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晚上十点多了，圣米歇尔广场上的热闹好像才开始。乐手们在玩放克，游人不断地涌来，广场边上的餐厅里外全满了，好不容易在靠塞纳河边的一家意大利餐厅等到了户外的餐位。要了他们的店酒先喝着，菜是有得要等了。

还是第一次远远地从这个角度看圣母院。

被射灯照得很亮的圣母院在夜幕中显得很唐突，游客的相机还在不停地向她闪射。在这样的曝光下，卡西摩多往哪儿藏？穿着黑衣的福楼罗神父能躲在哪根柱子背后呢？

邱岳峰先生是没处可安身了，才知趣地消失了吗？他留给影迷们一个永远的谜，留给他的弟子一个永远的混沌。

童自荣在电台主持过一个节目，让我去谈邱岳峰，谈谈他如何配反派，我不记得我瞎说了些什么。我对邱岳峰知多少？

1979年，我想拜邱岳峰做老师。美影厂的韦启昌对我很好，他是邱岳峰的好朋友。一天，他把我带进上译厂的放映室，富润生、于鼎、李梓、尚华、苏秀老师都热情地招呼了我并向我问些话，邱岳峰坐在靠墙的里面没有参与他们，甚至没正眼看我一下。

可能是买老朋友的面子，韦启昌说："老邱同意收你这个学生。"

一天晚上我跟着他去了邱岳峰家。

陕西路与襄阳路之间、淮海中路南侧的一条昏暗的弄堂，往里走到一个澡堂子门前右拐，到一家"大块头三黄鸡店"前再左拐到更狭窄的支弄，接着再右拐，然后钻入左边一个小狭道，从门挨门、门对门的其中一个门进去，楼梯在一个烧煤炉的合用灶间边上。楼梯很陡，踏步板很窄，我用手紧拽扶手，脚侧过来跟着韦启昌往上攀。

门开了，一股暖气冒出来。屋子上空有根铁皮管道，由一个可以在北方看到的火炉上口通到窗外。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靠窗的墙角有一棵很高的橡皮树。显然是刚吃了晚饭，一家人七手八脚地收着桌上的残剩与碗筷，并把桌子移到边上。

他穿一件深棕色的粗毛线衣，高领的。他招呼我们进去，他的儿子们侧过身来让出空间。我叫了声"老师"，他淡淡地给我一微笑，握了一下我的手算是收下我了。

韦启昌一定把我的情况都跟他介绍过了，他除了简单的几句问候，啥也没问我。两个老朋友的谈话我插不上，就傻傻地坐在一旁。

那火炉是在进门的右侧，再右一点儿是一块凹进去的地方，下面刚刚好放一张床，床边一台缝纫机；上面搭出了一个阁楼，人上去不能站立，没有床，只铺着被褥。

"他睡哪儿？"我脑子里闪过一个问号。

他要出门，说了声"一起走吧"，我们下楼，自行车推出弄堂，韦启昌告辞了。我就跟着老师一起骑上了车，我不知道我该跟着还是说再见，我就那么跟着。

"老师您去哪儿啊？"我没问，跟着骑吧。

有几次我骑到他边上与他并行，我偷偷地注视了他的侧面。

很高的鼻子，鼻子的下端与唇上的人中形成一个很硬的直角线；淡褐色的眼睛在眉骨下深陷着，嘴唇很薄，嘴角锁得很紧很深，一张典型的西方人的脸。他长长的头发往后梳披在了厚厚的棉衣领上。那件棉大衣很臃肿，蓝色的，左胸上印有红色的"安全生产"字样，穿在他身上像是一种对他的捉弄。他没戴手套，在寒风中两手努力地往棉衣袖里缩，只露出几根手指挡着车把。

我突然觉得像是踩空了几下，车链子脱掉了。我只能停下来推到一旁撑好车，设法挂上车链子。

他停下车一只脚撑地转身问我："行吗？"

我手上都是黑色的油污，背上出汗了。

"您走吧，老师，我不去了。"我一副狼狈相。

"好。给我电话，写信也好。"他骑上车走了。

在这以后，我电话或者信与他约时间，把准备好的散文或台词片断念给他听，记得他总是眯着眼睛不看我，念完他先问我："你感觉怎么样？"

他要我做"口腔操"，舌尖又快又干净打在上齿龈上。

"自己的声音呢？"他不许我模仿任何人，尤其是他的声音。

"看书，要多看书，什么书都看。"

我从没听到他一句对我的赞扬和批评的话，也没有机会在他身边去悟点儿什么。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是否真在意我这个学生。

我考译制厂，主考我的富润生先生拿出一张字条叫我念，具体忘了，反正是很绕口的翘舌音的字组成的句子，那正是岳峰老师提醒过的我吐字发音的毛病。

几年后，富润生告诉我"那是老邱写的"。

最终我没能进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门，因为我那时在一个"集体所有制"的防修队当工人，"集体所有制"里的人是不能进入"全民所有制的"；我也没能进入老师要领进的门，他把门关了。我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关在门外的弟子。

