城市。那次是在慕尼黑装饰着鹿头的巴亚餐馆里，她说：“慕尼黑这地方富有而乏味，就象一个大乡村，这里的气氛保守而自满，你应该看到更多的德国。” 后来我当真到了柏林，那对我仿佛是一个从富贵逼人的商店到自由自在的街头咖啡座的过程，我简直爱上了Pankow的咖啡座，那个小小的被夕阳照着的，面对着一尊旧水塔的咖啡座。绿蒙蒙的小桌摇摇晃晃的，一不小心，咖啡会从洒满了阳光的大杯子里洒出来。在那里我想起了曾和我一起在玛琳广场的啤酒花园里喝过啤酒的那个人，觉得他真的也是可怜的。 是在这个城市里我懂得了还有一种对富有而乏味的生活的反抗方式。在九十年代，变成了沉默的对主流社会的努力的游离。最初到柏林的时候，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故意穿的破破的，牛仔裤露出半个底裤来的年轻人，摇晃着金色马鬃般的长发昂昂而过，忍不住要微笑出来。 52岁的芭芭拉，有一天从起居室小跑着进入走廊，为我拿来一份柏林地图。她点给我看我要找的Oranien Burger大街。在慕尼黑的时候，怕老的德国孩子再三为我推荐这个地方，一到夜晚一块儿出去喝点什么，一个两个三个，在城市中心形形色色的酒吧里转着，集体想念柏林东头的这条街。Oranien Burger大街，原先是近着菩提树下大街的犹太人居住区，那里有柏林最大的犹太教堂，圆圆的大金顶。二次大战时这里的犹太人差不多全被杀了，在这个街区留下了不少无主的空房子和突然荒芜下来的神秘而感伤的气氛。这使得穷艺术家渐渐聚集在这里。 穷而先锋的人们给这里带来的是颓废的浪漫，艺术，酒，毒品，反抗金钱的理想主义以及性。渐渐地这里成了青年人的地方，在社会和生活面前感到了压力的年轻人周末到这里来喝酒。年轻的妓女理直气壮地穿着巴掌大的行头走动或阻街，街上走着各种各样的朋克，街边开着不那么优雅不那么富有不那么良辰美景的年轻人的小酒馆，破破的冰箱当成吧台，调酒的小姐涂着黑唇膏，墙上喷着嚎叫的大红嘴，震耳欲聋的滚石乐。失望的青年，无奈的青年，不想被富有而乏味的生活淹没掉，竭力想抓住年轻的青年，在这里喝着慕尼黑啤酒听着英国歌吃着土耳其牛肉卷，思考着是否应该进入这个充满了钱和每日生活的社会。 在半夜里，Oranien Burger大街上充满了年轻时代生动而混乱的气息。 有一次我约芭芭拉一起去那里，我说：“那是我们所说的不良少年出没的地方，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芭芭拉说：“我没有问题，我会到街上看看，但不大会去酒吧。我愿意看，可以看，只是不知道里面的年轻人会不会有一点奇怪，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后来芭芭拉到那里去了一次，问她感受怎样，她说年轻人总是这样，喜欢新的，喜欢反抗，喜欢与众不同。六十年代反抗的是传统和成年人，八十年代反抗的是无孔不入的金钱和对金钱的欲望。 又过了几天，我在动物园广场附近逛街。突然发现了一家商店，橱窗里是荒芜的沙漠和破掉的牛仔裤。我走进去，里面播放着刺耳的滚石乐队六十年代的音乐。在那里我看到了破掉的牛仔裤，彩色的长围巾，短到胸脯的黑背心和黑色的唇膏，原来今天青年的时尚也可以在商店买到了。再看价钱，贵得惊人的价格，夏季减半价的长裙子，也是传统式样的一倍价。在那样的价码和服饰里走着，滚石乐队的嚎叫听上去更象是一种召唤，一种背景音乐，用于刺激购物。我的四周，晃动着沉默着的年轻人，披着金色的长发，或是极短的金发。 如今的青年，出于反抗金钱的破牛仔裤被钱转化为一种时髦。这个社会在六十年代已经懂得了年轻就是一切的道理。年轻变成了永远的时尚，欲望、钱和时髦统统向她索取，使得年轻不再是精神，而变成时髦；使年轻人的抗拒变成有价格的新流行。这样的年轻不再是狂飙突进的，就象喝到一罐没有摇匀的酸奶，忍不住边喝边问：是不是坏了？ 在震耳欲聋的滚石乐中，想到的还是芭芭拉。她可真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幸运的人，她把年轻的甜头一一尝遍，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