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运动全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由香港法学者戴耀廷与传媒大佬黎智英等人联合发起，仿效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旨在尽快实现香港普选行政长官，改变由中央直接任命的现状。“占中”概念最早于2013年提出，经过三次商讨，于2014年逐步行动化，先是高调举行“6.22全民公投”，后又上演“7.1游行”预演占中。与此同时，另一场声势浩大“反占中”运动也不甘示弱地在全港蔓延开来。两方你一拳我一脚斗地水火不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广泛的波及范围使香港社会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若要深层次分析“占中”运动的实质，牵涉到政治、地域、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因素，为避免文章过于深奥晦涩，本文不再这里做详尽解析，仅从一个普通旁观者浅显的角度去看待这两者的纠葛。



占领中环，yes or no？

简单来说，“占中”是一场有组织性、带有明显政治态度的权利运动，这点与“占领华尔街”有本质区别。其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策划详细，而非后者的松散结构和民众自发聚集可比拟的。“占领华尔街”没有具体目标，没有专人领导，仅表达对经济萧条、社会不公和政府不作为的不满，是一种现象运动，其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实践。而“占中”仿效的只是形式，它也可能是“占领维多利亚港”或者“占领青马大桥”，其特点是拥有一定受众面和参与群体，但最终目的是实现领导者的政治诉求。据香港媒体调查发现，如果“占中”人士要成功封锁中环，组织者需要动员逾2万人参加，或策略性地安排示威者聚集在一些主要路口。仅占领遮打道就需要超过1.1万人，若要让人群密集式地覆盖遮打道和德辅道主要路段，至少需要2.2万名示威者参与行动。

那么如此兴师动众的“占中”是否像戴耀廷等人宣称的那样是一种行使公民抗命行的非暴力为呢？就法律层面来讲，作为法学专家的戴耀廷和陈建民无疑抽了自己耳光。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世界任一国家瘫痪城市主要道路本身本就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违法行为，即使像“占领华尔街”这样后期发展到数十万人的游行抗议也未采取任过何破坏城市日常运作的极端手段。尽管披着“爱与和平”的外衣，一旦实施起来必将影响整个城市的功能，引发其与警方对峙并可能产生流血冲突的结果，“占中”损害的将是大部分港人的群体利益。作为特区，香港人民寻求自治和民主的呼声应当予以尊重和支持，但这种以牺牲大局为代价的博弈不应得到主张。当然左派人士会质疑破茧而出的改革需要激进革命的刺激，以短期内的损失换取长期的利益，正如中共革命在当时也被视作非法行为。在这点上我认为必须看到的是近百年前的社会形态和健全程度与今日高度成熟的现况不可同日而语。在经历了高速发展、成熟并且整体趋于稳定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阶梯型和螺旋型稳步上升的改革，而非直线型的腾空，所谓站稳了不易倒下，而跳太高会摔跟头。此外还了解到“占中”组织发动了大量青年人，尤其是在校学生为其呐喊拉票，蛊惑学生“今日唔出声，他朝被滅声”。这种妖魔化地树立敌我对立、煽动香港同胞对抗情绪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挑衅行为，“泛民主派”从一开始的政治反对派逐渐显露出其成反政权、反政党的本色。之于“占中”背后的目的，可能也不仅只是争取普选。由此可见“占中”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占中”会导致的流血后果并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其所期盼的是以此为导火线进一步增加港人与政府的对立面，动摇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控制。作为参与的学生，在未踏出校门之际便学会使用暴力进行抗争，无论对其性格还是心智的发展都将埋下危险的隐患。学生关心国家胸怀大志应是国家之幸，不应被少数人利用作为实现政治投机的工具。



“占中”风波已影响香港政界、商界、宗教、法律等多方面，分析人士直言这场风暴席卷下去将重创全港经济，而这并非无稽之谈。然而在普遍的社会结构中大部分利益集团都期望看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局面，因此形成“反占中”群体可谓顺其自然。在我看来 “反占中”和“占中”的目的其实一样，都为实现普选，但“反占中”反的是暴力手段和社会动乱。有人质疑“亲建制派”组成的港府在“反占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在幕后进行操控，其实就港府立场而言“反占中”是必须也是紧迫的。若任何诉求都可以跳过政府层面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岂不是造成社会大乱，即便号称高度民主的西方国家政府也不会坐视此类行径发生，民主决不能和极端划上等号。在普选问题上港人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但这至少得在基本法赋予的权利范围之内，否则立法何用，政府何存？

“占中”与“反占中” 不仅只是表面上“泛民主派”与“亲建制派”的斗争，更像是香港左右手的博弈，但最终伤害的是港人自身利益。双方一次次所谓的投票和游行都要占用巨大的社会资源，耗费大量的警力安保，买单的则是香港全体纳税人，如此折腾下去不出一年香港经济必然衰退，引发的可能是一系列连锁泡沫反应。另外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这条胳膊始终拗不过大腿，若中央政府介入，强行“占中”无疑将造成两败俱伤的最坏结果。为此本文劝告“占中”双方放下形式上的较劲，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把香港社会安宁还给港人，让社会资源得其所用，使香港得以继续走在中国发展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