1980年3月30日的傍晚，他把自己的生命之门重重地关上了，把一切他所爱所期所累所怨，彻底地关在了门外。那时突然地下起了雷雨，雷很响，雨很大。邱师母后来回忆说，那时有个年轻人一直在医院门前大雨中淋着……我真希望那人是我！

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父亲告诉我，一位姓富的老师打来电话说你的邱老师死了。我赶紧跑到公用电话亭。富润生老师说，这是真的。从电话亭走回家才几分钟的路，我走了很长时间。我抬头对着天空，我想哭喊。

当天下午我到了邱家。已有许多花圈。一张他曾很满意还开玩笑说可以成为遗像的照片，被放大嵌入了镜框摆在桌上。师母坐在一角，好多女人围着她，个个都在擦着眼泪。我挤进屋，靠门边的墙站。屋子里挤满了人，没人注意到我到来，只有洁婴（邱必昌小名）哥过来招呼了我一下。我就在那里站着，脑子里是空白的，心是麻木的，只有被泪水模糊了的眼睛望着老师的照片。

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我以洁婴哥的名义给堆满桌的观众来信回信。我拿了老师曾用过的一个扁平的酒瓶，装上烈酒揣在口袋里。我读着那些信，泣不成声。就这样，哭哭停停喝几口，接着写回信。他有数不清的影迷啊！他们心中对他的崇拜热爱的感情之门是关不上的呀！

我回了这么多的信，之后又收到他们回给邱必昌的信，最后我以林栋甫的真名再回过去，有好多位就与我成了笔友。

其中有一位小姑娘，叫邢淞岚，她崇拜邱岳峰。一年后为举行一个岳峰老师追思会，我写信请她来参加追思会。她哥哥淞霖给我电话，请我去他家，讲好他手里拿本《电影故事》作标志在车站等我。到了他家，邢淞岚从里屋走出来，细眉细眼，皮肤白皙，她很矜持地打量了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瘦高留着长发的男子……那天以后，我开始约她出来见面了。

每年的3月30日，我们都会去龙华殡仪馆的骨灰存放室。在镶嵌着岳峰老师像片的骨灰盒前，我们俩紧紧地靠在一起。每次她都会把采来的不知名的花草放上去，直到1990年我随邱家兄妹一道把岳峰老师的骨灰盒送到苏州东山面湖的一个墓地。那天也是个雨天。

从我的女朋友到成为我的妻子，每年的年三十与中秋节，淞岚都会和我一起去看望邱师母，与邱家的兄妹在一起。后来这块位于淮海路与南昌路间的居民区被拆迁了，成了著名的襄阳市场。

邱师母最后的日子是在石门路上一家小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那天下午我把她那瘦弱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间，听她数着她看过的我做过的电视节目，和拍过的影视剧。我知道她行将离去，我心中希望她没痛苦地去，去到门那边的岳峰老师那里告诉他，洁婴与他的弟弟妹妹都挺好，都已成家当父母了；当年前途无望的小林现在的名字前也被加上"著名"了……

2004年10月，我们在龙华殡仪馆送走了邱师母。洁婴哥说他在此时此地没法说出话来，要我代表全家对大家说话。我记得我说了在送走我母亲时也说过的话：地上走了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我们还活在地上的人要活得很好，天上看着我们的星星也会更亮。

洁婴哥被淞岚带坏了，红酒越喝越讲究。那天夜里我们坐在我的爵士酒吧喝着红酒，他说老爷子要在，会与我们一起享受。因为这样的生活是他喜欢的。我说，我们替他享受，因为他的生命正在我们身上延续。

27年过去了，我一直试图明白他。在后来的许多年当中我与他的老同事们都有很好的交往，从他们的交谈中获得的邱岳峰片影碎面，但始终拼凑不到一起。他的形象在我心里愈加朦胧复杂起来了。那件蓝棉衣裹着的身躯里是怎样的一个灵魂？

今天上午我和淞岚还有女儿一起去了蒙马特高地，在那里，女儿很高兴地再次让摆地摊的画师为她画肖像。我站在画师的背面，看着他笔下渐渐呈现的脸型，对照着画板前我女儿的脸庞，我想，我画得比他好。我曾凭记忆画过一张恋人的肖像让她感动，我现在随时随地还可以用单线条画出邱岳峰的侧面肖像。

我能画的恋人现在已是我的妻子，她因崇拜邱岳峰而嫁给了他的学生。这会儿，她现在就在我身边，还有我们的女儿。

我能画出来的邱岳峰呢？

我问在黑幕中矗立着的圣母院：他在哪儿呢？他为啥走了呢？

圣母院身上的光反射在夜空中，弥漫开来，在天际的光影中，我看见一个舞者，一个生错时间长错地方的舞者，他戴着镣铐在舞着。

2007年8月5日
巴黎
林栋甫

注：此文作者林栋甫，配音、影视演员、主持人。我转发此文得到他和他太太邢淞岚女士的同意。
他在德国新报有专栏：《东西两厢谈》链接如下：

http://www.xinbao.de/xinbao/xinbao/ssdf/2014-11-26/497896.html